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延修：與魔鬼打交道的人

　　楊延修，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擔任上海享有盛譽的廣大華行副總經理，同時又是黨的秘密工作戰士。1980年熱播的電影《與魔鬼打交道的人》男主人公張公甫，與國民黨中統、軍統斗智斗勇，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張公甫就是以楊延修和他的領導盧緒章為原型塑造的。

　　廣大華行的重要創始人

　　楊延修，原名楊連生、楊再之，1911年1月出生於江蘇泰州一個貧苦家庭。7歲來到上海投靠擺皮匠攤的叔父，后在上海英商、法商洋行做過練習生、職員，其間曾入夜校學習，積極參加學生會活動，任民治夜中學生會主席。九一八事變后，為了不做亡國奴，他應招成為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第三屆團員。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為了支援十九路軍抗擊日軍，包括楊延修在內的100多名團員宣誓簽名組成服務隊，奔赴前線救治傷員，搶救難民。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楊延修所在的童子軍團擔架隊才撤回上海，受到市民熱烈歡迎。在抗日斗爭的實踐中，楊延修深刻認識到，隻有跟著中國共產黨，中國的抗戰才會有出路。

　　1933年，為了抗敵御侮謀求活動經費，楊延修與盧緒章等其他四位青年集資300元（當時幣值），在上海成立經營藥品、醫療器械的郵售業務公司廣大華行，楊延修負責包裝業務。到1934年，公司營業額每月達到數千元。為了招攬更多客戶郵購業務，除了“廣大華行”的招牌外，另外加挂“海思洋行”“友寧行”招牌，三塊牌子，一套人馬，業務蒸蒸日上。1935年底，楊延修等公司創始人在浙江嘉興南湖召開會議，總結前一年半的工作，規劃今后的工作。經過討論，決定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讀書活動和愛國活動，將早日建立進步的有影響的青年社團作為廣大華行的主要目標。這一決定對以后廣大華行成為黨領導下的秘密組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廣大華行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

　　一二·九運動爆發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潮。為了在洋行職員中廣泛開展群眾運動，在楊延修、盧緒章推動下，1936年10月，以廣大華行、海思洋行為核心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成立。聯誼會經常舉辦時事討論會、專題報告會，組織洋行職員舉辦讀書會、參加軍事訓練班和救護隊等。1937年9月，黨組織在聯誼會建立黨支部。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為了適應斗爭形勢的需要，地下黨組織決定將“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改建為完全公開合法的群眾聯誼團體“華聯同樂會”，並於1938年4月取得公共租界工部局頒發的C字264號核准的登記証，取得合法公開的社會團體許可証。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楊延修任“華聯同樂會”理事、秘書處主任，后又兼任服務部部長，同時擔任同樂會黨團成員。同樂會成立以后廣泛開展文化教育、文娛體育、會員福利等服務活動，並以此為掩護，進行抗日救亡活動以及黨的秘密工作。到1939年夏季，華聯同樂會擁有會員1萬多人，成為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中人數最多的公開合法團體。

　　1939年9月，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江蘇省委在上海物色黨的干部，去國民黨大后方建立黨的秘密機構，執行黨的秘密任務。鑒於廣大華行有一定經營基礎和社會基礎，多年的經營業績良好，並在西南大后方有分行機構，擁有一條從上海經香港、越南海防到西南的交通運輸線路，熟悉各方面人物，且廣大華行創始人中盧緒章、楊延修、張平3人是地下黨員，這些黨員素質較高，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和華聯同樂會中表現突出，江蘇省委經過慎重考慮，於1940年年初決定以廣大華行作為掩護體，並把它改建為黨的秘密工作機構。廣大華行的黨組織由周恩來親自指導，黨對廣大華行黨組織一般是單線聯系，與地方黨組織不發生任何聯系。周恩來指示廣大華行，必須堅決貫徹黨的白區工作方針，充分利用各方面的關系做掩護，提高廣大華行和個人的社會地位，使這個機構長期保存下去。楊延修隨后被上海地下黨調往昆明工作。為了承接好黨交給的秘密任務，廣大華行決定進行改組。1940年6月，廣大華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召開，討論通過了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方針、公司章程、經營范圍等。會議選出楊延修等5人為董事，楊延修任公司副總經理。

