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被毛澤東稱為“無名英雄”

　　中國共產黨的情報戰線領域素有“南潘北王”之說，其中“南潘”指的是潘漢年，“北王”則指王超北。王超北長期從事秘密戰線工作，不畏艱險，不怕困難，為黨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軍事政治情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被毛澤東稱為“無名英雄”。

　　創建西安特科，開展秘密交通聯絡

　　王超北又名王琪，化名龐智，陝西澄城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到中共陝西臨時省委工作，負責管理省委的秘密文件、資料，並在楊虎城十七路軍警三旅旅長張漢民（中共黨員）的衛士營任軍需主任，從此進入秘密戰線。

　　王超北任軍需主任后，因有良好的社會身份作掩護，在西安建立了廣泛的社會關系，熟悉西安社會環境，這對完成情報系統交給的任務有著特殊的便利條件。1931年，他開始擔任中央特科（軍委）陝甘特派員。他不負重托，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交付的各項任務。

　　中央特科派給王超北的任務主要包括：搜集楊虎城、胡宗南部隊對陝北紅二十六軍和川北紅四方面軍的軍事部署情報，全力支援陝北紅二十六軍和川北紅四方面軍急需的軍用物資，建立上海中央和陝北紅二十六軍與川北紅四方面軍在西安的秘密交通聯絡站等。當時，國民黨在陝西、甘肅、四川境內派出十余支軍事力量“圍剿”陝北紅二十六軍和川北紅四方面軍，各地方的地主民團和武裝力量也在協助國民黨進攻紅軍，他們把陝北和川北的紅色區域包圍得水泄不通。嚴密的層層封鎖弄得路斷人稀，大有插翅難飛之勢。王超北就是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接受任務的。他深知，要完成中央特科安排的任務，不能沒有一支自己的情報隊伍。於是，他著手建立秘密情報組織——西安特科，並不遺余力地投入到壯大這支部隊的工作中。用自己的汽車為部隊搞生產，積蓄錢財改善部隊的交通工具和通信設備﹔資助學生進無線電學校學習，為黨培養和儲備電台工作干部。為隨時掌握國民黨方面的軍事動向，他貫徹“長期埋伏、穩扎穩打、嚴守機密、不許暴露”的方針，盡量爭取一切可能爭取到的公開合法身份。通過精心策劃，他委托張漢民在楊虎城機要處搜集蔣介石“圍剿”紅二十六軍的情報，並派另一位同志在陝西民團指揮部搜集民團與國民黨軍“圍剿”紅二十六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相關文件資料。

　　在領導西安特科開展各項工作的過程中，王超北不辱使命，為確保陝北和川北紅軍的物資供應，打通中央同陝北、川北紅軍的聯絡作出了重要貢獻。1933年，他為川北紅四方面軍購買了無線電器材和川陝甘地區軍用地圖，並通過陝西南路交通線送交至紅四方面軍總部。年底，中央特科命王超北送潘自力去川北紅四方面軍。王超北接到任務后，親自陪同潘自力到漢中，再安排地下黨員護送他到川北，並向紅四方面軍總部遞交了中央特科和川北紅四方面軍聯系的密電碼。1934年和1936年，王超北利用部隊掩護，用汽車給陝北紅二十六軍送去大批輕重機槍、迫擊炮、步槍以及炮彈、手榴彈等武器裝備，還從上海購運了新式駁殼槍、直流無線電台、收發報機等器材以及十萬分之一和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棉衣、軍毯、帳篷等物資送交到北方局。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為加強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系，急需一部功率強大的無線電收發報機。王超北憑借非凡的智慧和膽量，在上海亞洲電器公司訂購裝配了一部250瓦的大型電台，並隻身從上海把這部電台安全送到黨在西安成立的辦事機構。周恩來見到王超北后，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長時間沒有鬆開，王超北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西安事變爆發后，王超北一度公開了身份。1937年夏，考慮到他在西安已無正式可供掩護的工作，黨的情報機構通知王超北交出西安特科的組織和工作關系，調他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工作。

　　採購轉運物資，乘風萬裡行

　　全面抗戰之初，出於工作需要，黨組織任命王超北為第十八集團軍司令部運輸科長。共產黨、八路軍在民眾中威望很高，受到全國乃至世界各界人士的關注和愛戴，他們競相向共產黨、八路軍捐款和贈送各種物資。為解決這些物資的接洽和聯絡問題，黨中央成立名為“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辦事處”的聯絡站，即著名的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王超北負責物資的採購和轉運，林伯渠負責辦事處的工作。

