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峰：黨內秘密交通的創建人

吳德峰（1896—1976），湖北省保康縣人，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一名重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前，曾擔任中央秘書處外埠交通科科長，中央交通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省分局局長，紅二、六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中央對外聯絡局局長，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等職務。王震等人評價他說：“德峰同志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

在上海創建秘密交通

革命戰爭年代，黨內秘密交通是一條特殊的戰線，它所擔負的主要任務是傳遞黨的各級組織之間互相來往的文件、護送黨的干部、運送特別物資和經費等。1925年初，黨中央在組織部內設交通處，並配備了交通干事。這是黨內第一個秘密交通機構。1926年，改歸新成立的中央秘書處領導，稱交通科。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中央在中央秘書處內設置內埠交通科（又稱內部交通科，簡稱內交科）和外埠交通科（又稱外部交通科，簡稱外交科）。到1928年底，黨內交通部門初步建立起全國交通網。主要線路有三條：一是北方線，從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南方線，從上海至廣州﹔三是長江線，從上海至漢口。

土地革命戰爭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后，由於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革命根據地又很分散，交通工作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吳德峰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走上黨內交通領導崗位的。1928年底，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要他擔任中央秘書處外埠交通科科長，負責與革命根據地的交通聯絡。吳德峰上任后，對原來的北方線、南方線、長江線進行調整，又從各地選調干部，充實交通員力量。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外部交通科便把中央與各地的交通健全起來，形成比較嚴密的工作體系，建立起環環相扣的秘密交通網。

據1929年中央秘書處的統計，一年時間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有5523件，各省經過交通員送到黨中央的文件達4687件，其中不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並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部隊來中央”。毛澤東接信后回信說，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目前應採取“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方針。后來由於蔣桂戰爭爆發，黨中央改變了二月來信的一些意見。中共中央和紅四軍前委之間的信函往來是由黨內交通傳遞的。如果沒有黨內交通，毛澤東的重要意見很難反映到黨中央。

1930年7月，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黨中央決定在上海的中央軍委建立交通總站，由吳德峰負責。10月又成立直屬中央政治局的交通局，並將中央秘書處外部交通科和中央軍委交通總站歸並於此。交通局由周恩來、吳德峰等組成秘密工作委員會領導，吳德峰任局長。在吳德峰領導下，中央交通局很快打通了上海黨中央至中央蘇區瑞金的交通線，隨后又打通至湘鄂西、贛北、鄂豫皖等蘇區的交通。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組織機構上是絕對機密、單線聯系的。每一位同志來上海和黨中央聯系，每一件情報和機密文件的傳遞，每一項重要物品的輸送，都要經過吳德峰的具體組織甚至親自執行。

從事黨內交通工作，一切行動絕對機密，必須嚴格遵守紀律，決不可疏忽大意。創建黨內交通工作伊始，吳德峰就領導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嚴格保密制度。他還進一步明確，對秘密工作要“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如果有人違反紀律，他批評起來毫不留情面：“錯了就是錯了，沒有任何理由可講！敵人決不會因為你有原因有理由就不抓你、就不砍你的頭。”吳德峰不僅嚴格要求工作人員，對自己和家人也嚴格自律。在上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經常在他家開會。他總是安排好后就回避，夫人戚元德站崗放哨時，也是不看、不聽、不問。吳德峰還告訴妻子：“除本職工作外，不該問的不能問，就是夫妻間也不能例外，不該知道的，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則害人、害己、貽害組織。”

中央交通局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護送干部。從1930年開始，中央交通局通過各交通線護送領導干部到中央蘇區，規模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為鞏固和擴大蘇區，黨中央抽調100多名干部到中央蘇區工作，其中有項英、任弼時、徐特立、鄧發、蕭勁光、劉伯承、伍修權等﹔第二次是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黨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受到嚴重威脅，賀誠、梁廣、羅明、陸定一等先后轉移到中央蘇區﹔第三次是1932年至1933年初，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包括博古、張聞天、楊尚昆等40多名干部。前兩批護送行動是吳德峰親自部署的，后一批他也作了精心安排。
　　在1931年的一次轉移行動中，周恩來、王首道和黃火青等人分批從上海坐船去漢口，擬通過一個在漢口碼頭背后擺小攤的秘密交通點，轉往湖南株洲進入中央蘇區。但他們出發后，吳德峰得知武漢出了叛徒、那個秘密交通點已被敵人破壞的消息。吳德峰當機立斷，精確計算三人的船行時間，分頭派人把他們攔截回來，從而化險為夷。當時那一幕真是驚心動魄。

