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勛卓著名垂千古——李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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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1916年4月出生在河南新縣陳店鄉李家窪村，自幼喪母，給人家放牛為生，1930年2月不到14歲的他就參加了紅軍。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李德生當過7年戰士，爾后從排長到軍長，擔任過各級軍官，直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在革命戰爭中，他能攻善守，打過許多大仗、惡仗，負過6次傷，立過多次戰功。在劉鄧大軍中，李德生帶的部隊，是經常用來完成艱巨任務的“尖刀和拳頭”，常常出奇制勝，享有盛名。

1954李德生年從朝鮮回國后，1955年擔任十二軍軍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毛澤東點名調到中央工作，隨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副主席，擔任國務院業務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這在全軍的軍一級指揮員中，是絕無僅有的。

一、長征途中李德生被錯誤開除黨籍

1930年2月李德生參加紅軍后，被編入紅四軍十一師三十二團二營四連當兵。一年后，被調到營部當通信員，1932年又被調到團部交通排當傳令兵。這個交通排十分重要，它是團首長的左膀右臂。當時對傳令兵的挑選是比較嚴格的，一般都是苦大仇深、年輕力壯、機智勇敢、有作戰經驗的老兵。李德生除了具備上述條件外，他還有一個長處，就是走路不但快，而且善於辨別方向。隻要走過一次的路，他都能記住，不會出差錯。1932年2月，李德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3年8月后，李德生擔任了交通隊班長，參加了儀南、營渠、宣達三次戰役以及反“六路圍攻”。1934年1月，李德生調任第十二師三十五團供給處政治指導員。同年8月，調任第十師三十四團供給處政治指導員。李德生喜歡打仗，也不在乎當不當干部，於是向組織上提出了回到班排工作的要求。同年9月，他又到師交通隊當了班長，同時擔任黨支部書記。

1935年6月，長征路上的李德生被錯誤地撤銷了黨支部書記和班長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到1936年，才重新當上班長，直至抗日戰爭開始后，紅四軍第十師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后，李德生才被任命為團直屬隊通信排長。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5月初，開始長征。李德生被錯誤開除黨籍就是發生在長征途中鬆潘縣鎮江關的事。當時，作為黨支部書記的李德生，在一次召集各黨小組長匯報戰士思想情況后作歸納總結時說：“現在戰斗比較頻繁，生活也相當艱苦，要加強思想工作，加強黨的生活。最近幾個月，我們黨的組織生活有點鬆了，匯報不經常了，希望大家要抓緊。”這番話本來是實事求是的，但參加會議的一名支委是該師葉政委的秘書，他向葉作了歪曲匯報。葉聽后不作任何調查，就把李德生叫去，大發雷霆：“現在比過去好多了，你怎麼說現在不如過去？”李德生認為自己說的是真話，也是正確的，就申辯說：“部隊好也好，不好也好，我是一個班長，是支部書記，我有什麼責任？”這樣一來，葉更火了，下令把李德生捆起來，用棍子打了一陣子，並宣布撤銷他的黨支部書記職務，開除黨籍。

事情發生后，李德生思緒萬千，怎麼也想不通：自己貧苦出身，相信紅軍，相信黨，堅定不移地跟黨走，說了些實事求是的話，怎麼就被開除了黨籍呢？時任十師師長的陳錫聯得知此事后，馬上找李德生談話，了解詳情，鼓勵他放下“包袱”，戰勝挫折，輕裝前進，並在各方面給予了他許多照顧。李德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斗爭，終於得出了結論：由於張國燾“左”傾錯誤的毒害，使得一些人思想方法偏激，辦事絕對化了。為了革命事業，個人受點挫折算不了什麼，這件事遲早會搞清楚的。因此，他下定決心，打擊再大再重也決不消極，不退縮，不后悔，挺直腰杆，革命到底。

二、“刀劈三關”奪襄陽

抗日戰爭時期，李德生於1943年升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營長，后調到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任第三十團團長，1945年起調任七六九團團長。在抗戰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馬坊戰斗，就是時任三十團團長的李德生親自指揮的。此戰李德生率領82名突擊隊員進入日軍馬坊據點，“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馬坊戰斗勝利后，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贊譽其為“一場典型的殲滅戰”。

