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何能成為彭德懷眼中的“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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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1908—1984），吉林省東豐縣人。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是我軍優秀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抗美援朝期間，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首任參謀長，參與多次重大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從“解如川”到“解方”

解方，原名解如川，后來之所以改名叫解方，是他到延安后毛澤東為他改的名字。毛澤東為何要這樣做呢？這與解方此前的經歷有關。

解如川早年就讀於奉天高級中學，畢業后被東北軍選送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30年，解如川回國后加入東北軍，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安總隊總隊長。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制造武裝暴亂，史稱“天津事變”。事變中，解如川與賈陶（中共地下黨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孫銘久、黃冠南等人臨危受命，果斷率隊予以還擊。因解如川精通英語、日語，又洞悉日軍陰謀，就肩負起對日交涉的重擔，其縝密的思維、快速的反應、無懈可擊的辯才常常使日軍理屈詞窮。由於解如川等人的頑強抵抗，日軍武力圖謀終究未能得逞，轉而向南京政府施壓，要求撤換天津當局。最終，天津市警察局局長由親日派擔任，保安總隊長、各科科長紛紛辭職，解如川也被迫“因病請假”。

解如川一直抱有“富國強兵”的理想，想做一番事業挽救國家於危難，但在天津的經歷，使其目睹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者始終採取不抵抗政策，尤其是將東北軍西調“圍剿”紅軍，整日忙於內戰而視國家前途於不顧，為此他深感苦悶。為尋找新的救亡圖存道路，他曾多次向賈陶表示想要接觸中國共產黨。在赴廣西考察途經西安時，賈陶介紹他與負責開辟東北軍黨的工作的中共黨員苗浡然認識。苗浡然向解如川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的方針政策，使他感覺“猶如在迷茫中看見了指路明燈”，他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4月，解如川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秘密為黨工作。同年在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部參謀處任二科中校科長。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在距西安千裡之外的蘭州，解如川與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參謀長劉忠干等愛國將領，發動了響應西安的蘭州事變。事變中，解如川親自指揮部隊包圍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公安局、特務組織以及中央軍第七軍炮兵團。他們的果斷行動，穩定了蘭州局勢，壯大了西安事變的聲威，增強了西安事變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談判地位。之后，解如川即被派往廣西，與李宗仁等聯絡抗日事宜。1937年2月，解如川回到西安，向周恩來匯報了廣西的情況和李宗仁的政治態度。周恩來肯定了他為促進東北軍和李宗仁聯合抗日所作的努力，並指示“要把東北人民、東北軍、東北救亡團體團結起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民主，實現抗戰”。

全面抗戰爆發后，解如川被派往第五戰區。徐州會戰后，解如川任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一一三師三三七旅副旅長，后調任第一一四師參謀長，並任中共第五十一軍工委書記。解如川隨部到達魯南后，與中共山東分局取得聯系，積極開展黨在東北軍的工作。1940年6月，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工作委員會遭到破壞，解如川等人被迫撤出山東，前往延安。

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周恩來親切接見了解如川等人，毛澤東動情地對解如川說：“你已經回家，應該有一個響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給你改個名字，叫‘解方’好嗎？”解如川明白“解方”意思是指“解放”，他終於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了。自此以后，“解方”成為解如川的正式名字。1942年，毛澤東專程到延安棗園中央情報部，向解方了解萬毅在東北軍被扣的情況。在延安，解方先后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室第三局局長和第一科科長、中央黨校軍事訓練班秘書長、八路軍第三五八旅參謀長，並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解放戰爭時期，解方先后參加解放東北和進軍中南一系列重大戰役。

參謀崗位運籌帷幄

解方一生戎馬倥傯，所從事的多是出謀劃策的參謀任務。在東北軍時，先后任第五十一軍參謀處偵查科科長、第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在八路軍時，先后任第三五八旅參謀長、呂梁軍區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兼參謀處處長，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十二兵團參謀長等職，可謂是資深參謀長。韓先楚稱贊他“有勇有謀，敢打善拼，是個出色的指揮員”，並說“在一些重要戰役戰斗中，聽了他的意見就打好了，有一次未聽他的意見就吃了虧”。余秋裡評價解方“有卓越的組織戰役的才能，特點是周密、細致”。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為保衛我國東北邊境安全，7月上旬，中央軍委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三兵團開赴鴨綠江邊，鄧華、洪學智、解方、杜平分別任第十三兵團司令員、副司令員、參謀長、政治部主任。

