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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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誕辰2571周年紀念日。孔子被毛澤東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他創立的儒家學說，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毛澤東的有關講話、報告、文章、信函、批示等，可以發現他對孔子及其思想的重視。他經常尊稱孔子為孔夫子。1960年6月21日，他在同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說：“我讀的書有兩個階段，先是讀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義﹔接著進學校，讀的是資本主義，信過康德的哲學。后來是客觀環境逼得我同周圍的人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研究馬列主義。”學習孔子學說，培養了毛澤東“古為今用”的愛好﹔學習資本主義理論，奠定了毛澤東“洋為中用”的基礎﹔研究馬列主義，則堅定了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信念。總體看，毛澤東對孔子既不是全部肯定，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集客觀評論、批判、繼承和發揚於一體。

“孔子的家鄉我去過兩次”

孔子在毛澤東心目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從他兩次專程到曲阜拜謁孔子中可見一斑。兩次曲阜之行，給毛澤東留下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

1965年6月13日下午，他在杭州會見剛參觀過“三孔”（孔府、孔廟、孔林）的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說：“孔子的家鄉我去過兩次，一次是40多年前，一次是解放后。”

1920年4月11日，為送別蕭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人員從上海啟程出國，當時在北京組織“驅張”請願活動的毛澤東離京赴滬。途中，他先后在天津、濟南、泰安、曲阜、南京等處參觀游覽。自幼熟讀《論語》的毛澤東，在孔子故鄉——曲阜闕裡，懷著崇敬心情參觀孔府、孔廟、孔林，拜謁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夫子墓。6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京別以來，在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處游覽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

對這段經歷，毛澤東曾於1936年7月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作過細致描述：“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可見，毛澤東1920年去曲阜並非一般游玩，而是他熱愛和崇尚教書育人這個聖人傳承的神聖職業，進而對孔孟存有仰慕之心的一次拜謁，真切地展現了他當時的職業向往和事業追求。從毛澤東的一些早期文稿來看，他在青少年求學時期對孔子的言論是非常推崇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可謂如飢似渴。

少年時代，毛澤東上學時每天都要叩拜孔子的牌位。1902年春，毛澤東初入南岸私塾時，塾師鄒春培領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叩拜孔子的牌位。1917年11月9日，在毛澤東主辦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工人夜學開學儀式上，其中一項議程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禮。這在他所寫的《夜學日志》中就有記載：“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

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在1917年4月《新青年》上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寫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接著，他又將孔子與釋迦牟尼、穆罕默德並舉，稱“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該文中，他信手拈來地引用了《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文獻中的幾十條典故和成語。這與他少年時代就反復誦讀這些古代經典著作密不可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於1952年10月28日再次來到曲阜，在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滕代遠（鐵道部部長）、羅瑞卿（公安部部長）、許世友（山東軍區司令員）、孔子玉（孔憲彬，曲阜縣委書記）等陪同下，先后參觀孔廟、孔府、孔林，並在孔子墓前佇立良久。

在參觀孔廟大成殿時，毛澤東對眾人說：“大成是孟子對孔子的評價。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這裡，孟子把孔子和幾位聖賢進行比較，找出了聖之所在。”他還說：“歷代統治階級給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與孔子同代的魯哀公就尊稱孔子為‘尼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學取得統治地位。唐太宗尊孔子為‘先聖’，唐高宗稱孔子為‘文宣王’。宋朝加號孔子為‘先聖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朝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而后，毛澤東幽默地說：“孔夫子年年有進步，代代都加封啊！” 說得大家開懷大笑。

1956年2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一則“按語”中寫道：“曲阜縣是孔夫子的故鄉，他老人家在這裡辦過多少年的學校，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這件事是很出名的。”

“學習孔夫子”

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學習孔夫子”。

1915年9月6日，毛澤東在致學長蕭子升的信中寫道：“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老師黎錦熙的長信中，將孔子視為“既得大本”的聖人，並寫道：“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他在1919年9月1日擬定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特別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1930年5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談到調查研究時，提倡“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對孔子學說中的積極內容是崇尚並踐行的。西安事變后，毛澤東引用《論語·子路篇》中的名言，指出：“共產黨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來全國人民早已承認。”為督促蔣介石兌現其在抗日問題上許下的諾言，毛澤東引用《論語·為政篇》，指出：“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而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對孔子的推崇，也體現在他給女兒李敏、李訥的起名中，這兩個名字取自《論語·裡仁》中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他希望子女言語謹慎、行事勤敏。