解放戰爭初期，李德生升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十七旅旅長。

1948年7月初，劉伯承、鄧小平命令中野第六縱隊、桐柏軍區主力和陝南十二旅發起襄樊戰役，以便開辟漢水中段，建立戰略前進基地。

在戰役第二階段，第六縱隊司令員王近山受命統一指揮江漢南岸的部隊奪取襄陽城。襄陽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易守難攻。王近山從當時的敵我態勢出發，斷然決定改變傳統戰法，首先奪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門外的鐵佛寺，“刀劈三關”，開辟城西走廊，而后集中主力從西門實施主要突擊。那麼，由誰來擔負這個“刀劈三關”的任務呢？在作戰會議上，李德生搶先表態：“我們十七旅擔任主攻。”

為了便於各部隊協同作戰，縱隊決定，在攻城突破階段，由李德生統一指揮。受領任務后，李德生率領各團領導人晝夜進行陣地勘察，研究制訂作戰方案，組織落實各項准備工作。

7月8日，刀劈第一關——琵琶山。

琵琶山高約200米，從城西南高地前延伸下來，從山下可以用火力封鎖城西走廊。它背后的大山和東面的真武山，也可以對其進行火力支援。該山守敵構筑了以地堡、碉堡為核心的環形防御陣地。李德生命令第五十團二營首攻琵琶山，但未能奏效。翌日18時30分，在第四十九團團長苟在合的指揮下，該團三營再次向琵琶山發起攻擊。經過15分鐘激戰，全殲守敵，攻克琵琶山。不幸的是，苟在合在陣地上踩響地雷，光榮犧牲。

7月10日，刀劈第二關——真武山。

真武山在琵琶山東邊，距襄陽城約1公裡，控制著襄陽城南門和西面走廊，有“襄陽城的一把鎖”之稱。10日19時20分，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團二營在炮火掩護下，對真武山守敵發起攻擊，在20分鐘內接連摧毀敵人18座地堡。20時許，佔領敵人陣地，並打退了敵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陣地。與此同時，李德生又令第五十團一營乘機攻克城西的張家堂，殲敵1個排，為我軍向西關進攻掃清了道路。

7月13日，刀劈第三關——西關鐵佛寺。

鐵佛寺離西關大橋僅50米，與相距100多米的西門城樓成掎角之勢，兩處火力形成密集的交叉火網，外層還有鐵絲網以及十幾米寬的雷區，敵人防守兵力有一個營，硬攻是難以奏效的。於是，李德生決定暫緩攻打鐵佛寺，令第五十團先進行隱蔽作業，秘密挖掘地下通道。經過兩天的土工作業，挖出了兩條直抵西關的交通溝。接著，李德生又組織力量排雷，將敵地雷基本排除。准備工作就緒后，李德生即指揮部隊從地面、地下分兩路同時發起進攻。13日夜，第五十團一、二營和第四十七團各一部，沿交通溝攻佔了鐵佛寺及其附近的紅土包子和同濟醫院，殲敵一個營，俘敵百余人，全部控制了西關。這就建立了總攻的主要陣地，為勝利攻佔襄陽城創造了重要條件。

“刀劈三關”之后，王近山決心採取高度集中的戰法，把六縱全部兵力使用在西門主要沖擊方向上，以第十七旅為攻城第一梯隊，李德生擔任攻城指揮員。王近山提醒李德生：像康澤這樣反共幾十年的特務頭子，不把他打成“光杆司令”，他是不肯罷休的!

