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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昌起義到湘南起義

——朱德保存和發展人民軍隊的實証

余洋
2020年12月02日09:38 |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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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文匯》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嚴峻的形勢迫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走上武裝革命之路。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南昌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再度高舉革命的大旗,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期。朱德參與了南昌起義,在起義軍南下途中,他不懼艱險、勇挑重擔,擔當起開路先鋒和斷后干將﹔在起義軍主力失敗后,他審時度勢、一錘定音,主張轉兵湘南,與毛澤東分別獨立地開啟了由城市轉向農村的新革命道路﹔在起義軍余部面臨解散的危急時刻,他堅定信念,整頓部隊思想,保存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加強部隊組織紀律,探索新型人民軍隊建設之路﹔在敵強我弱的新形勢下,他變革作戰方式,引導部隊實現了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這些探索措施終於使點滴星火在湘南燃成燎原之勢,鼓舞了大革命失敗后處於低潮的革命隊伍,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是朱德在重大轉折關頭,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南昌起義的重要參與者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在漢口召開秘密會議,征詢對發展革命軍事力量的意見。朱德根據自己在江西工作期間了解到的情況,提出可以在江西發展革命軍事力量,並號召大家到江西去。隨后,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因為朱德在江西有便利的工作條件,對情況熟悉,於是,朱德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南昌做起義前期准備工作。

7月27日,負責領導武裝起義的周恩來到達南昌,朱德向他匯報了南昌城內國民黨軍隊的駐扎情況,並畫出一張詳細的駐軍布防圖,圖上標明碉堡、火力點以及進攻路線﹔還提供了朱培德等敵軍將領在廬山參加反共會議、南昌城裡守敵減少的相關情況。周恩來當即稱贊朱德為准備起義立了大功。

8月1日凌晨2時,朱德與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起義軍2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殲南昌守敵3000余人。革命的大旗,終於飄揚在南昌城頭。

8月2日,前敵委員會公布起義軍負責人名單。起義軍下轄3個軍:第二十軍、第十一軍和第九軍。朱德被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並於次日改任第九軍軍長。朱德曾賦詩稱贊:“南昌首義誕新軍,喜慶工農始有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南昌起義中誕生了,朱德作為南昌起義的重要參與者、名副其實的好參謀和向導、第九軍軍長,是當之無愧的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

南下廣東的開路先鋒和斷后干將

南昌起義后,起義軍為取得海口,決定南下廣東,以便爭取國際援助,於1927年8月3日撤離南昌。朱德為南下先遣司令,率領第九軍教育團作為先遣隊,走在了進軍廣東的最前頭。

盛夏炎炎,烈日焚心。開路先鋒,凶險莫測。可朱德不負眾望,做得有聲有色:他率部沿途做政治宣傳工作,籌措糧草,安排宿營,使部隊沒了后顧之憂,被譽為“老將黃忠”﹔他寫信規勸臨川守將楊如軒,使起義軍不費一槍一彈,順利通過南下途中的首個軍事重鎮﹔他運用游擊戰法攻打會昌,使敵軍寢食難安、筋疲力盡、后撤宿營。

9月19日,起義軍佔領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前敵委員會實施分兵計劃,其中朱德受命率第十一軍二十五師、第九軍教育團共約4000人留守三河壩,掩護起義軍主力先行南下。

朱德在三河壩採取渡江設防、隔江構筑陣地的辦法阻擊敵軍。他仔細向官兵講解如何構筑工事,如何防守陣地﹔對渡江的敵人,什麼時候打,怎樣打最為有利,極大鼓舞了士氣。從10月3日到10月6日,朱德指揮部隊與敵軍錢大鈞部2萬人,血戰三天三夜,成功完成了掩護主力的任務﹔隨即率領余部2000人,南下追趕起義軍主力。

搞后勤、做統戰、打游擊,開路先鋒不簡單。守三河、戰強敵、護主力,斷后干將無懼顏。當得起開路先鋒,做得了斷后干將,不避艱險,勇於任事,黨派什麼他做什麼,做什麼什麼都出彩,朱德無愧於人民軍隊主力干將的英雄本色。