　　1939年，八路軍駐陝辦事處根據黨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兩項任務：一是設法將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國際友人及華僑捐贈給八路軍的一批物資運回來，這批物資主要有醫療衛生器材、救護車、各種通信器材及被服等﹔二是採購一批器材，特別是無線電台和無線電台配件等通信器材。當時，國內外各界人士雖已捐贈不少物資，但由於國民黨的長期“圍剿”和封鎖，八路軍仍然缺醫少藥，電台等軍事通信設備更是奇缺。王超北深感責任重大，接受任務后稍作准備便迅即赴港。到香港不久，他很快完成了任務。

　　物資備齊后，王超北決定取道越南運回這批貨物。當時法德兩國戰爭已經爆發，而這批貨物有部分是德國生產的，因此在越南的法國人很可能將這部分扣留或沒收。考慮到這種復雜情況，王超北以香港燦華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在一位懂法語的愛國青年的幫助下，從香港登上包租的貨輪，海上航行至越南海防港﹔又曲折巧妙地打通法國駐越領事，順利通過越南境內﹔再打通國民黨海關、特務邊卡，經廣西、貴州、重慶、陝西等地運送這批貨物。從香港到西安遠隔千山萬水，他不但要克服地理環境的困難，度過許多深溝陡坡，而且為了防止日軍空襲，需經常夜間行車。王超北克服重重困難，順利將這些物資安全運抵寶雞。到西安面見林伯渠時，林伯渠一方面稱贊他成功完成了任務，另一方面又指示他暫留寶雞，繼續利用公開身份，掩護和處理這批車輛和物資，了解和掌握國民黨的反共活動。這批車輛和物資被安全運到西安的八路軍駐陝辦事處以及延安。

　　巧設秘密機關，創造保密奇跡

　　1939年，黨中央決定成立西安情報處，王超北任處長。當時國共摩擦加劇，長期的地下斗爭經歷使王超北認識到，應該建立有特殊結構的秘密機關，以便更好地保衛組織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保存黨的秘密文件，躲避敵人的追捕和搜查。經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王超北建立了西安情報處的秘密地下工作室和聯絡站。通過這兩個秘密機關，王超北向黨中央提供大量有關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為黨和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當時，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蓮花池街7號，設計構造復雜，修建得很完備。地面是四幢獨門獨院的房子，地下是長約200米的縱橫交錯的地道和地下室。地道有三個秘密入口、兩個秘密出口，道路有高有低，有上有下，曲折蜿蜒，人在地道走，腰是直不起來的。地下室離地面約有五六米，全用灰沙磚砌成，裡面有兩個窯洞，一個用於印刷文件，一個用於存放秘密電台。窯洞裡有通向地面的天線設備，有防護機器受潮的干燥設備，有存放密碼和機密文件的安全設備，還有調節空氣的天窗。此外，他還特意挖了兩口水井，一口供傳達消息之用，一口供銷毀文件之用。為保密起見，秘密工作室採用分段分期施工的辦法，即工人修建一部分后，借口資金短缺暫停施工，過些時候另招一批工人施工。這樣，修建的工人雖參加了施工，但都不清楚這個工程的全部秘密。通過西安情報處的這個安身立命之所，王超北把胡宗南部的軍事、政治情報傳送到延安，延安新華社的廣播記錄也在這座房子的地下印刷所中印成《人民之聲》在西安發送。國民黨內部由於破獲不了西安地下黨組織，隻能互相指責，推諉責任。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西安市政府連續三天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號召社會人士在西安各地開設茶社。當時，王超北正考慮增加一個可以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的聯絡站，便借此機會安排情報人員以股東身份競標處於鬧市區的蓮湖公園。之所以選擇這裡，一是因為蓮湖公園內游人多，除普通百姓外，國民黨軍政人員也常到園內游玩、吃飯和聊天，便於地下黨從中收集情報、觀察動態﹔二是公園裡人來人往，熱鬧非凡，也有助於解決情報處的經費問題。1945年5月，茶社正式開業。王超北請國民黨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周體仁題寫了“奇園茶社”的匾額，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他還請社會知名人士薛定夫先生寫了一副寓意深刻的對聯，上聯：奇呼？不奇，不奇亦奇﹔下聯：園耶？是園，是園非園﹔橫批：望梅止渴。奇園茶社由於“經營有方”，不僅“財源茂盛”，而且出色地完成了黨的許多機密工作任務。當時，數以百計在國統區遭到國民黨緝捕的同志，通過奇園茶社與組織取得聯系后被安全護送到延安。西安情報處的一些工作人員和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的地下黨員，也通過奇園茶社向上級黨組織傳遞情報和請示工作。黨中央的許多重要指示也通過這裡傳遞給西安地下黨組織。