　　化解昆聯社危機

　　隨著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上海很多機構紛紛遷往西南大后方，全國各地在昆明開設的診所和醫藥商店日益增多，廣大華行認為昆明有國際通道，經香港、經越南海防均可暢通，不會因戰事中斷交通，決定在昆明設立分行。上海廣大華行定名為廣大華行上海分行。1938年1月，廣大華行昆明分行正式成立營業，這是廣大華行在西南大后方成立的最早一家分行。昆明分行抓住有利商機，業務發展迅速。1939年，楊延修由廣大華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升任昆明分行經理。為廣泛聯系國民黨政界、軍界上層人物和企業界人士，及為公司在西南地區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楊延修決定仿效上海華聯同樂會的組織形式，在昆明舉辦昆明業余聯誼社（簡稱“昆聯社”），開展業余文化娛樂活動。楊延修任昆明業余聯誼社主席。

　　楊延修利用業務工作關系，先后結識了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中央儲蓄會昆明分會經理張軍光、昆明市市長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書長兼三青團副主任委員劉志寰、雲南省商會會長嚴燮成、昆明市商會會長周潤蒼，以及當地金融實業界的一些頭面人物和實權人物。1940年春在昆聯社舉行的第二屆“征求社友”活動中，裴存藩擔任征求隊名譽總隊長，王齊興、鐘韻琴為名譽總干事，雲南省主席龍雲之子龍繩曾、中國銀行昆明分行行長王振芳、雲南省政府軍醫處處長周晉熙等20名市政要人擔任名譽隊長。龍雲還為《昆聯社特刊》題寫刊名，裴存藩題詞“敬業樂群”四個字。這些為廣大華行在西南地區的業務發展和掩護黨的秘密機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社會基礎。

　　然而，意想不到的危機正悄然向昆聯社逼近。1940年7月的一天晚上，國民黨昆明市黨部帶領一批武裝憲警突然包圍昆聯社。他們封鎖交通、把守大門、阻止進出、進行搜查。楊延修臨危不懼，不慌不忙地出示印有“上海廣大華行運輸經理、上海永平保險總行總經理、上海法商保太保險公司水險部經理”等頭銜的名片，向來人表明身份，並聲明昆聯社是合法團體，開展的都是正當的抗日群眾活動。由於楊延修他們早有准備，敵人一無所獲，悻悻而歸。盡管敵人沒有抓到有力証據，但昆聯社黨支部認為這次突擊搜查絕非偶然，他們意識到一場嚴重政治迫害已經開始，必須嚴加防范。當晚楊延修即在宿舍內清理銷毀黨內文件。第二天清早，黨支部經過認真分析，認定敵人並沒有搜查到任何違法証據，因此一方面應利用當地國民黨中央派和地方派之間的尖銳矛盾，另一方面應積極引導因遭受突擊搜查引起社員的不滿情緒制造輿論，爭取社會各界進步人士和廣大社員的同情與支持，開展合法斗爭，向敵人進行反擊。

　　第二天，楊延修約請當時任昆聯社監事長、中央儲蓄會昆明分會經理張軍光一同去雲南省黨部討回公道。張軍光是個很有背景和活動能力的高級政客，拍著胸脯對楊延修說：“楊兄，這事有我，一定叫他們好看！”楊延修和張軍光一同見國民黨雲南省黨部書記隴體要。當時隴體要正在主持討論昨晚搜查昆聯社的事件。張軍光向隴等陳述事件經過，要求省黨部迅速採取切實措施，以防止事態擴大。隴體要故作驚訝，他知道昆聯社與政界、軍界多有聯系，且早就聽說事態不妙，覺得再僵持下去，很難收場，他當即厲聲斥責正在身邊的昆明市黨部書記樊汝平，樊無言以對，一時十分尷尬。

　　為了平息昆聯社社員的不滿，昆明市黨部不僅發還了在昆聯社搜掠的書刊，而且由省黨部書記隴體要出面宴請楊延修、張軍光等昆聯社20多人。隴體要向楊延修道歉，保証今后仍支持昆聯社活動。對於這件事，楊延修向盧緒章匯報后，共同認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后來，盧緒章傳達周恩來指示精神，要求楊延修不再和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的關系，退出昆明地方地下組織，也不和左派人士往來，給外人造成楊延修隻顧賺錢做生意的印象。在黨內，楊延修隻和盧緒章保持單線聯系。在楊延修的領導下，廣大華行昆明分行成為廣大華行地下黨組織在西南大后方的一個重要秘密聯絡點。