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后，解方立即打點行裝，告別妻兒，前往鴨綠江邊。8月，解方到達安東第十三兵團司令部，洪學智召開司令部干部會議，向大家介紹解方。會后，解方來到司令部作戰室，要求作戰參謀匯報兵團所屬各軍、各師的部署情況以及朝鮮人民軍和敵軍的情況，並要求匯報朝鮮的地形情況和我軍渡江作戰准備工作等。在聽取匯報中，解方不時對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使作戰室的干部茅塞頓開。他強調：“我們司令部工作必須爭分奪秒，迅速、及時、准確地向兵團首長提出報告和建議，切不要拖延放馬后炮。”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解方快速熟悉所屬部隊人員編制、裝備狀況，詳細考察鴨綠江沿岸的地形、水勢、橋梁等情況，研究朝鮮戰場敵我態勢等軍事情報。他指出：“將來進入作戰的特點是現代作戰、山地戰，因此要具有現代兵種配合作戰的知識與思想，做好可能採取攻堅戰的准備。” 8月31日，解方執筆起草了以鄧華、洪學智、解方三人署名的《關於邊防軍作戰准備問題給林彪的報告》。這份報告詳細匯報了敵我力量對比、朝鮮地形、供應問題、敵人企圖、我方作戰方針等，就如何“速戰速決”提出建議，其中包括空軍參戰、增加參戰部隊、為部隊增配高射炮和反坦克武器、加強后勤保障機構、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偵察情況等。報告得到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聶榮臻等中央首長的高度重視和肯定。這是解方就任第十三兵團參謀長后，與兵團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洪學智的第一次合作。他對問題的深入了解和精辟分析，得到鄧華、洪學智的認可。他在兵團機關逐步樹立起很高的威信，與各軍首長建立起密切的關系。

隨著朝鮮戰爭形勢的發展，10月8日，應朝鮮政府請求，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將東北邊防軍改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10月25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第十三兵團黨委並轉各級黨委的電報，明確志願軍領導機構設置和主要干部配備問題，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朴一禹、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鄧華、朴一禹兼副政治委員，解方為參謀長。

擔任志願軍參謀長后，解方在第十三兵團司令部干部會議上宣布：兵團黨委開會確定，彭總帶來的干部到各處任正職，我們兵團的原正職干部改任副職。他說：“兵團黨委這一決定是很正確的，要求我們不僅組織上要服從，而且思想上一定要想得通，虛心向彭總帶來的領導干部學習，真心誠意地接受他們的領導，主動搞好團結。雖然是副職，但若搞不好團結，主要責任要由我們來負。現在戰爭已打響，不容許我們有個人的私心雜念。要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一切為了當好彭總的參謀，使志願軍司令部迅速、有效地運轉起來，使彭總的指揮能得心應手。”他還鼓勵全體干部：“彭總本來想單獨組建志司，在這次入朝准備工作期間，他看到第十三兵團組織指揮得很好，就決定以兵團部為基礎組建志司，這是彭總對我們兵團最大的信任。我們一定要珍惜彭總對我們的信任和期望。”聽完解方語重心長的講話，第十三兵團司令部的干部一致表示願意在參謀長的直接領導下，主動搞好團結，迅速把志願軍司令部運轉起來，盡最大努力當好彭總的參謀。

解方很善於領會和執行彭德懷司令員的作戰意圖。他經常夜以繼日地與司令部有關部門領導深入分析研究，就如何有效貫徹志願軍首長的意圖提出很有見地的建議與有效措施。入朝作戰后，解方一直伴隨彭德懷左右。他以超常的記憶、敏銳的思維、精深的謀略和出色的工作，很快得到彭德懷的信任和器重。每當彭德懷籌劃一次戰役、調整一次部署時，常常說道：“叫諸葛亮來談談情況。”彭總所說的這個“諸葛亮”就是解方。志司機關干部后來回憶，彭總非常嚴厲、愛“訓”人，但從未聽到彭總訓過解方。曾有一位同志說解方是“舊軍人”出身，彭總一聽火冒三丈，嚴肅地批評說：“舊軍人出身怎麼啦？我彭德懷，還有朱德、賀龍、葉劍英，哪一個不是舊軍人出身？我看解方是個好同志，是個稱職的參謀長！”

