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敵營十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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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的人們，相信都被主人公江波的堅定信念、過人智慧和超凡膽識感動過、激勵過。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許多優秀的黨員，像江波一樣，為了黨的事業，不顧個人安危，不吝個人名聲，不懼流血犧牲，堅決服從黨的安排，打入敵營，與敵人近身斗智斗勇，為黨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勛。雨花英烈徐楚光，就是其中的一位。

隱蔽在國民黨部隊

徐楚光，原名金安，又名祖芳，曾化名楚狂、建豫、席君實等，1909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浠水縣團陂鎮白鶴村一戶依靠種田和手工勞動為生的貧苦雇農家。12歲時，徐楚光的父母因積勞成疾先后過世，妹妹徐杏花被送到同鄉一個貧農家裡做童養媳，他則由4個叔叔撫養。1924年，15歲的徐楚光帶著叔叔們籌集的三塊銀元，考入蘄水縣中學。

1926年10月，徐楚光進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五期的步科學習。武漢分校的實際掌控者是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為校長，顧孟余為黨代表，張治中為教育長兼訓練部部長、學生總隊長，惲代英任政治總教官，郭沫若、沈雁冰等為政治教官，陳毅負責黨務工作。在軍校，受結識的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影響，徐楚光很快傾向革命、傾向共產黨。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生學業受到影響，徐楚光隨共產黨員和進步同學疏散回浠水。從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的血的教訓中，徐楚光領悟到一條真理：隻有革命，才能拯救中華﹔隻有跟著共產黨，億萬勞苦大眾才能獲得解放。黨的八七會議后，麻城、黃岡、浠水、黃梅等縣相繼建立農民自衛軍，徐楚光在浠水上巴河、林山河等地參與領導農民暴動。12月，徐楚光不畏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自衛軍編入鄂豫邊紅軍，時年18歲。

1929年冬，鑒於徐楚光思維敏捷、文武兼備、善於社交，鄂豫邊軍事委員會派時任直屬團連長的他，和潘仲素、徐森橋、徐潤清打入國民黨軍內部，從事兵運工作。從此，徐楚光戰斗在黨的隱蔽戰線，書寫了一個又一個傳奇。

在黨組織的努力下，經國民黨湖北省浠水縣縣長徐劍鋒推薦，1930年，徐楚光進入浠水縣自衛大隊，任中隊長。不久，因羅田和英山的國民黨地方武裝對紅軍的活動很不利，徐楚光便通過國民黨軍駐蘄州司令徐文煌介紹，到羅田縣自衛大隊任副大隊長。徐楚光講究軍容，組織射擊和隊列訓練十分在行，深得羅田縣自衛大隊大隊長徐施恩信賴。當時羅田和英山兩縣自衛大隊因一些民事糾紛，互相指責，矛盾較大。徐楚光發現徐施恩為人正直，有正義感，對時局的看法也有不少可取之處，便利用國民黨軍內部矛盾，加深交往，爭取徐施恩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

1931年3月，英山縣自衛大隊配合國民黨正規軍向鄂豫皖邊區紅軍發動“圍剿”。英山縣自衛大隊路經羅田縣的石橋鋪時，徐楚光建議徐施恩以“英山自衛大隊偷襲羅田自衛大隊”為由率部抄襲英山自衛大隊，致使該大隊一敗涂地。英山自衛大隊隨即對羅田自衛大隊進行反擊。戰斗中，徐施恩被英山自衛大隊打死。徐楚光立即向徐文煌告狀，要求制裁英山自衛大隊。由於徐楚光的策動，羅、英兩縣自衛大隊相互為敵、自己“內耗”，減輕了國民黨軍對鄂豫皖邊區紅軍的壓力，支援了鄂豫皖邊區紅軍的反“圍剿”斗爭。