總攻開始前，李德生帶著副旅長宗鳳洲深入到最前沿，認真勘察地形，仔細觀察敵情，將敵人的地堡、炮樓、火力點繪成平面圖並編上號，把我方的各種火器也編上號，然后再根據攻擊目標和火器性能，分工包干，對號入座，落實到單位，責令其堅決予以消滅。對李德生的這一招，王近山贊揚說：“挺科學的嘛！”

在李德生指揮下，擔任突擊隊的第四十九團一營於14日黃昏進到鐵佛寺一線趕筑工事。隨后，旅指揮所也進至紅土包子。7月15日，我軍對襄陽城發起總攻。16日16時，襄陽守敵被全殲，敵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和副司令郭勛祺等被活捉，襄樊戰役勝利結束。

三、上甘嶺戰役后期的第一線指揮員

在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嶺戰役后期，李德生曾經擔任過第一線指揮員。當時，李德生任十二軍副軍長。根據上級命令，該軍在完成上甘嶺以東金城地區的防御作戰任務后，將於1952年11月初撤至谷山地區休整。然而就在部隊向谷山轉移途中卻接到命令：抽調部隊作為十五軍的預備隊，隨時准備參加上甘嶺戰役。

一天，李德生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去三兵團兵團部受領任務。李德生帶著作戰參謀趕到兵團部后，王近山司令員對他說：“十二軍現已調為兵團的戰役預備隊。全軍同志從上到下，要准備全部投入戰斗。⋯⋯我們正在上報，准備在十五軍指揮下，成立五聖山戰斗指揮所，由你負責統一指揮在上甘嶺前線作戰的十二軍、十五軍所屬部隊。”他要求：“戰斗情況及時直接報兵團，也要報十五軍軍長秦基偉。仗是在他們陣地上打的，要聽從他們統籌調動指揮，相互搞好團結。”

李德生回到軍部，向軍裡幾位領導匯報受領任務和部隊使用情況后，立即出發去上甘嶺。到了十五軍，見到了秦基偉軍長、谷景生政委，聽他們介紹了十幾天來的戰斗情況和經驗教訓，對敵我攻防特點有了大體了解。經過研究，他們決定將十五軍第四十五師撤出陣地，由十二軍第三十一師接替，三十四師、三十五師的主力也全部拉上去，准備和敵人進行決戰。

接著，李德生冒著敵人的炮火，沿著崎嶇的簡易公路，驅車直奔五聖山指揮所。

李德生和師、團領導一起召開會議，發揚軍事民主，邊擺問題邊研究解決方法，很快就在彈藥運輸、食物供應、工事構筑、通信保障等方面找到了可行的辦法。在兵力和火力的運用上，李德生使用了“兵力前輕后重，火力前重后輕”的戰斗部署。實踐証明，這種富有創造性的部署，既能避開敵人的火力優勢，大大減輕自己的傷亡，又能有效地發揮我軍的火力，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十二軍三十一師接防后，千方百計打擊敵人，守住了陣地。11月1日至5日，敵人以營、團規模的兵力，在飛機轟炸、坦克沖擊下，向九十一團防守的597.9高地各陣地發起了數十次攻擊，均被我擊退。11月7日，毛澤東在親自起草的軍委給志司和三兵團的電報中說：“此次五聖山附近的作戰，已發展成為戰役的規模，並已取得巨大勝利，望你們鼓勵該軍，堅決作戰，為爭取勝利而奮斗。”

11月11日下午4時半，在我猛烈的火力襲擊和掩護下，九十二團的突擊連分三路迅猛突入敵陣。經過35分鐘激戰，將敵大部分殲滅，奪回了537.7北山陣地。從11月12日至12月4日，美軍又多次糾集營、團規模的兵力進行反扑，均被我軍擊退。537.7北山陣地被我軍牢牢控制在手中。

在十五軍和十二軍廣大指戰員團結協作、並肩戰斗下，上甘嶺戰役勝利結束了。11月28日，三十一師奉命將597.9高地全部防務移交十五軍。12月15日，一○六團奉命將537.7北山陣地移交十五軍。五聖山前線指揮所亦奉命撤銷。

四、精心培育“郭興福教學法”

1957年底，時任十二軍軍長的李德生，奉調到北京高等軍事學院學習。這對於一個身經百戰的將領，無異於如虎添翼。3年學習結業后，李德生仍回十二軍任軍長。在沒有打仗的情況下，軍事訓練是部隊的中心工作，是提高部隊戰斗力的基礎途徑。20世紀60年代享譽全軍的“郭興福教學法”，就是李德生親自下連隊樹立的典型。

