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行節儉的蘇區經驗

　　1931年至1934年，為打破國民黨當局的重重封鎖，克服根據地物質經費極度短缺的困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把厲行節儉作為一項既定執政方針，在中央蘇區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節儉運動。對於這場歷時長、范圍廣、影響大的節儉運動，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自始至終進行了全面報道，為研究中國共產黨人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優良傳統留下了珍貴而詳實的史料。

　　將厲行節儉作為既定執政方針

　　1932年2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召開第六次常會，決議通令各級政府開展節儉運動。第二天，《紅色中華》便刊登人民委員會第三號通令，指出“節儉經濟，供給發展革命戰爭，幫助紅軍給養，這是當前緊急任務之一”，通令各級政府“立即實行節儉運動，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預算、雜費、特費等，必須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員須一律裁減，甚至一張紙一支筆都不要亂費，以免多耗經費。要存著‘節減一文錢即是對革命工作有一分幫助’的觀念來實行廣大的節儉運動，來積蓄金錢或積蓄糧食以作供給紅軍發展革命戰爭之用。”同日，《紅色中華》以社論的形式刊登署名文章，要求各級政府和各群眾團體“一切費用都要十二分的節儉，不急用的費不要用，要用的就要節儉，不要浪費一文錢，濫用一張紙，多點一點油，積少成多，就可以節省一大筆經費”﹔“要知道節減一文錢即是對革命有一分的幫助，誰要浪費一文錢實等於革命的罪人”。自此，節儉運動迅速在中央蘇區展開，在以后的兩年裡，臨時中央政府通過頒布法令、條例、決議、指示等規范性、強制性文件，指導蘇區各地開展節儉運動。

　　中央機關和領導同志模范帶頭

　　在節儉運動中，中央機關和黨員領導干部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率先垂范節儉經濟，嚴格落實各項節儉措施，為蘇區廣大軍民樹立了榜樣。蘇區黨中央局為減少辦公費開支，規定以木油代替火油、人走燈熄，本埠信件盡量使用二手信封或毛邊紙自造信封，文件起草盡量用無用文件及油印裁下的廢紙，油墨大部分使用自造油墨等，這樣較之以前火油用量減少30%、信封減少75%、郵票減少20%、鉛筆減少50%。全總蘇區執行局號召各工會組織節省經費，減少中央政府對執行局的津貼，裁減秘書處工作人員，盡量節省辦公費用。全總蘇區執行局委員長劉少奇更是帶頭開展節儉運動，有一次，中革軍委總供給部部長楊至成找劉少奇匯報工作，正趕上午飯時間。大家找到劉少奇時，他正在吃用清水煮熟的番薯葉。1934年3月20日，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陳雲、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中央局秘書長鄧穎超等23人發表公開信，主動要求每天節省二兩米、停發當年夏服，並倡議其他同志一起響應節儉號召。

　　廣泛發動群眾參與節儉運動

　　在1932年第三號通令中，人民委員會強調“要將這一節儉運動在群眾中作廣大的宣傳，使他們了解節儉運動的意義，都積極實行節儉，儲蓄糧食，熱烈的自動的來幫助紅軍和革命戰爭的發展”。節儉運動中，勝利縣積極動員群眾厲行節儉，僅橋頭、曲洋兩區群眾在短短四個月內就節省經濟達1000多毫，各區群眾自動節省出來的食谷就有7000余擔。1933年初，為反擊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蘇區中央政府發布緊急動員令，聲明繼續“實行群眾的節省運動，反對任何的浪費。動員群眾實行糧食的儲備與節省耗費，提早春耕，以最低限度的消費，來進行節省，一切不必要的浪費，必須大量的儲蓄起來，准備在戰爭中供給紅軍。”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臨時中央政府在發動群眾進行節儉時，堅持立足實際做足宣傳工作，不搞一刀切、不搞攤派征發，使群眾自覺自願節儉、發自內心擁護革命戰爭。1934年，為配合好“節省3升米來幫助紅軍”的群眾運動，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府糧食部部長陳潭秋特別強調：“節省運動的開展，要依靠於廣大的群眾積極性的發揚，我們必須最艱苦最深入的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使群眾徹底了解，自覺自願的節省，要絕對禁止脫離群眾的強迫攤派辦法。”

　　嚴肅懲治貪污浪費行為，實行檢查制度

　　節儉運動啟動之后，臨時中央政府便明令禁止浪費與貪污，從黨內紀律到法律法規層面都對浪費行為進行嚴肅處理，起到很強的震懾作用。1933年12月1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等人聯名簽署第26號訓令《關於懲處貪污浪費行為》，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因玩忽職守而浪費公款，致使國家受到損失者，依其浪費程度處以警告、撤銷職務以至一個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監禁。”1934年1月，毛澤東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作長篇報告，強調要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節儉運動開始不久后，臨時中央政府派往興國縣的檢查組，在清查興國縣、贛縣財政時，發現許多基層政府每月開支浪費很大，興國縣政府主席、財政部長、國家商店經理與鼎龍區財政科長等還存在吞沒公款、假造賬目等貪污舞弊情形。為嚴肅法紀，打擊貪污浪費現象，臨時中央政府責成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將興國縣政府主席、財政部長、國家商店經理、鼎龍區財政科長一律撤職查辦。1933年12月，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召開工作人員會議，對財政部管理科科長王益哉不按量購買機關用品造成採買過量浪費等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中央總務處廳長趙寶成，也因浪費公家錢物及對部下犯罪失察等錯誤，被中央人民委員會處以撤職處分。

　　為保証各級政府徹底執行臨時中央政府的命令，認真開展節儉運動，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還決定在節儉運動中實行檢查制度，定期派員赴各地檢查節儉運動工作開展情況，對發現的問題及時予以糾正，確保節儉運動在整個蘇區全面有序開展。1932年3月2日，為防止和糾正各地政府對中央政府法令執行不徹底的情況，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發布第5號命令，要求切實執行工作檢查制度，將“各級政府落實節儉經濟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工作情況”列為最重要的六個問題之一。開展節儉運動后，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對瑞金縣專項檢查發現，瑞金縣在財政方面的浪費和無限制的開支狀況已大為減少。

　　充分發揮宣傳輿論導向作用

　　有效利用主流報刊的宣傳動員、監督批評作用，將節儉運動不斷引向深入、擴大影響，是蘇區厲行節儉的又一重要經驗。《紅色中華》以黨、政、工、團中央聯合機關報的權威，充分發揮核心報紙優勢，引導、監督、促進節儉運動廣泛開展。《紅色中華》從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發起節儉運動開始，便主動開展工作，不斷創造話題熱點，保持運動熱度﹔還將版面進行適當調整，增加專欄表彰各地節儉經驗，營造比學趕超氛圍﹔適時發出不同的節儉號召，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運動高潮。1933年，在報上開辟“紅板”專欄，對各地開展節儉運動的先進典型進行刊登，號召大家展開節儉運動競賽。在1933年2月22日的“紅板”欄目，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黨團支部、全總執行局、郵政局、中央印刷廠、中央造幣廠、會昌縣蘇、尋烏縣蘇、國家保衛局及江西各縣分局等先進單位被予以表揚。1933年3月6日，《紅色中華》號召開展“節省一個銅板，退回公債，減少伙食費的運動”﹔12月2日，向全蘇區革命的工農群眾提出“六項節省規約”，號召大家認真實踐。此外，《蘇區工人》《青年實話》《紅星報》《斗爭》等報刊，也在節儉運動中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作者單位：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