革命道路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重要開拓者

10月6日晚,朱德率領起義軍余部抵達廣東饒平縣城以北的茂芝,卻得知起義軍主力在潮汕失敗的消息。許多人因此心情沉重,思想混亂﹔一些指揮員也茫然不知所措。

形勢異常嚴峻。就外部而言,外圍聚集著4萬余人的國民黨軍隊,隨時可能將他們扑滅。就內部而言,朱德所率的部隊與起義軍領導機構失去了聯系,成為一支孤軍﹔糧食、彈藥等物資補給也越來越少。既不能繼續南下,又不能北返南昌。他們到底應該去向哪裡,如何立足、發展?革命的前途到底怎麼樣?一些人甚至提出要解散部隊。

在此危急關頭,朱德鎮定自若。首先,他斬釘截鐵地否決了解散部隊的消極建議。他堅定地表示,黑暗是暫時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其次,他明確回答了部隊何去何從的問題,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提出要找一個既隱蔽又有群眾基礎的立足點,保存革命種子。湘粵贛邊界地區就是一個理想的去處,因為那裡敵人兵力薄弱,是個三不管的地帶,農民運動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應當以此為立足點。為落實這個計劃,他提出12字方針:“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

直奔湘南,回答了起義軍余部去往何方、在何處落腳的問題。同時,他將進軍方向定在有群眾基礎的農村地區,放棄了以往向城市進軍的主張,逐漸開啟了革命道路由城市轉向農村的偉大征程。這與毛澤東於同年9月19日作出的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的決定,如出一轍。

道路決定出路。朱德受任於敗軍之際,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重大轉折關頭,作出如此遠見卓識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革命道路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重要開拓者。

一次至關重要的講話

雖然明確了革命道路的方向﹔但堅定前進方向的步伐,亦非易事。

在進軍湘南途中,起義軍余部因在山上隱蔽行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孤立無助,四面受敵,加之飢寒交迫,疾病流行,成排成連公然離隊的人越來越多,不少官兵甚至師長、團長相繼離開。當到達贛南的天心圩時,起義軍余部隻剩800人了。革命的前途到底在哪裡?如何應對敵強我弱的形勢,如何求生存、東山再起?回答不了這些問題,南昌起義這點微弱的革命火種,就有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朱德在安遠縣天心圩召集軍人大會,發表了至關重要的講話,毅然提出革命的自願原則和前途問題。他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隻要還有十支八支槍,我還是要革命的!”朱德的講話,擲地有聲,有膽識有魄力,一字一句傳遞出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革命的隊伍不在人數,而在質量,隻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不怕雨打風吹,不畏艱難險阻,不懼千辛萬苦,始終沿著既定的革命目標,矢志不渝地前進!能做勝利時的英雄,也能做失敗時的英雄。朱德是這樣的人,他也需要這樣的人,惟其如此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一起把革命干到底。所以不革命的盡可回家。革命自願,非此不可。

接著,他用俄國革命的成功事例,表達了革命必勝的信念。他說:“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隻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朱德的講話產生了強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難中認清了方向、受到了鼓舞、增強了信心。對此,陳毅高度評價說:“人們聽了朱總司令的話,也逐漸堅定,看到光明前途了,當時如果沒有總司令領導,這個部隊肯定地說,是會垮台的”“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眾情緒低落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明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沒有馬列主義的遠見,是不可能的”。

信念動搖,源自思想滑坡。講話結束后,朱德對部隊進行思想整頓,統一大家的認識,振奮革命精神,從而扭轉了部隊中人心渙散的局面,保存住了革命的精華和骨干力量,同時也初步實現了思想建軍。在這支部隊生死攸關、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朱德把部隊帶出絕境,贏得了全軍對他的巨大信任。

