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將軍的新四軍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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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生（1911.11—2006.10），湖南省桑植縣人，人民軍隊著名將領。戰爭年代，他歷任湖北鶴峰第四游擊大隊副大隊長、紅二軍團六師政委、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政委，新四軍襄南軍分區政委，並任晉綏野戰軍一縱隊政委、一野第一軍政委等職﹔和平年代，他曾任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北京軍區政委、中國國防部副部長等職。1955年9月，廖漢生被授予中將軍銜，獲得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7月，他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廖漢生為新中國解放事業和人民軍隊的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回顧自己的戎馬一生，對於從八路軍到新四軍這段經歷廖漢生非常珍視，認為對他“鍛煉很大”。在回憶錄中，他深情地寫道：

在抗日戰爭渡過難關、走向勝利的階段，黨中央及時制定了大發展的戰略方針。此時，我參加八路軍南下支隊，告別延安，重返前線，來到新四軍第五師暨鄂豫邊區所轄襄南地區工作，從八路軍的老戰士轉為新四軍的新戰士，從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指揮員轉為負責一個地區黨政軍工作的一元化的主要領導者。這個轉變對我來說，肩負的擔子很大，經受的鍛煉也很大。我和同志們一道，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上級黨委的指示，緊緊團結和依靠襄南抗日軍民，鞏固並擴大了這塊敵后根據地，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從延安到襄南

1944年夏，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失敗的命運，抽調大批兵力向粵漢等鐵路線進攻，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在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國民黨軍“一潰再潰”，連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遼闊區域。在如此形勢下，為了推進對日戰略反攻，中共中央提出了“敵人攻到哪裡，我們跟到哪裡”的戰略決策：決定組織八路軍南下支隊，跟在南侵日軍后面，挺進湘粵邊界地區，發動游擊戰爭，開辟新的根據地。同時，由於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提出新四軍缺少干部，要求調派大批干部支援，中共中央又決定組織干部大隊隨軍南下，補充到新四軍第五師中去。

八路軍南下支隊，由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第三五九旅主力和3個干部大隊組成，王震任司令員，王首道任政委，下分6個大隊。第一、第二、第三大隊為第三五九旅戰斗部隊，第四、第五、第六大隊是干部大隊。其中，第五、第六大隊是中共中央准備補充給新四軍第五師的干部。第五大隊以原紅二軍團暨湘鄂西蘇區的老干部為基礎，由賀炳炎任隊長、廖漢生任政委，任務是回到原洪湖老蘇區一帶，加強第五師在那裡的干部力量。對於重返洪湖，廖漢生興奮不已，他曾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我開始忙於物色干部。我在賀老總的支持下，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從中央黨校學員抽調了原紅二軍團的老干部30多名，其中現任團職干部十來個，此外還有三五八旅教導隊的干部和一批從宜昌來延安學習的青年知識分子干部，全大隊共百多人，編入八路軍南下支隊。

1944年11月初，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1945年1月底，到達湖北境內大悟山區，與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政委鄭位三）會合。

在大悟山休整幾天后，王震、王首道率領南下支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隊繼續南下，渡過長江，向湘粵邊地區挺進。第六干部大隊留在大悟山，補充到第五師機關和部隊中去﹔第五干部大隊除留下幾名干部充實第五師機關外，主力在賀炳炎、廖漢生帶領下離開大悟山，前往襄河南北的三分區、五分區工作。到襄北后，賀炳炎、廖漢生把襄北籍干部留給五分區，他們帶著另一部分干部渡過襄河，於3月2日抵達襄南三分區。

1945年3月3日，中共襄南地委、專署和第三軍分區在潛江縣熊口鎮孫家台聯合召開了歡迎大會。駐地軍民以及從各縣趕來的代表數千人參加大會。當地群眾與部隊魚水情深，讓廖漢生終生難忘，他回憶道：

十裡八鄉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前來助興，打旗子、吹喇叭、耍龍燈、舞獅子、劃彩船、踩高蹺，把過大年的所有名堂一下子全搬了出來，熱鬧非凡。婦救會、兒童團提著雞蛋、鞋襪、香煙、小吃，一個勁往我們手裡、衣袋裡塞……

歡迎大會在雄壯的歌聲中開始，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劉放致歡迎詞，賀炳炎、廖漢生代表南下干部感謝襄南黨政軍民的熱情歡迎，表示要和襄南人民一道為完成大發展的任務共同奮斗。軍分區原司令員吳世安、政委方正平和反戰同盟日本友人大久保也講了話。接下來，演劇隊登台進行慰問演出，大家直到天黑才盡興而散。

一連3天，各種慰問、聯歡、座談活動不斷。地委機關報《襄河報》也發表頭條報道《八路軍大批干部蒞襄河——軍民歡迎盛況空前》。各縣、鄉的老百姓自發前來駐地慰問，對第五干部大隊寄予厚望：“無能的國民黨拋棄了襄南老百姓，新四軍來后我們才有了保障，現在八路軍來了，老百姓的力量更強了！”