在同一時期，徐楚光結識了國民黨李濟深部駐羅田的一位團長袁啟生。經過友好交往，袁啟生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表示贊同，准備率全團起義，投奔紅軍。這一計劃被國民黨鄂東剿匪司令朱懷冰察覺，袁啟生機智脫險，徐楚光也因此離開羅田。

1934年，受黨的指示，徐楚光隨李濟深、宣俠父去廣西南寧，設法推動李宗仁、白崇禧繼續反對蔣介石，加深蔣、李之間的矛盾，削弱國民黨軍對蘇區的攻勢。

徐楚光在去南寧的途中，巧遇同鄉金龍章。經過細談，金龍章很願意協同徐楚光完成這一使命。

徐楚光到達南寧時，蔣介石派出的陶鈞已經在南寧活動，企圖拉攏李宗仁等人。陶鈞曾是桂系第十八軍軍長，后投靠蔣介石。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對他不感興趣。

徐楚光、金龍章以湖北同鄉會的名義，邀請在廣西的湖北人，舉行會議，發表演講，公開點破陶鈞背叛桂系、投靠蔣介石的作為和他廣西之行的目的，搞得陶鈞非常難堪，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1938年春的一天，經中共黨員靖任秋安排，周恩來在平漢鐵路長壽車站的一列專車上接見了時任國民黨軍冀察游擊總司令的孫殿英。經過協商，孫殿英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有關合作抗日的意見。

為實現聯合抗日承諾，更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孫殿英請靖任秋前往豫西宜陽三鄉鎮創辦干部教導大隊，培養抗日骨干。受中共豫西特委派遣，徐楚光改名徐祖芳，到教導大隊同靖任秋一起工作，職務是教導大隊中校教導主任。教導大隊有1000多名學員。徐楚光經常給學員們上課，宣傳我黨關於抗日的政策，激發學員的抗戰熱情。孫殿英對辦好教導大隊很是熱心，專程到三鄉鎮檢閱隊伍。看到徐楚光把隊伍訓練得步伐整齊，表演刺殺時上千人一個動作、一個聲音，他連聲稱贊：“不簡單！不簡單！”

1938年秋冬，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被改編為國民黨新五軍，歸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部指揮。常駐孫殿英部的國民黨特務向上司密告，說教導大隊是“赤化”學校。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命令孫殿英立即解散教導大隊。孫殿英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不同意馬上解散。為避開國民黨的插手和干預，孫殿英同意徐楚光、靖任秋等分頭帶領教導大隊，離開宜陽三鄉鎮，在孟津過黃河，穿過濟源縣境，到達山西晉城、陵川和壺關一帶的晉東南抗日根據地。教導大隊學員結業時，孫殿英採納徐楚光等人的建議，將大部分學員分配到新五軍充任基層骨干（班長、文書、庶務），一部分優秀的擔任排長、連長或政治干部。這些學員日后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到位，在開辦教導大隊的過程中，除靖任秋等少數同志知道徐楚光是共產黨員外，絕大多數教職人員和學員隻覺得徐楚光是一位才華橫溢、富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國民黨軍官。孫殿英因此委任他為第五軍參謀處作戰課長。

1939年初，孫殿英覺得徐楚光是個辦學有方的人才，決定開辦新五軍官佐子弟學校，附設幼年學兵連，讓徐楚光任子弟學校校長兼學兵連連長。由於官佐子弟學校的學員不多，徐楚光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幼年學兵連上。他讓新婚妻子河南籍共產黨員時海峰到學兵連當指導員，從原教導大隊的學員中挑選了幾名骨干到學兵連擔任排長。徐楚光利用講課和訓話等機會，對這些娃娃兵進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教育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

1939年下半年，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在湖北、河南等地制造流血慘案，在孫殿英部的共產黨員處境極為困難。徐楚光留少數黨員繼續堅持，將大多數新五軍官佐子弟學校和學兵連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撤離，自己也以治病為由請了長假，離開新五軍，到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匯報工作。