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設者

筑牢思想之基、保存革命火種之后,如何建設一支聽黨指揮、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成為擺在朱德面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由於當時部隊只是在上層領導機關和軍官中有少數黨員,而在士兵中一般沒有黨員、團員,因此黨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層和士兵中去。為了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朱德於10月底在贛南大余整頓部隊的黨、團組織:重新登記部隊的黨員、團員,調整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把一部分黨員、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選派一些優秀黨員去基層擔任指導員,從而加強了黨對部隊的全面領導。粟裕后來稱贊說:“這是對於這支部隊建設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措施。”同時,朱德還對這支由不同來源組成的部隊進行了整編。他取消“軍、師、團”的建制,將部隊改編為一個縱隊,採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縱隊下轄7個步兵連和1個迫擊炮連、1個重機槍連,朱德任司令、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指導員。從此,部隊戰斗序列更加簡明,組織指揮更為有力,有了新的領導集體,朱德成為這支部隊的領導核心。經過這次整頓,部隊面貌煥然一新,組織狀況和精神面貌都大為改觀,團結成了一個比較鞏固的戰斗集體。人數雖然隻有七八百人,但是經過嚴峻的鍛煉和考驗,質量更加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已成為不滅的革命火種。之后,朱德又在上堡整頓紀律,明確規定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隻有沒收委員會才有權沒收財物,並對官兵進行自覺遵守紀律的教育。

這樣,朱德從組織、紀律建設著手,在政治上保証了黨對軍隊的全面領導,帶出了一支聽黨指揮、作風優良的部隊。更讓人肅然起敬的是,在與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合作的過程中,朱德作為處境艱難、力量弱小的一方,面對范部給予的優厚補給,始終堅持部隊建制不變、組織獨立、政治自主、軍事自由的前提,保持部隊忠誠於黨的底色,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光輝典范。

游擊戰術的引領者

扭轉了部隊在理想信念、政治組織上的頹勢后,如何在新形勢下變革作戰方式,建設一支以弱克強、無往不勝的英雄之師,成為朱德面臨的又一大考驗。

起義軍余部的將士,不少畢業於黃埔軍校,多數來自原葉挺獨立團,而且參加過北伐戰爭。他們在北伐時期,打的是正規戰,取得過不朽的戰績,習慣於正規戰戰術。但是,大革命失敗后,起義軍在正規戰中接連失敗,教訓慘烈。在當時敵強我弱、轉向山區、落腳山區的形勢下,革命的直接任務已經發生變化,已經不是攻打大城市,而是如何求存自強,以弱抗強,積蓄力量,以待將來。這就需要一種適應新變化、新形勢的戰術。因此,如果再不變革作戰方式,南昌起義的這點革命火種就有被消滅的危險。

在贛南山區的轉移過程中,朱德審時度勢,向部隊闡述了繼續革命的方法,明確提出今后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是“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利用軍閥混戰的間隙,來發展自己。11月上旬,他率部到達上堡,在整頓紀律的同時,開始進行軍事訓練。他親自給部隊上課,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天天上﹔並從理念上提出新戰術,即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從打硬仗轉變為有把握的仗就打、沒有把握的仗就不打,由此引導部隊開始由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為適應新的戰術,他還將戰斗隊形由過去的一線式改為“人”字式。

部隊經過新戰術的初步洗禮后,在附近山區的剿匪戰斗中取得了勝利,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楊至成后來回憶說:“我們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區村鎮為中心,開展了游擊戰爭。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分散開來,向群眾作宣傳,幫助群眾勞動,收繳地主和土匪的武裝,組織群眾分糧,分財物。這裡的群眾多少年來深受地主、土匪的壓迫,又有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影響,一經發動,便轟轟烈烈起來了。”朱德在戰術上的革新和部署,使部隊從實踐中逐漸懂得了還可以上山打游擊,覺得上山有出路﹔從此以后即開始轉入正確的方向——游擊戰的方向,不再採取過去攻佔大城市的辦法。方向的正確,使得革命火種得到繼續保存,而且還得到發展。

12月19日,朱德率部轉移到韶關西北的犁鋪頭,進行休整和練兵,提升部隊的作戰技能和經驗,強化部隊對游擊戰的理解和運用。為了練好兵,他根據自己掌握的軍事理論和實踐經驗,親自編寫出步兵操典和陣中勤務兩類教材。他規定將舊式疏開隊形改為梯次配備的疏開隊形,構建陣前縱深的交叉火力網,以便更好地殺傷敵人,減少自身在密集隊伍中的損傷,為以少勝多創造條件。在當時如此艱難的條件下,朱德能寫出兩類教材,從容不迫地鍛造這支部隊的戰術,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沒有救國救民的初心使命,沒有積極樂觀的革命精神,是絕對做不到的。為了便於部隊進一步理解游擊戰的精髓,朱德還提出了“28字訣”作戰原則,即強敵進攻莫硬打,抓敵弱點我猛攻,孤敵疲敵我圍殲,常遣精兵騷擾敵。此外,他還以教導隊為試點進行訓練。在訓練中,他把全隊分為兩個連進行對抗演習,經常到現場親自指揮、親自講解、親自示范,反復強調士兵要熟練操作手中的武器,做到不靠近敵人不開槍,打不中不開槍。朱德明確提醒部隊,“我們人少槍少,不能和敵人硬拼,我們要瞅敵人的弱點。我們要注意避實擊虛的游擊戰術”。