　　據王超北回憶，西安解放后，彭德懷曾陪同蘇聯軍事代表團到大蓮花池街7號參觀。從地下室出來時，他一邊喘氣一邊說：“這個地下秘密室，曲裡拐彎，設計巧妙，這是中國共產黨為革命事業進行艱苦奮斗的一個歷史見証。”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對西安情報處遺址很感興趣，揮筆寫了一副妙聯：奇中生奇，縱橫龍潭，地下十載斗白匪﹔室內有室，捭闔虎穴，天上一線通紅都。

　　傳送秘密情報，黨中央撤離延安

　　延安自成為黨中央機關所在地后，蔣介石多次策劃軍事進攻，好戰的胡宗南更是蠢蠢欲動。解放戰爭爆發后不久，1947年3月，國民黨集中兵力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根據當時的戰場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為更好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黨中央果斷作出放棄延安、轉戰陝北的決定。這一決定的擬定和執行，與王超北領導的西安情報處提供的幾份關於蔣介石、胡宗南企圖攻打延安的重要軍事情報是分不開的。

　　西安離延安不遠，中間又無險要地形阻隔，如果敵軍突襲，快速部隊很快就可到達。因此，黨中央歷來重視蔣介石、胡宗南進攻延安的動向。對於王超北領導的西安情報處來說，精確獲取敵方軍事情報便成為頭等大事。1946年11月，毛澤東起草了暫時放棄延安的指示。他預料，蔣介石將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共產黨，即使用突襲方法佔領延安，亦無損於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盡管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發生在四個月之后，但當時毛澤東就作出國民黨將要攻打延安的判斷卻不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在毛澤東作出上述判斷之前，1946年1月，王超北發出的“子東電”就向黨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可能打延安的動向。電報反映：胡宗南召集西安軍政黨負責人和各區專員會議，發表目前對時局的看法，向各與會者打氣說：“在政治方面，五年內便可以把共產黨擊潰，軍事方面半年即可把共產黨從華北完全肅清。”繼胡宗南講話后，5月1日，蔣介石親自到西安進行督促動員。王超北又於次日凌晨將蔣介石、胡宗南企圖進攻延安的新動向電告中央：“5月1日蔣來西安檢查督促軍事部署，給高級將領打氣，說國民黨有美國支持，很快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全軍已部署在陝北及關外各戰略要地，嚴密監視共產黨活動，處於一級戰備狀態，隻等蔣介石一聲令下。”該情報說明，在動員打延安這一問題上，蔣介石、胡宗南已經劍拔弩張。

　　不過，蔣介石和胡宗南的上述發言並沒有讓國民黨心悅誠服。胡宗南部下大將劉戡憂心忡忡。蔣介石專門召他到南京參加部署動員打內戰的會議。劉戡自南京返回后，態度大變，跟著胡宗南叫囂必打延安。王超北了解這一情況后，在1946年6月向中央發出“巳馬電”，再次報告蔣介石、胡宗南企圖打延安的新動向：“劉戡前奉蔣召，參加南京軍事會議，已於日前返陝。其態度比5月1日蔣來陝時大不相同。當時，蔣離陝后，劉曾向其同僚表示，自己無力進攻延安，語氣頗懊喪。這次回來則說：內戰爆發后，必攻延安。美國人已將延安軍事要塞拍成照片送軍委會。軍事極有把握，主要戰斗全靠空軍擔任，必要時，不惜以毒氣進攻延安。”