　　為黨掌管“錢袋子”

　　廣大華行昆明分行自1938年成立至1940年，短短的兩年內，在楊延修的帶領下，業務發展很快，除經營運輸業務之外，還利用廣大華行自身開展上海與西南地區間運輸業務的便利，在昆明廣泛推銷西藥、醫療器械、藥棉紗布、化學原料等商品，在昆明的十幾家同業中，很快成為中型企業，營業額不斷上升。

　　1939年至1941年，蔣介石集團接連搞反共摩擦，中共在國統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南方局對國統區和淪陷區所屬地下組織重新進行劃分，以廣大華行等作為第三線秘密機構，保持絕對秘密狀態，平時不用，長期隱蔽埋伏，一旦形勢惡化，才使它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周恩來要求廣大華行在提供情報、為黨的干部提供掩護方便之外，為八路軍辦事處、南方局提供必要的經費和調節經費。

　　1941年5月，盧緒章召集廣大華行昆明、成都各地分行共產黨員到重慶，傳達南方局指示，研究落實措施。昆明分行自滇越鐵路因日軍登陸越南被阻斷后，運輸業務被迫中斷、資金周轉發生困難，隻能依靠經營西藥和醫療器械維持。盧緒章希望楊延修利用已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在當地吸收資金與相關單位、人員合作，開拓新的經營渠道，鞏固昆明分行的實力。

　　楊延修認真落實上級交給的任務，先后聯絡中央儲蓄會昆明分會經理張軍光、衛生署昆明接收站主任談瀛觀、上海新亞藥廠昆明辦事處主任陳其生、上海中西藥房昆明辦事處負責人何夏生等人，共同創辦昆明中和大藥房股份有限公司，楊延修擔任經理，張軍光擔任董事長。廣大華行昆明分行隨即與中和大藥房合址辦公，中和大藥房成為廣大華行昆明分行的門市部，領導權仍在廣大華行手裡。昆明分行繼續保留，楊延修牢牢掌握著領導權，並與各地廣大華行分行緊密配合業務的發展。

　　1945年，楊延修等廣大華行主要人員聯合包玉剛等人，成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進出口業務、信托、代理及投資工礦事業和代理保險等業務﹔又與龔飲冰等人聯合設立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經營代理買賣商品、代理投資及企業管理並代理房地產買賣及租賃業務。

　　1945年10月后，楊延修憑借特殊身份，頻繁往來於重慶和上海之間，通過買賣黃金，為黨組織籌措了大量資金。廣大華行總部遷至上海后，為了將民孚企業公司在昆明籌集的股款轉移到上海，盧緒章派楊延修返回昆明處理。1946年2月，楊延修將900余兩黃金分裝在兩個皮箱內乘飛機隨身帶回上海，從機場直接送到盧緒章處，並隨即與盧一起送到“上海金業交易所”辦了交割手續，保全和升值了這筆重要資金。

　　隨著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廣大華行有過兩次轉移，1945年秋由重慶轉移到上海，1948年春由上海轉移到香港。這期間，廣大華行先后在國內外設立多處分支機構和附屬機構。從1942年到1949年結束業務，廣大華行為上級黨組織提供了很多經費和房產。

　　1949年3月，按照周恩來、任弼時電示，香港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並。香港廣大華行並入華潤公司時，上交200萬美元。廣大華行最后一次黨支部會決定：拿出40萬美元退還非黨群眾的股份，黨員負責人的股款和紅利酬勞一律上繳。楊延修將個人在廣大華行的各種資金約10萬美元全部交給了黨。

　　與中統頭子合辦制藥廠

　　抗日戰爭勝利后，上海成為國民黨財經金融的中心。由於國民黨政府下屬黨政軍機關全面復員，航空工具全部被搶佔，連民營水陸運輸工具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交通狀況十分緊張、混亂。楊延修通過關系，搭乘上海市政府接收大隊由重慶到上海的第一班輪船。原公司辦公場所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廣大華行的需要，楊延修第一時間開始尋找辦公地點。他搶先在上海外灘延安東路1號（原愛多亞路）亞細亞大廈租下整整一層樓，成為廣大華行總部的辦公室，該大樓在外灘洋行樓群中數一數二，大大提高了企業形象，為后來公司開拓業務創造了良好條件。