1940年初，黨中央安排徐楚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期間，國民黨第九十七軍朱懷冰部預謀襲擊太行山區八路軍總部。受黨組織委派，徐楚光以看望同鄉為名，住在朱懷冰的參謀主任楊梓誠家裡，准確摸清了朱懷冰的軍事部署。徐楚光的活動引起敵軍軍部人員的懷疑。楊梓誠得知此消息后，暗中將徐放走。1940年3月，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一一五師和太南獨立游擊支隊根據情報，密切配合，發動攻擊，殲滅國民黨第九十七軍大部，挫敗了敵人妄圖襲擊八路軍總部的陰謀。

奉命打入汪偽內部

1942年3月，受八路軍總部情報處委派，時任抗日軍政大學參謀教官的徐楚光，改名徐楚狂，赴南方淪陷區主持軍事情報、策反事宜。由於事屬機密，對誰都不能透露，包括妻子和親友。離開延安前，徐楚光隻給妻子留下了一封去向不明的告別信，叮囑她多保重、照顧好孩子。時海峰看完那封信，向組織詢問無果，誤以為徐楚光是投靠敵人才走的，於是就提出了離婚。

到武漢后，徐楚光通過同鄉、同事關系，打入汪偽國民黨武昌縣黨部，任常委兼主任，后又與好友、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偽武漢中國人民自衛軍總司令的金龍章，接上關系。徐楚光要求金幫助他去南京。金龍章為徐楚光辦了一張前往南京的特別通行証，並把他介紹給南京洪門大亞山主、時任汪偽內政部衛生司科長的朱亞雄，請他多多關照。

拿著金龍章提供的特別通行証，徐楚光順利進入南京，而后拜朱亞雄為“大哥”，成為大亞山洪門組織成員。此后，他經常出入洪門的香堂和朱亞雄寓所，並利用曾在黃埔軍校學習的經歷，廣交朋友。

通過努力，徐楚光先后謀得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上校戰術教官、偽軍委會政治部情報局上校秘書、偽軍委會武官公署上校參贊武官、偽陸軍部第六科上校科長等職務，同時還擔任偽中央感化院政治教官。利用這些合法身份和“工作”之便，徐楚光一方面結交汪偽政權要員，一方面發展情報人員、編織情報網。

工作打開局面后，為進一步取得組織支持，徐楚光以探親為名請假北上，到晉東南八路軍前方總部情報處匯報工作。徐楚光提出加派骨干力量，深入開展工作。后來，八路軍前方總部情報處派馬蘊平（化名張相群）到南京協助徐楚光。

中共中央華中局暨新四軍軍部移師盱眙黃花塘后，中央軍委指示，要求原八路軍打入南京的特工人員改由新四軍領導。華中局情報部長潘漢年派出副部長徐雪寒前往南京，與徐楚光、馬蘊平接上了關系。新四軍軍部決定成立“新四軍江南工作委員會第三分會”，任命徐楚光為該分會主任。

為打破日偽對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封鎖，華中局指示徐楚光，秘密建立從敵戰區通往蘇北抗日根據地的交通運輸線。