1938年5月21日，毛澤東在抗大第三期教學工作總結干部大會的講話中說：“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學習孔夫子。我們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出幾個黑格爾呢？”還說：“孔夫子是聖人，幾千年隻此一個。”10月14日，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報告時，號召全黨開展理論學習競賽，並特別強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1939年4月15日，延安《解放》雜志發表《孔子的哲學思想》的文章。此文發表前，毛澤東讀過3次，並兩次致信中宣部部長兼延安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先后談了10個方面的修改要點。在2月20日的一封修改意見中，他這樣寫道：“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此外，他在信中還充分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積極因素。他就《論語·先進篇》中 “過猶不及”一語指出：“‘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並肯定地認為：“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關於處理統一戰線關系問題，毛澤東吸取中庸“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指出：“統一戰線一方面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斗爭。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你們在學校，一個人自身也有統一與斗爭，自己犯了錯誤，不是要斗爭嗎？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裡有斗爭。”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指出：“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 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的大會上借用一個典故號召大家勤奮學習：“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於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

毛澤東還與謝覺哉多次討論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說。1941年8月5日，毛澤東在給謝覺哉的回信中指出：“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回憶道：“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裡學來的。”

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關於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麼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現在我看要有一個制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學生。這個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這樣教學的。”

“孔子是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談到孔子的歷史地位和教育貢獻。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為六門課程中的第二門。”

1957年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到“孔夫子”。1959年8月29日，毛澤東參加完長女李敏與孔令華的結婚儀式，和女兒女婿及親朋好友一起合影。之后，他興高採烈地與孔令華之父孔從洲將軍（原名孔從周，譜名孔祥瀛，孔子七十五世孫。曾協助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時任沈陽高級炮校校長，1955年獲一級解放勛章，開國中將）進行了親切交談。毛澤東說：“你先人孔子是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讀的就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連字可能都不認識哩！”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談教育問題時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對主管教育工作的領導同志說：“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並以贊賞的口氣介紹孔子的學問是從實踐中自學得來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和評價發生重要變化，時常持批判的態度，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后，還一度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但即便如此，毛澤東從未否定孔子學說對其青少年時代的重大影響和孔子對中國教育的卓越貢獻。

1971年8月25日，毛澤東在武昌同華國鋒談話時也說道：“我讀了6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7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1975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江青的談話中說道：“我學孔夫子、資產階級的東西13年，就是不知道馬列，十月革命后才學馬列，過去不知道。”1976年1月，毛澤東在與侄子毛遠新談話時還把孔夫子作為“自學成才”的范例。他指出：“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有上過什麼大學。”

對孔子思想要批判地繼承

從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出發，毛澤東認為對孔子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而不是將孔子思想教條化、迷信化、絕對化。他主張“去蕪存菁”，對孔子那些消極偏執、阻礙社會發展的思想和言論，要摒棄。

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他在闡發與論述該學會章程中的“自由討論學術”一條時指出：“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對孔子鄙視與抵觸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言行，毛澤東明確表示反感並多次予以批判。1939年4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總結大會上強調：“孔子雖然也是聖人，但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耕地。”幾天后，他又舉例說：“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裡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

他對孔夫子“從心所欲，不逾矩”是持有懷疑態度的。在延安時，毛澤東說：“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后來更是直截了當地批判說：“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70歲干什麼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在階級社會裡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這裡的“聖人”，顯然包括孔子在內。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哲學工作者談話時更是一針見血地剖析：“孔子講‘仁者人也’，講‘仁者愛人’。愛什麼人？是所有的人嗎？沒有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麼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這段話，充分揭露了孔子“仁愛”“大愛”“泛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超現實性。

毛澤東心系人民、服務人民、依靠人民，對孔子學說中具有等級性、歧視性的“愚民”“錮民”思想，一生持否定態度。據1977年9月25日《北京日報》載，1975年春，北京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診治眼疾。毛澤東問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論語》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著點點頭。毛澤東接著說，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魯迅先生講的“由之”去做，並當即吟誦了魯迅的《悼楊銓》一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洒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通過毛澤東從少年時代、青年時期到老年階段不同歷史時期對孔子的態度、認識、評價和論述，可以看出，他對孔子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影響和貢獻以及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大多持肯定的態度。他主張批判地繼承孔子思想及其儒家學說，反對將其教條化，應該辯証地、歷史地看待孔子的歷史地位。

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歷史來由的一個重要途徑，又隨著歷史和時代的前進不斷與時俱進。我們隻有不斷發掘和利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和豐富知識，才能更好地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自己。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