　　由於廣大華行已成為美國施貴寶藥廠在華總代理，楊延修奉命籌辦“廣大藥房”來擴大經營銷售。由於缺乏制藥技術以及相關設備，公司苦無計策，而且在國統區，如果沒有一個“靠山”，公司想持久發展將十分困難。正在此時，他們得知1946年6月國民黨中統頭子陳果夫要來上海設立特效藥研究所。楊延修等認為，如果能與陳果夫合作，不僅便於落實創辦藥廠的計劃，而且還能提高華行的地位和影響。廣大華行黨支部經請示劉曉等同志，並報請黨中央、周恩來同意批准，決定與中統頭子陳果夫等合辦中心制藥廠。

　　在了解到陳果夫體弱多病、年輕時就染上肺病后，楊延修讓人從紐約分行郵寄來治療肺病的特效新藥鏈霉素。楊延修在第一次見陳果夫的時候，沒有談及工作，而是關心陳果夫的健康，將兩盒特效藥送上。后來，楊延修又為陳果夫送去許多高級補品，頗得陳果夫歡心。陳果夫同意與廣大華行合辦藥廠。1947年初，中心藥廠籌備，8月開工奠基，陳果夫親自從南京到上海，由隨身醫生陪同，以中心藥廠董事長身份出席奠基大典。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親自率警察局局長俞叔平等政要前來祝賀，國民黨要員吳開先、潘公展以及知名企業界人士和新聞記者蜂擁而至。1948年4月，中心藥廠正式成立。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194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回到家的楊延修從妻子那裡聽說國民黨警察局在注意他。楊延修深知事態嚴重，當晚緊急通知盧緒章、吳雪之到比較隱蔽的地方商量對策。經過認真分析，大家認為在內部工作沒有出現紕漏的情況下，敵人尚未摸清我方底細，不可能掌握確鑿証據，但是要馬上了解對方的真實意圖，主動出擊，一定要保住黨的三線機構。

　　后來經過探聽得知，上海警察總局接到的是南京政府稱廣大華行在與共產黨做生意，要監視偵查廣大華行主要負責人的密令。為了盡早解除嫌疑，楊延修與盧緒章經過商量，主動宴請社會局局長吳開先、民政局局長張曉鬆、警察局副局長張師等人。吳開先是上海黨部實權人物，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抗戰期間一度是汪精衛、蔣介石之間秘密的“和談”使者。楊延修一方面恭維吳開先的傳奇經歷，另一方面強調廣大華行只是埋頭做生意的商人。吳開先顯然被楊延修他們說動，建議廣大華行寫一份介紹公司歷史發展、經營業績的詳細報告，他轉交南京政府，請求撤銷密令。楊延修很快向社會局遞交了報告書，並去南京層層疏通關系，密令事件最終不了了之。后來，在查閱中統關於該案件的檔案時，確實發現了由陳果夫親筆批示的“歸檔”兩字。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嚴密封鎖解放區，華北地區糧食供應緊張。廣大華行決定經營面粉生意，在天津設廣大糧行，開展糧食運銷業務。糧食調進華北地區，侵犯了當地官僚、特務利益，他們向南京告狀，說廣大華行運送糧食是“通匪”。楊延修等人馬上召開會議，決定將該業務停掉。同時向國民黨要員解釋廣大華行是正常經營，現在連正常生意都不做了，請求他們幫助銷案。后來，該案也不了了之。

　　1948年6月，鑒於與廣大華行有聯系的邵平在浙江與其妻一起被捕、邵妻叛變，黨組織決定，廣大華行全部黨員干部和資金迅速轉移至香港，楊延修此時又兼任廣業置業公司經理。7月初，楊延修奉命去台灣向張平面告這一消息並一起去香港。后來，黨中央作出決定，除香港外，廣大華行所有國內外機構一律結束運營。廣大華行黨支部堅決執行這個決定。1949年3月，楊延修到北平報到，后參加接管天津的調研工作。5月，楊延修參加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先后擔任上海軍管會工商處副處長，市工商局局長、黨組書記，市商業二局局長、黨組書記，市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十人小組成員兼任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7年1月1日，楊延修在滬逝世，享年106歲。楊延修的一生，志存高遠、信念堅定，心懷國家人民，始終跟黨走。特別是作為紅色特工，雖然身處花花世界，但同流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體現了一名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