1931年9月，黨中央決定周恩來、李富春、蔡暢等人先后分批轉移至中央蘇區。為了保障這些同志的安全，吳德峰親自分地區、分段，多次找相關交通站負責人專門研究路線，抽調一批忠實可靠、最有經驗的交通員護送，必要的地方還組織了武裝交通護送。為了打前站，吳德峰先行到中央蘇區考察落實，確定了安全可靠的路線。12月，周恩來從上海出發到汕頭。吳德峰啟用了由他直接領導的汕頭絕密交通站，安全護送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

吳德峰領導的中央交通局還負責籌集、轉運物資，特別是黃金、銀圓、鈔票和電訊器材等。1930年下半年，他親自到鄂東特委書記胡梓處取回重達10斤的黃金回上海。周恩來稱贊他“膽大心細，對黨忠誠，是黨可信賴的好同志”。在解決蘇區物資供應問題上，吳德峰創造了開鋪子的辦法解決。蘇區缺什麼物資，就開什麼鋪子。交通員不一定知道哪個鋪子是我們開的，但可告訴他到哪裡去進貨更便利。鋪子裡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誰是蘇區來的人，隻要按一般情況做買賣就行。中央蘇區嚴重缺乏藥品，交通局就利用社會關系，在汕頭開了一間中法藥房分號，名聲和規模都很大，在一段時間內滿足了中央蘇區的需要。

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兩年九個月，是吳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經歷。作為黨內秘密交通的創建人，他對黨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對同志滿腔熱情，工作精益求精，表現出過人的膽識智慧和大無畏的革命氣概，為保衛黨中央和中央機關的安全，溝通黨中央與各革命根據地之間的聯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領導西安情報工作

1936年10月，吳德峰隨同紅二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12月，他抵達陝北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任局長。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考慮到吳德峰有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帶他去西安參加談判。經過積極斡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在此過程中，他協助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隨后，吳德峰根據毛澤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遵照周恩來的安排，化名吳鐵錚，先后以《工商日報》記者、國民黨第38軍高參的身份作掩護，在西安負責組織和領導黨的秘密情報機構，開展情報工作。

當時西安是敵我斗爭的前哨。我們黨在西安有三個機構：一是有著合法身份的紅軍聯絡處，后改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伍雲甫任主任﹔二是中共陝西省委，是個半公開機構，省委書記為歐陽欽﹔三是直屬中央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由吳德峰負責。三個機構根據不同對象分別行動，同時又密切配合，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吳德峰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最初設在興隆巷的一個四合院內，剛開始隻有吳德峰及其愛人戚元德和勤務員肖佛先三人。1938年，陸續增加了內勤、外勤、機要、譯電人員，辦公地點也從興隆巷搬到曹家巷12號。同住機關的有陳養山夫婦、陶斯詠夫婦、蹇先佛、羅青長、於忠友、肖佛先等。大家以親朋關系相稱，住在一起親如一家。

秘密工作風險極大，經常命懸一線，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吳德峰在西安工作時，在堂屋的一個佛龕洞裡放了兩把手槍，把子彈壓上膛放著，准備緊急情況時使用，並與妻子戚元德約定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他經常強調：“間諜，隻有死間！沒有活間！勇敢堅定者被敵人抓住隻能捐軀，貪生怕死者、叛變者，組織是決不會饒過的，敵人也隻視為癩皮狗加以終棄，決不會有好下場。”他隨時准備為黨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長期秘密工作中，吳德峰總結了一套對付敵人的有效經驗，無論斗爭環境如何險惡，他總能夠轉危為安。有一天，吳德峰與羅青長帶著裝有一份秘密文件的手提箱在街上走，敵特突然在街兩頭設卡搜查行人。進退兩難時，吳德峰迅速走進街邊的書店買了一本軟皮碑文字帖，借開箱取錢將秘密文件夾進字帖裡，再請店員用包裝紙將字帖卷起來包好。接書時故意付了一張大票子，示意羅青長等候找錢，他則拿著書先走了。羅青長出書店時，看到他已走近哨卡等候搜查。隻見他從容不迫地將手中的書舉過頭頂，伸開兩臂讓敵特檢查，結果有驚無險。

西安秘密情報機關設在曹家巷12號，后來13號突然住進了國民黨特務機關。有的同志建議搬家，但吳德峰認為不宜馬上更換，應利用“燈下黑”與敵周旋，因為誰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會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一天，有個特務跟蹤他走進曹家巷，他靈機一動，徑直叩開 13號的門，還熱情地同開門的人搭話，跟蹤的特務以為是自己人就走了。吳德峰對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也很有辦法。他曾讓辦事處的人抬出兩個裝有大石頭的木箱，叫偽裝成黃包車夫的特務拉著在城裡轉圈圈，把特務累得直求饒，再也不敢來了。還有一次，他叫八路軍辦事處的人拿著沒裝膠卷的照相機，對著在門口偽裝賣香煙的特務“咔咔”拍照，硬是把這個特務給“照”跑了。

