張聞天的家風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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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是革命前輩和典范，在長期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形成了求真、無私、廉潔、嚴格的家庭風尚，展現了共產黨人至高無上的情懷和矢志不渝的堅強黨性。他一生艱苦朴素、嚴於律己，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追求人類最高理想為目標，不摻雜任何個人私利，在逆境中寵辱不驚、堅持真理，經受住了歲月和歷史的檢驗，值得每一位中華兒女學習。

熱愛讀書，勤於思考，永遠追求真理

張聞天出生於20世紀初新舊交替之際，從小接受新式教育，功課出類拔萃，1917年考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開放包容的校風讓他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同時，接觸歐美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受到民主、自由的熏陶和科學精神的冶煉，尤其深受《新青年》雜志影響，他開始了思想上的自我覺醒。后期投身五四運動，對馬克思主義學說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於1919年8月發表《社會問題》，圍繞中國革命問題闡述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之一。

訥於言而長於文，是張聞天讀書時期留給同學最突出的印象。對於子女，他同樣身教重於言傳，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感染后輩。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無論順境逆境，始終堅持讀書，尋求真理，一生都保持著學習與思考的習慣。他教育小女兒張引娣：“讀書要靠自己爭取，要勤奮學習，隻有讀書才能為國家多做點貢獻。”

張聞天在青年時代，翻譯和評介了包括王爾德、歌德、托爾斯泰等著名作家的大量文學作品，撰寫了許多宣傳新思想的文章﹔參加革命后，他熱切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探尋正確道路嘔心瀝血﹔晚年被批判，他依然心系黨、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結合當時的社會性質、經濟建設、黨的建設等實際問題將自己深思熟慮的觀點寫成了10萬字的《肇慶文稿》，成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豐碑。

張聞天在思考和研究問題時，總是以真理為追求，以實踐為標准。這和他所接受的教育分不開，也和他熱愛讀書、熱愛獨立思考分不開。他的兒子張虹生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也養成了熱愛讀書和思考的習慣，在日后回憶起父親的時候說：“父親話不多，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他教會我不管多亂的環境都要靜下心來讀書。”

艱苦朴素，儉以養廉

張聞天出身富農家庭，從小跟隨父母參加勞動，養成了勤勉簡朴的習慣，目睹中國百姓窮苦之現狀，更是增加了他對貪腐的痛恨、對物質追求的厭惡。

張聞天和劉英結識於長征途中，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理想讓他們走到了一起，不論時代和生活格局發生多大改變，二人始終艱苦朴素、甘苦與共，營造了互相照顧、互相扶持的家庭氛圍，成為模范夫妻表率。劉英晚年回憶起張聞天，說他生前節約，衣服領子壞了換領子，袖子壞了換袖子，同事都笑話他：領子袖子不是一個顏色，時髦啊！到使館上班也總是先關電燈，倉庫燈亮著也去關掉，到處關燈。他還說留錢給子女親戚沒好處，給多了會腐敗、亂用，他們有本事自己去掙。

張聞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55年，他從蘇聯回到北京，協助周恩來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夫妻二人將任蘇聯大使期間結余的1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7萬多元，全部上交給了國家。

1967年，兒子張虹生在新疆農場結婚，張聞天給他們寄了400塊錢，和一些用過的舊被套作為新婚禮物。張虹生事后回憶起這件事不無辛酸地說道：“我結婚時用的新被子還是我愛人她家寄來的。”

1976年，張聞天在無錫病重，雖然經受黨內極不公正的待遇，被批斗被監視，他仍一再囑咐劉英：“我死后替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最后一次黨費。”張聞天逝世后，劉英將儲蓄4萬元連同利息169.6元作為黨費上交，未給子女留下一分一毫，令人肅然起敬。

不搞特殊化，對子女要求極為嚴格

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任外交部副部長。兒子張虹生當時想報考外交學院，因對外語沒有十分把握，希望父親給分管學校打個招呼，張聞天一口回絕：“你有本事就上，沒本事就別上。”張虹生后來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

張聞天對人對己不搞特殊化，對待子女的嚴格更是近乎苛刻。古人雲，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要留好樣給兒孫。這不是他第一次拒絕兒子的請求，也不是最后一次。

早在張虹生還小的時候，他看見父親的小汽車便也想坐一坐，面對兒子的“耍賴”，張聞天寧願走路去上班，也不讓他“得逞”。

后來，張虹生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由於衛生條件艱苦，沒多久就患了肝炎，並發展成慢性肝炎，他寫信給父親，希望回北京治病。張聞天卻給他回信：“你有什麼資格來北京看病，新疆那麼多職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當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來。”這樣的話語讓張虹生心寒，但他最終理解了父親。正因為父親身居高位，他更要自食其力，他最終留在農場，一邊勞動一邊治療，這一呆就是15年，在那裡結婚生子，沒有享受任何作為高干子女的照顧。

直到張聞天去世兩個月后，張虹生才憑政策調回祖籍江蘇。1979年，中組部開出調函讓張虹生回北京工作，時任中央紀委委員的張聞天夫人劉英卻直接把調函退給中組部：“干部子弟為什麼都要回北京？”張虹生尊重母親的意見，留在南京，后調入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直到退休。

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

張聞天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他竭忠盡智為黨和人民工作，不計較個人的榮辱進退。他不爭名利、能上能下，在每一個崗位上鞠躬盡瘁、盡善盡美。

張聞天曾任黨內最高職，整風運動后為實踐其決心深入實際進行“補課”的諾言，他主動去東北任省委書記，在土改、經濟和民主建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績，對全國起到了榜樣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又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出任駐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在“授權有限”的工作條件下，他成為新中國外交業務和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者，通過調查研究和躬身實踐，理順了駐外使館的日常內容和發展思路。

廬山會議后，中組部讓張聞天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裡的英文、俄文版外交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並開始重讀《資本論》。哪怕到“文革”，他被批斗，仍不忘在黑暗中總結過往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寫成文字留給后人以巨大的驚嘆和警醒。

張聞天不計較個人得失，將自己比作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就往哪裡搬。隻要是對黨、對人民有利的事，讓步多少都可以。他對待自己如是，對待子女亦如是。1956年，政府精簡機構、壓縮人員編制，張聞天率先把小女兒從打字員的崗位上精簡下去，讓她回上海自謀生路。在他的帶領下，外交部的精簡工作異常順利，而小女兒后來靠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車廠找到了工作，仍然做打字員，最終以工人身份退休。

1975年9月，兩個女兒一起去無錫看望父親。長女維英在上海獸毛廠當臨時工，次女引娣在上海自行車一廠當工人，她們向父親訴說生活的艱辛。這是父女分別了十多年后的重逢，張聞天語重心長地對她們說：“革命者的后代應該像人民一樣地生活。”

如張聞天所言，他的子女們都在平凡的崗位上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平凡即偉大，他的后代有多平凡，就映襯著他的靈魂有多高尚。以張聞天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們以身作則，做黨的好兒女，做子女親屬的好榜樣，並將優秀的紅色家風代代相傳，為廣大黨員干部樹立了家風建設的楷模，具有學習意義。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