1961年初，李德生和軍政委史景班商量后，帶領軍、師、團聯合工作組，來到一○○團二連蹲點。

一天，聯合工作組對該連進行了一次事先不打招呼的檢驗性實彈射擊考核。結果，這個十二軍的訓練先進連隊成績並不理想，隻打了個及格，而且還暴露出許多問題。為此，李德生找該連主管訓練的副連長郭興福進行了一次長談。盡管郭興福對這次“突然襲擊”式的考核有些想法，但經過李德生的耐心教育，還是能夠正確對待的。郭興福也認為目前的訓練狀況急需改進，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想法。

李德生和工作組確定，從單兵、小組和班的戰術訓練開始，對訓練內容、訓練方法作一些改革。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演練，終於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於是，軍裡召開了具有實戰經驗的營以上主官參加的訓練現場會，要求大家用“實戰需要”這把尺子衡量實驗分隊的作業。經過討論，大家提出了200多條改進意見，並普遍認為郭興福教的小組進攻最好，教得細，教得活，內容豐富，切合實戰。會議的評價，使工作組很受鼓舞。

李德生認為，郭興福帶的分隊有了一定的基礎，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抓下去。為了總結出真正管用的訓練經驗，他決定將抗美援朝戰爭中以舍身爆破英雄伍先華命名的二連三班作為試點，人員不作調整，隻派一名副排長去當班長，由郭興福任教練員。正是從這裡開始，郭興福邁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步，“郭興福教學法”也快要噴薄而出了。

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郭興福和他帶的這個班進步很大，在教學上已經有了一套較成型的辦法。郭興福也改變了原來簡單粗暴的作風，已學會將政治工作滲透到訓練中，能針對每個戰士的思想狀況、身體條件、接受能力、性格特點等因人施教。在郭興福的帶領下，這個班的戰士個個生龍活虎，朝氣蓬勃。

李德生在郭興福身上傾注了智慧和心血。他經常到訓練現場作指導，不斷把自己幾十年來的實戰經驗和帶兵經驗傳授給郭興福和試點分隊，並幫助他們解決訓練中的難題。他不顧年齡大，親自作示范，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給大家以很大的鼓舞。他還讓郭興福帶領小分隊到十二軍各師進行表演，廣泛聽取意見，對教學方法不斷加以充實和改進。

通過實踐，李德生對“郭興福教學法”進行了思考和總結。他認為，“郭興福教學法”的獨到之處，就是始終把握住“一切從實戰出發”這個首要前提。其特點是：方法多樣，教活練活﹔既講全面，又有重點﹔嚴格要求，一絲不苟﹔軍事民主，教學相長﹔思想工作，貫徹始終﹔政治挂帥，練為戰是根本，等等。在李德生的指導和幫助下，后來被總結為軍事和政治、理論和實際、行動和思想、戰術和技術、演練和講解、言教和身教都結合得很好的基層練兵法——“郭興福教學法”誕生了。

1961年8月的一天，總參軍訓部《軍訓通訊》雜志副總編郝雲虹等路過十二軍，在得知軍裡正在抓典型之后就留了下來。第二天，在李德生的陪同下，他們觀看了郭興福班的戰術訓練表演。那天，氣溫高達37℃，郭興福和戰士們在作業場上渾身汗水，但始終精神飽滿，操演認真，一派活躍氣氛，再現了我軍戰爭年代開展軍事民主、互教互學的優良傳統。郝雲虹看過后，連聲稱好，並決定改變行程，留下總結郭興福的教學經驗。1961年10月2日，《軍訓通訊》特地出了一期增刊，專門介紹郭興福的教學經驗，並將原發行范圍由團擴大到連。

“郭興福教學法”的產生，對全軍的軍事訓練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和深遠的影響力。