領受任務后，徐楚光立即著手實施。他爭取到曾任汪偽特工總部二廳情報科長、時任南京建華銀行蘇州分行經理的唐公福。唐公福提出讓徐楚光介紹他去新四軍工作。徐楚光則鼓勵唐公福利用在汪偽軍政機關的上層關系，在日偽軍對蘇北根據地的封鎖線上打開一個缺口，建立一條秘密交通運輸線，在敵戰區發揮作用。1943年冬，唐公福辭去銀行職務，通過汪偽蘇北“清鄉”行政專員張北生的關系，籌集資金承包1944年蘇北“清鄉”區（即新四軍根據地）的豬稅。唐公福出任設在揚州的蘇北豬稅總局總務科長，在靠近根據地的泰州、鹽城、東台、如皋等地分設稅局，局長或副局長由中共黨員或地下工作人員擔任。他們還宴請偽軍項致庄部三個師長田鐵夫、陳才福和丁聚堂，商議合作條件，排除可能的麻煩，打開了來往蘇北偽軍各哨卡的物資運輸通道。利用豬稅總局這一“合法”形式，根據地的生豬、咸肉、蔬菜、禽、蛋等土特產，源源不斷運往敵戰區，換回根據地必需的藥材、棉紗、百貨等物資，補充軍民需要。這條交通線維持了一年多，為華中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此外，徐楚光也聯合其發展的情報員朱亞雄，打通了鐵路運輸線。朱亞雄早年認識時任日本華中鐵道株式會社警務課長的日本人木村。當時鐵路貨運不安全，鐵道警衛力量薄弱，朱亞雄乘機提出可借助洪幫力量，建立組織保護鐵路安全。徐楚光以汪偽軍委會政治部上校秘書的身份與木村見面，商談相應的機構設置與人員配備問題。經木村同意，由南京洪幫組織一個“華中鐵道南京護路總隊”，管轄南京至蕪湖、南京至奔牛各區站。朱亞雄擔任總隊長，徐楚光任主任秘書兼督察長，總隊一切事務由徐楚光負責，各車站護路隊由可靠人員擔任負責人。該總隊搜集沿路情報交給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張冰負責處理，並以“護路總隊部”名義領取免貼照片的通行証，供地下工作人員進出南京等城市以及火車站使用。

偽警衛第三師是汪偽政權內統治最嚴、規模最大、裝備最好、戰斗力最強的一支精銳部隊，號稱“御林軍”，分別駐防南京郊外的句容、江寧、六合3個縣。1944年8月，徐楚光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時任偽中央軍校政訓員的趙鴻學結識了偽警衛第三師師長鐘健魂。徐楚光、趙鴻學兩人經過深入了解，得知鐘健魂早年曾參加共產黨，在紅軍中當過營長，在一次攻打湖南瀏陽的戰斗中與部隊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他一直有心回歸黨組織。在徐楚光領導下，趙鴻學經常與鐘健魂接觸，向他宣傳抗戰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1945年7月下旬，汪偽政府內部傳出鐘健魂即將被免職的消息。徐楚光、趙鴻學分析形勢，認為原准備在偽警衛第三師組織地下軍，待新四軍進攻南京時裡應外合解放南京城的計劃必須改變，應抓緊時機，爭取師長鐘健魂帶領全師官兵起義，把部隊拉到淮南抗日根據地去。這一意見迅速得到新四軍軍部批准。8月11日晚，在徐楚光、趙鴻學的配合下，鐘健魂率偽警衛第三師部分人員渡過長江，進入淮南抗日根據地。8月13日，鐘健魂領導偽警衛第三師官兵3000多人，攜帶日式精良武器裝備各種炮34門、輕重機槍151挺、步槍1100余支，擲彈筒117個、彈藥10萬余發，在六合鐘家集宣布起義，參加新四軍。

被叛徒出賣，寧死不屈

1946年3月，華中局調徐楚光任聯絡部第三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潤身任副主任，深入國統區，開展京滬杭揚等地的情報和策反工作。上任后，徐楚光積極爭取湖北羅田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畢業生、國民黨軍統少將周鎬參加革命。9月，華中局、華中軍區領導鄧子恢、譚震林批准周鎬為中共特別黨員。同時，徐楚光還向上海、南京、杭州、無錫、徐州、揚州等城市派出情報人員，並布置一些同志打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上海警察局等機關工作，搜集國民黨政治、軍事、經濟和特工等方面的情報。

