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延安時期如何抓學習

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和農民談話，詢問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資料圖片）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第六次會員大會召開，指出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延安精神是中國革命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體現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政治覺悟、意志品質、道德風范和作風形象，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實踐性、革命性的思想品格，內涵豐富，歷久彌新，為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延安時期，我們黨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進一步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在黨的發展史上至關重要。在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強大理論武器，陸續創建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延安馬列學院等十幾所干部學院，為抗戰培養了大批干部，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和研究。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毛澤東還倡導成立了延安新哲學會，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毛澤東在土窯洞裡寫下了《實踐論》《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等閃爍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光芒的哲學名篇。在《毛澤東選集》中，延安時期寫作的文章佔一半以上。延安時期，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成為全黨自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斗力。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閱讀了大量馬列主義書籍，在《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等書籍空白處寫滿了旁批。他還經常向干部推薦書目。中共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定為“干部學習節”，在黨內廣泛開展學習競賽，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在毛澤東的帶領和指導下，延安涌現出許多學哲學小組。政治經濟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相繼成立，呈現出“吃小米飯，攻理論山”的氛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可以說，延安時期是我們黨形成學哲學、用哲學好傳統的關鍵時期，黨的高級干部帶頭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融入革命工作，大大提高了黨的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

　　延安時期，我們黨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和干部教育。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的講話中說：“我們隊伍裡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本領恐慌”的提出意味著我們黨在新的形勢和問題面前，強烈意識到增強本領的緊迫感。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防范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對提高能力本領提出了更高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黨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要增強學習本領，在全黨營造善於學習、勇於實踐的濃厚氛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動建設學習大國。

　　延安時期，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掌握了從中國國情出發解決中國問題的科學方法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源出於班固所著《漢書·景十三王傳》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進行了科學闡釋，賦予唯物辯証法意義，創造性轉化成為我們黨的重要思想方法。1941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校題寫“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作為校訓。1945年為七大紀念冊題詞“實事求是，力戒空談。”實事求是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哲學智慧和實踐經驗，運用這一科學方法，中國共產黨在吸取血的教訓基礎上，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從而有力回答了怎樣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延安整風前夕，毛澤東大力提倡調查研究，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是正確認識和判斷中國國情的科學方法。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著作中，對中國國情特別是中國農民的各個主要部分作了極為深刻的分析，這得益於他長期以來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及《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中央設立調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區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應的調查研究機構。調查研究在黨內蔚然成風，並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確立起來，從基層實際中探索出把“抗日救國的政治口號與改善生活的經濟口號”相結合等行之有效的群眾工作方法。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也是做好新時代各項工作的基本功。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頒布《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創造了“把抗日戰爭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來”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建設新模式。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原則，推行精兵簡政，解決機構臃腫、人員復雜問題。在人民司法實踐中，創造出把黨的群眾路線和優良傳統運用於案件審理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國情出發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創造。延安時期的創新創造遠不止這些，在土地革命、婦女解放、社會治理、經濟發展等方面還有許多探索嘗試，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提供了經驗。

　　延安時期，我們黨總結黨的建設經驗教訓，將從嚴治黨作為黨的建設的鮮明主題，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紀律和法治監督管理。1941年出台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從嚴處理了黃克功、肖玉璧等案件。延安時期，我們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深刻把握黨的領導規律、黨的建設規律、政權建設規律，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和支持。1940年3月，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指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這是對人心向背的政治規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對延安精神的繼承和發揚。隻有不斷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群眾基礎，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我們黨才會永葆強大生機和活力，永遠走在時代前列。

　　延安時期，我們黨堅持牢記使命、服務人民，保持了為人民利益、民族解放不懈奮斗的革命姿態

　　延安精神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中國共產黨人的家國情懷、為民初心和為共產主義崇高事業不懈奮斗的精神。毛澤東說：“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黨的七大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延安時期，黨同根據地人民保持了血肉聯系，人民群眾信任黨、信任人民軍隊，形成軍政軍民團結齊心、同仇敵愾、共御外敵的生動局面。隻有深刻理解延安精神，才能夠搞清楚中國共產黨為何能夠贏得全國人民的支持信賴，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巍然屹立於東方的新中國。

　　1941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一切為了人民，既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等諸多方面。1942年12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指出：“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革命烈士張思德的追悼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黨的全部歷史，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歷史，是為人民謀福祉、依靠人民奪取勝利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為什麼人、靠什麼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他強調，“始終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人民是我們黨賴以生存發展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根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賦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新的內涵，對於確保黨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延安時期，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朴素、從嚴治家、勤儉持家，保持了紅色家風。中國共產黨領袖們廉潔朴素、艱苦奮斗的人格魅力令訪問延安的埃德加·斯諾深受感動，稱之為“興國之光”“東方魔力”。歷史學家瑞貝爾·卡爾在《毛澤東傳》中寫道：“延安時期成了一個神話般的時代，也是一個因勤儉節約、同志友愛，以及相對來說不分社會等級、全民共享思潮而聞名的地方。長征老兵們的士氣和情感，使得延安成為一個從不計較個人財富與權勢的聖土。”政治信仰與道德人格有著緊密聯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要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這樣，人生奮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點，才有不竭的精神動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做廉潔自律、廉潔用權、廉潔齊家的模范。”這些要求都與延安精神一脈相連。（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