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據地為什麼要開展大生產運動？

　　1940年底，蔣介石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並於次年1月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致使新四軍遭受重大損失，同時完全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以圖就此逼中國共產黨就范，限制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發展。不但如此，蔣介石還加緊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嚴格限制與根據地的貨物人員往來。

　　1940年起，包括陝甘寧邊區在內的各抗日根據地連續發生旱災、虫災等自然災害。1940年底“百團大戰”結束后，日軍又加強了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掃蕩”，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損失，敵后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大為減小。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岳區在最嚴重的時候，全區沒有一個完整縣，已建立的12個縣政府，被迫搬遷到沁源縣工作，后來沁源縣城也被日軍佔領，全區沒有一座縣城。至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減少到約40萬人，各抗日根據地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

　　1940年和1941年，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發生了極其嚴重的困難。后來毛澤東說：“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對於可能出現的經濟困難，黨的領導人並非沒有預計到。1939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干部晚會上強調：“以后我們要自己解決物質上的供給，要自己種地，自己動手。”12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生產運動的准備問題。12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還發表了《廣泛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社論。1939年1月2日，毛澤東為《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撰寫發刊詞，亦明確提出：“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他還提出要通過開展生產運動來解決和改善根據地軍民的吃飯穿衣問題。1月25日，陝甘寧邊區農產品展覽會在延安拉開帷幕，毛澤東在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在邊區，不僅老百姓要努力生產，“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軍隊也都要參加生產運動”。隨后，陝甘寧邊區黨政機關、部隊和學校等單位紛紛組織生產運動委員會，開展生產運動。

　　為了度過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採取了開源與節流並舉的方針。所謂開源就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各根據地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所謂節流就是大規模的精兵簡政。

　　從1941年起，各抗日根據地的生產運動廣泛開展起來，並取得了顯著成績，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1940年5月，朱德從晉東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后，提出在不妨礙部隊作戰和訓練的前提下，實行屯田政策，以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並親自到延安東南的南泥灣實地勘察。1939年秋，八路軍120師359旅從晉西北調到陝甘寧邊區，駐防綏德。經朱德建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1941年3月，該部從綏德進駐南泥灣，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開展大生產運動，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40年前，該旅的經費全由政府提供，而1941年經費自給率達到78.5%，1942年達90.3%，1943年為91.3%，1944年實現了全部自給。陝甘寧邊區其他部隊的經費自給率也逐年增加，到1943年，警備一旅經費自給率為75.4%，警備三旅自給率為59.9%，358旅自給率為70.7%，獨一旅自給率為74.6%。1942年邊區的中共中央各機關生產收入2581萬元，自給了48%，邊區機關如保安處生產收入113萬元，自給率70%。正如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所說的：“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隻佔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分﹔去年還隻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產日用品。”

　　其他抗日根據地也開展了廣泛的大生產運動。1940年，晉綏軍區的經費中，政府撥給的佔96%，生產自給僅佔4%，1944年生產自給達到30%。到1944年，山東根據地許多主力兵團除被服鞋襪費外已達到全部自給。1945年4月，毛澤東在總結抗戰時期的歷史時，對大生產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年先后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大生產運動對於各抗日根據地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堅持抗戰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