這樣,朱德在犁鋪頭主持的練兵,較之在上堡的軍事訓練,則更進了一步。如果說在上堡的軍事訓練中,部隊只是開始了由正規戰向游擊戰方向初步的、局部的轉變,那麼在犁鋪頭的練兵中,則開始了由正規戰向游擊戰方向的全面轉變,在戰術變革的道路上邁上了新台階。

至此,南昌起義軍余部在艱難的轉戰過程中,無論在思想信念、政治組織乃至戰術上,都發生了積極的建設性變化,成為當時黨領導下的一支極具戰斗爆發力的武裝力量。

影響深遠的湘南起義

朱德在轉戰過程中,對革命道路和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初步探索,對以弱抗強的游擊戰術的推廣,契合了大革命后客觀形勢變化的實際需要,對以后的整黨整軍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他的探索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

1928年1月中旬到4月,朱德率領歷經考驗的革命火種,在湘南農村地區發動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武裝起義,史稱湘南起義。在3個多月的起義中,朱德率領的不滿千人的鐵軍將士,最終發展到2000多人,甚至利用游擊戰創造了1個團打敗許克祥6個團的輝煌戰績,點滴的革命火種終於形成燎原之勢﹔幫助組建起3個農軍師和2個獨立團,建立6個縣的蘇維埃政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革命風暴遍及20余縣,約有100萬人參加起義。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堅持時間之長,實屬罕見。

湘南起義給了大革命失敗后正處於低潮期的革命軍隊一個很大的鼓舞。這正是朱德引導實施革命道路戰略轉向、建設新型人民軍隊、採取游擊戰戰術的結果,同時又是對朱德在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后所作探索的有力証明。

偉大輝煌寓於苦難艱辛,苦難艱辛方見砥柱中流。朱德對革命火種的保存及發動的湘南起義,對井岡山時期的斗爭產生了積極影響。

那麼,湘南起義又是怎麼來的呢?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后,形勢最危急、前途最渺茫、人心最慌亂、個人最無助的時候,朱德否決解散部隊,堅持革命到底,積極開拓創新,敢於奮起亮劍的結果。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朱德領導湘南起義的深遠影響,遍及但又不限於井岡山時代,而是惠及了當時及以后的中國革命。因為從戰略而言、從整個思想和路線而言,湘南起義是勝利了,成功了。它為“武裝斗爭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提供了范例﹔在建黨、建軍、建政、分配土地等各個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同時也為我黨和毛澤東科學地總結出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一光輝理論,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從人民軍隊的發展來看,這支不滅的革命火種,不僅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而且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開辟、五次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是我們黨最為重要的戰斗主力之一,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作出極為重要的貢獻。從井岡山會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21年的各個革命時期,朱德都是人民軍隊的直接軍事指揮官或最高軍事統帥。他參與了人民軍隊的締造,還領導人民軍隊逆境崛起。

因此,從長時段、遠距離的視角看1927年至1949年的中共革命可知,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后,朱德對革命道路的探索、對革命火種的保存、對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探索、對戰術的變革引領,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重要意義。他不愧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不愧是南昌起義軍余部轉危為安、由弱變強的中流砥柱,不愧是人民軍隊永遠的總司令。

滄海橫流,方見英雄本色。艱難困苦,方知赤膽初心。朱德在大革命失敗后,尤其是南昌起義軍主力失敗后,表現出的不忘初心、一往無前的堅定信念,堅忍不拔、敢於亮劍的英雄本色,力挽狂瀾、中流砥柱的責任擔當,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的探索精神,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學習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加強軍隊建設,把新時代的強軍事業推向前進。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11期

(責編:曹淼、宋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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