彭德懷打仗是出了名的不怕死，經常在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所以，對彭總的安全，解方格外注意，分外小心。有一次，敵機轟炸志願軍司令部，彭德懷不進防空洞，解方如實將情況報告軍委。周恩來總理得悉后，親自起草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要求“一定要注意彭總的安全”，並指定解方負責。為什麼指定解方？周恩來說：“解方同志辦事精細負責。”足見黨中央對解方的了解和信任。解方還親自在比較隱蔽的山溝裡，為彭總選定一個防空地點，派人挖了個小防空洞，並強調“在必要時，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証彭總的安全”。

作為志願軍參謀長，解方非常重視如何發揮好志願軍司令部的參謀助手作用。他多次強調：“司令部要解決如何保証與部隊不間斷的聯系問題。戰斗的發展也將是迅速的，在一個戰斗接一個戰斗的情況下，司令部如何保証首長不間斷的指揮，是極其重要而又是很艱巨的工作。”對參謀工作，解方也有明確要求，指出參謀工作在戰前、戰中、戰后的最高要求分別是“能夠貢獻作戰意見，檢查與幫助部隊對命令的執行﹔能將一天的情況或一個階段的情況做出綜合性的總結，有分析判斷，提高戰術水平，掌握戰機﹔總結階段作戰的主要經驗教訓和提供下次作戰意見”。每次戰役間隙，解方都會組織志司干部到各部隊了解第一手資料，有時也親自到基層部隊了解情況，並將調查的情況加以綜合分析，歸納其中的主要情況和問題，或者親自向彭德懷匯報，或者寫成文字材料分送首長們。第三次戰役后，我方后勤供給線遭到敵空軍轟炸，糧食供應成為難題。為此，解方派干部到各部隊了解情況，結合戰場實際，提出把炒面裝在米袋子裡，這樣戰士既方便攜帶又方便食用。志願軍司令部認為這是解決當務之急的好辦法，命令在全軍推廣。赴朝慰問團副團長陳沂曾說：“我們的志願軍戰士們，在以‘炒面加步槍’的情形下，已能屢次給予在裝備方面佔優勢的頭號帝國主義軍隊以沉重的打擊。”

在第五次戰役期間，彭德懷派解方回國，向毛澤東匯報戰役情況以及我軍轉入防御作戰的部署與作戰方針。1951年5月27日，毛澤東約見解方和陳賡，聽取解方匯報朝鮮戰場情況。在這次會見談話中，毛澤東把集中優勢兵力打小殲滅戰形象比喻為“零敲牛皮糖”。從此，“零敲牛皮糖”成為志願軍在防御作戰中打小殲滅戰的專用名詞。當天，解方便將談話要點整理成向志願軍黨委傳達的電報，經毛澤東圈定后發出。第二天，解方馬不停蹄地經東北軍區返回志願軍司令部。回到志願軍司令部后，解方又向黨委會專門匯報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情況以及毛澤東的指示批示。

談判桌上有理有節

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后方勤務司令部司令員洪學智曾經說過：“戰爭，從來不單是孤立的軍事行動，總是同外交斗爭緊密結合。” 1951年6月，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9個月后，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共同把“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三八線”附近，美國和南朝鮮在武力取勝無望的情況下，被迫表示願意進行停戰談判。

7月3日晚，毛澤東就李奇微同意7月10日在開城舉行和談會議致電金日成並告彭德懷，同意李奇微提出的舉行一次雙方聯絡官預備會議的建議，時間定在7月8日。毛澤東強調這次預備會議很重要，為開好預備會議，特別囑咐彭德懷“命令解方及部隊首長加速布置開城地區的開會地址等事宜，務須保障雙方聯絡官及雙方代表的安全，無論如何不許出亂子，此點至為重要”。7月4日，毛澤東致電金日成：“我方是此次談判的主人，請你派出一位負責同志，隨帶若干工作人員及必要物品速去開城地區，會同聯司參謀長解方同志籌備會場及開會事宜。如該地無房屋，就須帶帳篷去。雙方會議人員所需物品及會場設備，均須帶去。一切均須於7月8日以前准備完畢。”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建議鄧華與解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並安排解方迅速投入到雙方聯絡官預備會議籌備工作中，對談判的各項事宜，如會場的選擇、布置、警戒等，均事先作好准備。解方后來回憶：“雙方由敵對的情況轉入面對面的談判，許多細節問題都要考慮到。”7月8日，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聯合國軍”三方代表為籌備朝鮮停戰談判會議，在開城近郊召開聯絡官會議。7月9日，毛澤東致電金日成、李克農，並轉告彭德懷：“同意增加解方為代表。朝中兩方的代表均應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並須於本日發表公報，公布人民軍和志願軍的代表的官階和姓名。”中朝方面對外公開的談判代表團正式確定由朝鮮人民軍的南日、李相朝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鄧華、解方4人組成。