五、“九一三”事件前夜坐鎮空軍指揮室

1971年9月12日晚，對於李德生來說，是緊張的一夜，難忘的一夜。

這天晚上，李德生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周恩來主持的一個小型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晚上10時左右，工作人員突然把周恩來請出去了。周恩來一直在電話間沒有回來，討論停了下來。直到午夜12點過后，周恩來把李德生叫到電話間，嚴肅地對他說：“林彪乘飛機逃跑了。你立即趕到空軍指揮室，替我坐鎮指揮，隨時向我報告情況。”接著他又命令道：“你24小時都不能離開指揮位置。”

李德生立即乘車趕到空軍指揮室，擔任值班的空軍副司令員曹裡懷、副參謀長白雲將他迎進了值班室。在場的還有作戰、偵察、情報、通信等有關人員。李德生立即將在天安門參加國慶閱兵排練的空軍參謀長梁璞找來，后來空軍政委王輝球也來了。

李德生坐在空軍指揮室一張很大的寫字台前，桌上裝有直通總理的紅機子專線電話，他不斷地將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到達地點等情況向周恩來報告。

眼看飛機馬上就要飛出國境，李德生著急了。他趕緊請示周恩來：怎麼辦？要不要派飛機攔截？

周恩來答復說：“毛主席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恩來又強調說：“林彪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把他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呀！”

因為梁璞他們並不知道飛機上坐的是什麼人，所以又一次焦急地問李德生怎麼辦。“這架飛機不能打，不能攔截，讓它飛！這是總理的指示。”李德生隻能這樣告訴他們。

就這樣，李德生他們眼看著這架飛機於9月13日凌晨1時50分飛出了國境線。

此后，周恩來反復讓李德生告訴空軍的同志，查清256號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時帶了多少油，在山海關機場究竟有沒有加油，根據飛機所攜帶的油量，判斷出究竟能飛多遠的航程。李德生根據查實的數據和計算結果，斷定這架飛機肯定飛不到烏蘭巴托。他立即將有關情況和看法，一一向周恩來作了報告。

林彪逃跑后，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向全國發布了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並派陸軍部隊進駐全國所有軍用和民用機場，實行警戒。

13日凌晨3時15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正向張家口飛去。”李德生立即將這一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報告。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后指示：“這架飛機，無論如何不能讓它飛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絕不能讓它飛走！”

這架直升機是周宇馳、於新野等劫持的，機上攜帶有他們竊取的大批國家機密文件和美鈔，企圖外逃。

李德生叫梁璞查問沙河機場：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還讓飛機上天？機場報告說：“周宇馳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調度室就讓直升機起飛了。”

地面電台這時向直升機呼叫，令其返航，但直升機不聽不理。

李德生問了梁璞一些技術問題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軍：起飛8架殲6戰斗機攔截直升機!

夜航作戰，全憑機上雷達導航，而殲6飛機和直升機速差非常大，又是從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飛行的直升機和各種地面物體，都反映在飛機雷達上，如滿天繁星。8架飛機都沒有找到目標。

后來隻好採取地面向殲6飛機導航，指示目標位置，引導其向目標開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對直升機造成威脅，迫其降落。

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事后得知，直升機駕駛員陳修文發現林彪死黨周宇馳、於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飛，但周宇馳懂飛行，用槍逼他繼續北飛。正在這時，殲6飛機開炮了，雖然沒有打中，卻給陳修文找到借口，說要躲避射擊，東轉西轉，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最后在懷柔縣沙峪迫降。

喪心病狂的周宇馳竟向陳修文開槍射擊，陳壯烈犧牲。周、於兩犯開槍自殺。同逃的李偉信在“集體自殺”時朝天開槍，沒有死，被民兵捉住。

在“九一三”事件中，李德生5天5夜沒有離開空軍司令部，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及時、妥善地處理了有關事宜。

六、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前后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黨的十大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議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干部，如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被選為中央委員。李德生也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在8月30日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和黨中央副主席。

“四人幫”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大肆進行陰謀活動，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利用“批林批孔”之機到處煽風點火，矛頭直指周恩來、葉劍英。1974年9月，由政治局主持召開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解決”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人的問題。政治局成員和軍區負責同志混合編成幾個組，每個組負責批判一個人。當時，“四人幫”利用周恩來病重住院之機，對李德生等人大肆圍攻，擺出不整倒、不整垮決不收兵的架勢，強迫他們作檢查。