就在徐楚光緊張忙碌工作的時候，危險也在悄然逼近。徐楚光在汪偽政權工作時的結義兄弟、曾任汪偽海軍部政訓處長的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三工作委員會駐鎮江南京特派員劉蘊章，早於7月就秘密投靠軍統，出賣了徐楚光、周鎬等人。軍統之所以沒有馬上逮捕徐楚光，是想“放長線釣大魚”。11月，周鎬被捕，徐楚光對劉蘊章產生了極大懷疑，切斷與之的一切聯系。但劉蘊章的告密，為日后徐楚光的被捕埋下了隱患。1947年1月，徐楚光離開上海撤回山東解放區。第三工作委員會由郭潤身接手。周鎬在軍統老友黃逸公營救下，擺脫監視去了解放區。

3月，根據華中局譚震林指示，徐楚光以特派員身份，率領張冰、朱建平、汪樂挺、羅納、呂祥瑞等30多人離開臨沂，赴湘鄂贛開展工作。到長沙后，徐楚光聯系先期開展工作的成鐵俠，組織湘鄂民主聯軍。徐楚光還策動浠水、羅田、英山等縣的自衛大隊反正，組建鄂豫邊區人民武裝。1947年夏，徐楚光派出政治交通員呂林生到鄭州、開封、洛陽等地，聯絡原孫殿英教導大隊的學員，策動武裝起義。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湘鄂地區成立特委，組織關系轉到中共中央中原局，以便更好地與劉鄧南下部隊配合。特委委派徐楚光負責策反國民黨軍工作，並去大別山區中原局匯報情況。徐楚光告別妻子朱健平（即朱暉）和女兒徐定生，以上海《申報》記者席正的身份，到大別山根據地匯報工作，9月途徑武漢時，被老部下浠水縣自衛大隊班長夏伯誠出賣逮捕入獄。徐楚光未承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敵人審訊沒有結果。

1947年底，徐楚光被轉押至南京國防部二廳，轉交保密局審訊。在保密局遭受嚴刑拷打，徐楚光不為所屈。保密局以“第二特種政治問題研究組”少將副組長的職位誘惑，徐楚光不為所動。任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的族叔徐佛觀出面保釋徐楚光。保密局並沒有真正釋放，而是將他軟禁，隻准他通信、會客，不准外出自由活動。被軟禁期間，徐楚光利用內兄朱鴻年探望的機會，讓其通知郭潤身馬上離開上海。1948年4月，徐楚光的手下羅納被捕叛變，供出徐楚光組織湘鄂地區民主聯軍的情況，並參與了對徐的審訊。由於羅納對徐楚光了若指掌，保密局認為徐楚光問題重大。10月9日，國民黨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遵照蔣介石的密令，秘密殺害了時年39歲的徐楚光。

徐楚光潛伏敵營18年，屢建奇功，與他重調査研究、敢於犧牲、平易近人、待人以誠、處處關心同志和朋友是分不開的。他常說：“一個地下革命者，如果把自己隱蔽得十分徹底，毫無痕跡，那就無法爭取團結群眾，實際上也就無法開展工作。”“做地下工作，要分清敵友，要敢於犧牲自己。”“要防止失誤，減少工作上的片面性，就得廣泛深入地做好對人的調査研究。”他每到一地，第一時間了解和分析那裡的敵、我、友及黨、政、軍、警、憲、特的基本情況。他平等待人，言必有信，贏得了許多志士仁人的欽佩和信賴，使他們甘心情願與徐楚光共同戰斗在隱蔽戰線。因工作需要，徐楚光手中常掌管大量經費，要住高級賓館，常出入於花天酒地的場所，但他卻始終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從不亂花錢，他說：“我的錢，每個銅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他非常節約,說：“今天的節約是為了明天，何況新中國要在艱苦的戰斗中誕生啊。”“大事者，於國於民，有大利也。我當為國民而生，亦當為國民而死”。徐楚光用生命踐行了他的錚錚誓言。多年后，徐楚光當年的上級以及和他共事的楊帆、唐公福、鐘健魂等在回憶徐楚光時，依然百感交集，熱淚盈眶，贊揚他是“做人的楷模、統戰的榜樣”。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