在西安，吳德峰選派一些對黨忠誠、家庭關系復雜、便於掩護的共產黨員打入敵人心臟部門，開展秘密情報工作，建立起多層次、多角度的情報工作網絡。在他直接或間接領導下工作的有戴中溶、王金平、熊向暉、肖德、霍建台、王昭賢等人。戴中溶是陝西省委書記歐陽欽夫人黃葳的哥哥，上海交通大學電訊系畢業的高才生，曾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員和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官居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吳德峰經調查考核后認為，戴中溶的經歷雖然復雜，但思想進步，有革命要求，遂決定起用他。經請示周恩來后，派黃葳做工作，說服戴中溶利用便利條件為黨工作，並先后派羅青長、王金平、趙耀斌等與之聯系。熊向暉是我黨安插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秘密情報人員，職務是侍從副官、機要秘書。肖德、霍建台等人則打入敵特組織內部，分別充當敵特組織的偵緝隊長和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

秘密工作需要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吳德峰對西安社會各階層進行了系統、詳盡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他們的政治觀點、思想狀況、生活習慣以及社會交往情況。經過認真分析，他認為在國民黨內部存在左、中、右三種勢力，並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征，中間派佔大多數，是可以爭取共同抗日的力量。他將調查與分析寫成材料上報黨中央，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吳德峰幾次回延安，毛澤東都親自與他長談，了解情況。這為黨中央制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提供了重要參考。

吳德峰非常注意搜集國民黨政治、軍事動態，這是秘密情報工作的重要方面。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加緊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此后又秘密頒發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吳德峰將這些情報及時報告黨中央，中央據此編寫了《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揭露國民黨的陰謀。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重點地區是陝甘寧邊區、山西和河北地區。吳德峰通過戴中溶的關系，獲得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為擊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掌握斗爭主動權提供了情報保障。

在延安指導情報和交通工作

1940年6月，因吳德峰在西安的處境日益危險，黨中央調他回延安任中央交通局局長。中央交通局對外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即“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實際上，農委並不管農村的事，干的仍然是情報和交通工作，主要負責敵后及國統區的交通，護送干部到晉察冀、華北、太行山一帶開展工作，同時還負責部分國內情報工作，並承擔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系。

吳德峰到任后不久，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干部到西安的任務。他帶著一卡車剛培養出來的地下工作人員，包括發報員、譯電員和機要員等去西安分配工作。派送途中通過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和檢查，才抵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等這些秘密工作干部分赴全國各地后，吳德峰化裝成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高級官員返回延安。這次行動是他西安秘密情報工作的延續。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各抗日根據地需要大批干部，延安的許多干部也要到各地工作，因此開辟延安至各地的交通線迫在眉睫。秘密交通是吳德峰的老本行，干起來得心應手。在他的領導下，農委很快建立健全了延安至內蒙古、新疆、上海、重慶、晉察冀、太行山、東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線，交換秘密情報、機密文件和運送物資、輸送干部等工作也順利開展起來。吳德峰還組織工作人員在農委的窯洞頂上架起電台天線，負責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聯系，並打通了經內蒙古、外蒙和蘭州、新疆往來蘇聯的兩條國際交通線，保証了延安與蘇聯的交通暢通。

20世紀40年代前期，黨內交通有幾次重大行動。一是1941年皖南事變后部分突圍的新四軍指戰員轉移到蘇北﹔二是1941年至1943年全國各地主要是縣團干部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三是1942年劉少奇從華中局回延安﹔四是一批批黨的干部和優秀青年從延安出發前往各地崗位﹔五是向往進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學生、愛國民主人士奔赴延安。這些大的交通行動，都是在吳德峰及中央交通局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

1942年3月，劉少奇一行從蘇北回延安，黨內交通負責護送工作。劉少奇途經山東分局、湖西區、魯西區、北方局、太岳區、晉綏分局，於12月底平安抵達延安。途中負責帶路和護送任務的黨內交通，採取接力的辦法分段轉送，一路穿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103道封鎖線，多次遇到掃蕩、伏擊。在艱險的行軍過程中，黨內交通人員配合部隊，克服各種困難，圓滿完成了護送任務。
　　在長期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革命生涯中，吳德峰舍生忘死，嚴守紀律，縝密細致，臨危不懼，多謀善斷，充分展現了一位隱蔽戰線重要領導人的風採。特別是其堅定不移的信仰令人欽佩。他出身於士紳家庭，其父兄在湖北軍政界都有顯赫的地位，但他為了救國救民，毅然拋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投身於黨的革命事業。王震曾說：人家鬧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吳德峰卻是家產萬貫自己走上梁山。吳德峰與戚元德生了9個子女，大多送人或夭折、下落不明。他晚年諄諄教誨子女：“我們家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從‘維新變法’經過‘辛亥革命’，歷時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真理。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昌盛富強，多少革命者前赴后繼。你們必須繼承先烈遺志，更加努力刻苦為之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