李德生除了參加小組會議接受批判外，有時還在政治局全體會議上接受批判。“四人幫”利用毛澤東說的“幾位軍區司令員或多或少有點問題”這句話大做文章。王洪文多次說毛澤東講的“或多或少”，“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們對李德生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林彪接見總政副部長以上干部這件事。

那是李德生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后不久發生的事。1970年5月19日下午，解放軍總政治部突然接到林彪辦公室通知，說是林彪要接見總政正、副主任和二級部長。李德生當即按通知要求率領二級部長以上同志趕到毛家灣林彪住地。這時黃永勝、吳法憲已先他們到達。

在接見中，林彪說，他年輕的時候就愛搞政治，一貫對政治有興趣，主持軍委工作十幾年重視的還是政治，是政治工作的內行。他說，全部工作是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他還說他是搞政治第一，而別的軍委領導同志搞技術第一﹔很多問題不找他，不走正道，不走合法的組織路線﹔過去總政保衛部有人專了他的政。他甚至暗示，李德生當總政主任，是他選的，是他要找一個軍事干部管政治，找一個“丘八”管“秀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也在一旁幫腔吹捧。

李德生聽了林彪的這番話，雖然感到他對總政的要求同毛澤東講的不一樣，但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需要講得多一點。他覺得，對於這些差異，不敏感不行，過於敏感也不行。不過，有一點李德生是有感覺的，那就是他當總政主任，毛澤東、周恩來早在半年前就同他談過，講得很明確，怎麼成了林彪選的呢？

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見李德生和重新組建的總政治部的干部。林彪是軍委副主席，接見總政干部，講講話，這是很正常的事。因此，作為總政主任的李德生，對林彪的講話表個態，說幾句贊揚的話，也就在所難免了。為此，李德生后來檢查說：“嚴格說起來，我沒有看出林彪的言外之意，有盲目吹捧之嫌。”對於這件事，當事人都在，有記錄，有文件，不難弄清。事實表明，李德生與林彪除了正常的工作關系外，沒有任何私下往來，沒有任何非組織活動。

然而，“四人幫”對這個問題卻緊緊抓住不放，非要查出有什麼陰謀活動不可，硬說李德生上了林彪的“賊船”。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對李德生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是別有用心的。因為以前對許多事情的處理，李德生都請示過周恩來、葉劍英，得到過他們的同意。“四人幫”顯然是想從李德生這裡打開一個突破口，找到攻擊周恩來、葉劍英的“炮彈”。具有堅強黨性、為人忠厚正派的李德生提醒自己：這道“防線”絕不能讓“四人幫”突破，一定要牢牢守住“陣地”。於是，他緘口不言，無論怎樣逼也不回答這些問題。

后來，鑒於會議處於膠著狀態，久拖不能收場，李德生的想法有所改變。他想，自己的事情眼前弄不清楚，歷史總會還事物以本來面目﹔而且一直這樣拖下去，可能有人還要節外生枝，引出新的事端，那樣對黨的事業是不利的。他認為，隻有違心地作檢查，才能改變這個局面。於是，他以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實作了檢查。許世友、韓先楚等也違心地作了檢查。這樣會議也就結束了。

通過在中央3年的工作實踐，李德生越來越感到形勢的復雜，自己已成為“四人幫”的眼中釘。同時，從他調到沈陽軍區任職以后，實際上已經不怎麼參加中央的活動了。因此，他認為有必要主動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的職務。李德生提出這一請求后，中央派人與他作了交談，明確答復隻同意他辭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職務。於是，李德生又向黨中央寫了一封簡短的信，提出了上述請求。毛澤東批示同意了他的請求。

歷史是公正的。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總政治部關於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報告》，逐一批駁了“四人幫”強加在李德生頭上的種種罪名，並宣布對李德生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85年11月李德生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黨委書記。1988年李德生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李德生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2011年5月8日16時20分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