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來鳳庄正式開始。談判開始后，雙方就各執己見，爭論不休，耗時一月有余，仍談不到一起。8月17日上午，解方、李相朝與“聯合國軍”代表團代表霍治、勃克召開朝鮮停戰談判會議聯合小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初步討論解決談判僵局的辦法。不料，就在談判期間的8月19日，美國武裝人員非法侵入開城中立區板門店附近，突襲我方巡邏人員，我方軍事警察排長姚慶祥壯烈犧牲。解方得知后，立即與李相朝赴板門店附近的姚慶祥烈士遺體停放處致哀並發表講話。解方說：“姚慶祥烈士是站在保衛開城停戰談判的和平前哨上犧牲的。他這種為了和平而獻出自己生命的高貴品質，一定會激勵中國人民志願軍捍衛和平的堅強決心。”第二天，解方與李相朝赴醫療所慰問負傷的巡邏隊員王仁元。

美方不僅在談判中採取故意拖沓態度和突襲我方巡邏人員行為，還悍然發動夏季和秋季攻勢，造成談判一度中斷62天。1951年10月25日，雙方代表團復會。為加速停戰談判，雙方商定由聯合小組委員會繼續討論，確定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地區。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解方強調：“雙方必須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提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

11月14日，解方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重要聲明，指出“朝中方面從一開始就為早日獲得朝鮮的和平而斗爭，現在仍為這一點而斗爭”“過去4個月的經驗証明，美方一直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搖擺不定”。《巴黎今晚報》報道，美國奉行的是“如果撒謊撒得夠大，重復的遍數夠多，它是會被人相信的”原則，但“不能長久地欺騙所有的人”，解方的聲明“像陽光戳破霧幕一樣地揭穿了美方最近幾天的歪曲宣傳”。

經過我方不懈努力，並在原則范圍內適當讓步，談判就分界線協議最終達成一致。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談判又在停戰保障協議上陷於僵局，其中一大分歧點是關於輪換軍隊和補充武器問題。美方要求有權輪換軍隊，我方同意了這個建議，並主張應把輪換的人數限為每月5000人。但美方認為這個數目不夠，並要求有權把舊武器換成新武器，用滿裝的彈藥箱來換掉空彈藥箱，還要求對朝鮮北部的軍事設施加以限制，包括絕對禁止修建飛機場，同時要進行空中偵察以保証飛機場不得修復和重建。解方認為這是干涉朝鮮內政，明確告訴美方絕對不能接受這一要求。他說：“你們明明知道，過去我們一貫地堅決反對這種要求，但是你們絲毫沒有放棄這種無理主張的意思”“你們有權採取你們願意採取的態度，但是如果你們不採取協商的態度，那麼，拖延談判的責任就應該由你們來負。”

12月24日，在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解方對我方的方案提出了幾點修正，包括停戰協議簽字后，雙方不得從朝鮮境外輸入作戰飛機、裝甲車輛、武器與彈藥﹔同意規定中立國監察機構在交戰國雙方或一方提出視察的請求時，即須進行視察。然而，美方仍沒有放棄干涉朝鮮內政的要求。解方鄭重表示：“隻要美方放棄干涉我方內政的無理要求，會議就立刻會有進展。” 12月27日，解方在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總結發言中，詳細回顧12月3日至12日、12月14日至23日，兩次因美方提出無理要求而使談判進程拖延的具體細節，痛斥30天來美方在第三項議程上所採取的一貫的拖延政策。解方指出，談判以來的一切事實証明“我方是竭力贊成雙方能達成一個穩定和有效的停戰的。我們的誠意和善意表現在一個月以來我們歷次所提的具體建議上”“我必須坦白告訴你們，全世界所有公正的人士都會坦白告訴你們，你們不是這個戰爭中的戰勝者”。解方還明確向美方表明我方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我方堅決認為停戰期間我方在朝鮮境內處理某種設備的權利絕不容你方過問。我方的領空絕不容許任何人進行偵察。”