　　王超北上述幾份關於蔣介石、胡宗南企圖打延安的軍事情報，對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蔣介石將打延安”的判斷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中央接到電報后，於8月來電表示：“我們研究了上半年工作總結，認為你們工作有很多成績，主要是在艱苦的環境下，你們堅持了工作，同中央保持了電台的聯絡。最近以來，軍事情報質量很好，對我們了解敵情有幫助。”

　　及時提供軍情，解放戰場捷報頻傳

　　黨中央撤離延安后，我軍很快轉入戰略反攻。從1947年夏到1948年，黨中央先后發動了沙家店戰役、宜川戰役，並作出同蔣介石進行大兵團戰略決戰的決策。在發動這些戰役和作出這一決策過程中，王超北按照中央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准確可靠、及時迅速地向黨中央提供了大量關於蔣介石以及胡宗南的人事調動、兵力分配和作戰部署的重要情報，對解放戰爭取得勝利起了積極作用。

　　1947年夏，根據中央軍委的部署，為將胡宗南的主力牽制在陝北，保障陳謝兵團南渡黃河、進軍豫西和策應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西北野戰軍果斷決定出擊榆林。蔣介石得知消息后大為震驚，於8月親自飛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並命整編第三十六師師長鐘鬆率該師一二三、一六五旅輕裝組成快速兵團，沿咸榆公路馳援榆林。王超北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電告中央。中央根據情報撤出榆林，將主力集中於榆林東南、沙家店以北地區，隱蔽待機殲敵。鐘鬆到達榆林時，錯認為解放軍聞訊逃跑，貪功冒進，陷入解放軍設下的包圍圈，大部被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戰役。沙家店戰役的勝利，標志著西北解放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戰役勝利后，中央來電通告王超北：“最近你處所來軍情頗有價值。”“陝北我軍在沙家店大捷，殲滅胡系一二三旅全部，一六五旅大部，三十六師直屬部隊一部。生俘一二三旅正副旅長、參謀長等。我陳賡大軍又在陝州、洛陽渡過天險黃河。西北戰局已根本改變，解放軍已開始反攻。”這份電報反映出中央對沙家店戰役前情報工作的充分肯定。

　　沙家店大捷后，中央頻頻電示王超北注意搜集胡宗南部隊動態及軍事意圖。王超北很快了解到，劉鄧大軍挺進中原，陳謝兵團突破黃河天險，這使蔣介石、胡宗南亂了陣腳。1948年1月底，蔣介石命胡宗南部的董釗整一軍，從陝北出潼關，去河南對付陳謝兵團，陝北僅剩劉戡部的整二十九軍，宜川守軍更是僅有約五千人。王超北即把這一情報電告中央。中央根據胡宗南近期軍事部署的上述新動態，著手籌備宜川戰役。這次戰役是西北戰場的戰略決戰。戰役打響前，從2月4日開始，王超北和西安情報處的同志幾乎每天都有關於胡宗南軍情的長電給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凌晨2時發出的“丑感電”。這是一份關於胡宗南軍事部署的長電，提供了胡宗南在陝北的兵力部署情況，對胡軍態勢洞若觀火，幾乎可以說是胡宗南參謀部作戰室裡的兵力分布形勢圖，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宜川戰役勝利后，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的名義對這一大捷和西北戰場的形勢發表了極其精辟的評論，評論中所說的有關胡宗南部軍隊的建制、番號和駐地等內容，與“丑感電”提供的情報如出一轍。

　　1948年8月，王超北經過多方努力，獲取了蔣介石“撤退東北，確保華中”的戰略情報。這對黨中央和毛澤東抓住這個戰略決戰時機，及時調整兵力，作出發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毛澤東很重視王超北提供的情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龐智是無名英雄。”賀龍在一次會議上也稱贊：“超北同志的一個情報，抵得上戰場上的一個師。”

　　王超北長期從事黨的秘密戰線工作，個中艱難困苦自不待言，但他始終忠於黨、忠於革命，立場堅定，初心不改。1945年，他在去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的過程中，於馬背上吟詩一首以抒情懷：“抬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春風馬蹄疾，鞭快身如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曾擔任西安警備區副司令員、西安市公安局局長、中國國際旅行社副經理、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顧問等職，1985年10月在北京病逝，終年82歲。黨中央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葉劍英、習仲勛等中央領導同志送了花圈，對他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習仲勛為其題詞：“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無私奉獻。”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題詞：“十年虎穴歷盡艱辛，搜報敵情貢獻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