由於美方無休止地玩弄拖延手段，第三項議程的討論歷時40天仍未能達成協議。1952年1月5日，在第三項議程的小組委員會的又一次會議上，美方代表滕納仍堅持美方干涉朝鮮內政的侵略性要求，荒謬地要我方放棄主權。解方正告滕納：“你們自稱和平天使、文明分子，公然宣稱要讓別人放棄主權，將內政讓人干涉。你們不要做這種夢想，這是絕不能允許的。”美方為拖延談判，故意捏造一個所謂我方從朝鮮境外運入大批裝箱飛機的謊言，借此掩飾他們拒絕接受我方所提方案的行為，為他們堅持干涉朝鮮內政的侵略性要求作辯護。解方在1月7日的會上，再次痛斥美方制造這種可笑的、毫無根據的謊話，指出“這是有計劃的污蔑行動”。美方找不到合適的借口，便採取空襲我方代表團車輛以阻撓談判的卑劣手段。解方在會上嚴正指出：“你方什麼手段都用過了，但同樣的手段在去年8月沒有行得通，現在也是絕對行不通的。”

1月24日，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會議再次召開，解方系統闡述了美方各種論點的虛偽和空洞，駁斥美方支持所謂“限制機場修復與興筑”的無理要求。他指出：“我方堅決反對你方在朝鮮停火與停戰的具體安排問題的討論中，提出與堅持限制朝鮮境內機場設備的規定，基本理由是因為這種限制干涉到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內政，它是一個雙方在對等基礎上進行的軍事停戰會議所不應該和不容許提出討論的條件。”他還一針見血地正告美方代表：“我坦白地告訴你們，如果辯論不能幫助你方達到這種非分的目的，挑舋行為與恫嚇，也決計幫助不了你方的。”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以及美方在戰場上已無勝算，最終，美方不得不同意我方提出的公平合理主張：雙方各提出兩個中立國家，組成監察國。監察國由我方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美方提出的印度、丹麥組成。1952年4月28日，停戰保障問題最終達成協議。

談判最后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戰俘遣返，美方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最為頑固，因為在前面兩個問題上他們的陰謀均未得逞，所以這項談判議程從1951年12月開啟，中間經歷多次小休、中休，至1952年10月中斷。10月25日，在開城紀念抗美援朝兩周年大會上，解方作了題為《打的堅決打，談的努力談》的報告，對兩年作戰和十五個半月停戰談判作了詳細分析。他指出，經過兩年作戰，“‘打到底’的戰略思想群眾化了，這是戰勝敵人的思想政治基礎”。今后停戰談判斗爭的方針，要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准備美國破，不怕美國破﹔堅決回擊，堅決揭露，嚴守立場﹔不怕美國拖，扭轉美國拖﹔爭取停，准備停”。

1953年4月26日，談判重新復會。此時，雙方談判代表均有變動。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由丁國鈺將軍代替邊章五將軍，柴成文將軍代替解方將軍為談判代表。此前，中央軍委於4月18日決定，解方與第十九兵團司令員韓先楚、第二十兵團代司令員鄭維山回國任職，由李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4月19日，毛澤東正式簽署命令，解方調任中央軍委軍訓部副部長。

解方在談判期間，牢牢堅持公平合理原則，以極大的耐心推動談判，有理有據與美方開展斗爭，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最終取得勝利。他回憶道：“談判桌上就是一點事也不能讓步，這是斗爭，輸一局都不行。”解方在談判期間的出色表現，得到了黨中央和志願軍司令部首長，甚至是美方的高度評價。彭德懷曾對他的辦公室主任楊鳳安說：“回國后，我要把解方推薦給周總理，讓他干外交。這樣的外交人才不多呀！”李克農稱解方在談判桌上“立場堅定，善於動腦子，講話有水平，非常機敏，是個難得的人才”。美軍談判首席代表喬埃也在回憶錄中說，解方“思維敏捷”“很難對付”，是談判的主要對手。1954年，越南與法國在日內瓦舉行停戰談判，越南方面請求中國派一個顧問幫助他們談判。周總理親自點將讓解方去，並說：“解方同志參加朝鮮停戰談判，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為人精細，組織紀律性好。”

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近3年時間裡，解方忠實履行志願軍參謀長和談判代表的職責，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彰顯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軍事指揮員的良好素質，為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1953年，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解方朝鮮最高榮譽一級國旗勛章。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首次授銜授勛典禮，解方被授予少將軍銜，位列少將第一。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