來到襄南后，按照第五師首長的命令和鄂豫邊區黨委的決定，賀炳炎擔任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廖漢生擔任中共襄南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原司令員吳世安、原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方正平調回大悟山，另行安排。第五干部大隊人員也都充實到軍分區機關、部隊和各縣指揮部去。至此，第五干部大隊正式加入新四軍的行列。

搞好“新”“老”干部團結

襄南的干部來源廣：有土生土長的本地干部，也有四面八方的外來干部﹔有在抗戰中成長起來的“新”干部，也有經歷過土地革命戰爭的“老”干部﹔有根據地自己培養的工農干部，也有從敵佔區和大后方武漢、宜昌、重慶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干部。而分區和各縣主要領導干部則大體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開創根據地的第五師干部﹔一部分是受命於發展的南下干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正確處理親疏關系和“山頭”問題，是搞好黨內和干部隊伍內團結的關鍵。廖漢生深感責任更重，律己更嚴，思慮更周。

他在工作中要求自己：一是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方針、鄂豫邊區黨委的指示，切實結合襄南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工作﹔二是緊緊團結依靠廣大干部群眾，老老實實地向當地原有干部學習，向身邊的同志學習，向襄南的父老兄弟學習，吸收經驗，聽取意見，集中大家的聰明才智，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三是冷靜克制自己，他知道自己身上存在著急躁沖動的毛病，現在到了新的地區，當了最高領導，就不能再由著自己的性子了，於是採取強行克制的辦法，同時注意方式方法，提高思想修養。

對於南下干部、本地干部，廖漢生一碗水端平，持論中肯：

我們南下干部多是槍杆子打出來的軍隊干部，而襄南原有干部多是在黨政群系統工作的地方干部。我們初到襄南，自然是“新”干部﹔襄南本地干部，自然是“老”干部。因此，我們要搞好軍地干部團結、“新”“老”干部團結。我們要充分認識黨中央指出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出黨，反過來，黨要領導軍隊”這個道理，一方面充分肯定軍隊干部功勞﹔一方面自覺服從黨的領導，充分尊重地方干部，服從第五師和鄂豫邊區黨委領導。

由於廖漢生以身作則，全體同志緊密團結，襄南黨組織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有力的戰斗集體，並且把廣大軍民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從而為襄南地區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大力發展襄南

在襄南，如何落實中共中央大力發展抗日力量的方針，發展黨的組織，發展抗日武裝，發展根據地，成為擺在襄南黨政軍民面前頭等緊迫的任務，也是廖漢生日夜思慮的問題。

所謂襄南，是指湖北省境內漢水以南與長江以北的地區，漢水在這一段又叫襄河，其中心區包括潛江、沔陽（今仙桃市）、江陵、監利和今天的洪湖、沙市一帶。紅軍時期，這裡是湘鄂西蘇區著名的洪湖根據地的一部分。廖漢生知道：“這一次黨中央又把我們派回來，目的是要有一個更大的發展，在不遠的將來進行大反攻時，這裡就是收復武漢三鎮的前進陣地。”

對於新四軍第五師發展襄南的成績，廖漢生由衷佩服：

襄南根據地能夠在日偽頑交錯盤踞的縫隙中，在江漢之間的平原水網上，在中原要地大武漢的一側，堅持抗日斗爭，取得這樣的局面，很不容易。

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

襄南根據地還存在著一些弱點，尤其是軍事力量和干部隊伍還比較弱。與中央提出的任務和要求相比，我們的力量還顯得很不夠。這也促使我們必須有一個大發展。

在襄南各縣縣委書記聯席會議上，廖漢生組織大家一起學習中共中央方針，學習鄂豫邊區黨委指示，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同時緊密結合襄南地區和各縣的實際情況，討論襄南地區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務。經過10天的會議，重新確定了襄南地區1945年的工作方針是：“以發展為主，同時照顧鞏固。”

基於對形勢的分析，廖漢生等推斷抗日戰爭有可能很快出現勝利反攻的局面，因此著重部署從3月到8月這半年內各項工作大發展的具體目標和要求。主要是：擴大武裝，擴大根據地，擴大黨的力量，擴大抗日統一戰線。

襄南地區地盤大、武裝少。一萬多平方公裡的地域，七八個縣團單位，總共隻有六七千人槍。廖漢生等經過分析研究，提出了將現有力量擴大一倍的目標。

此后，在廖漢生的領導下，各級黨組織在根據地內廣泛宣傳抗日戰爭勝利發展形勢，動員群眾踴躍參軍參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擴軍熱潮﹔在不妨礙堅持本地斗爭的前提下適當升格縣區鄉游擊武裝，加強主力的力量﹔向各據點的日偽軍發動軍事和政治攻勢，在戰斗中盡可能多捉俘虜，爭取、改造日軍士兵加入反戰行列，大力開展瓦解偽軍工作，策動其棄暗投明。擴大武裝所需的槍支彈藥則基本上是從敵人手中繳獲的。經過大規模擴充武裝后，軍分區指揮一個江北獨立團、一個干部教導團，縣一級建立了軍事指揮部和游擊總隊，區鄉紛紛健全充實了武裝中隊和亦兵亦農的民兵組織。

擴大根據地是發展襄南的另一個重點。廖漢生、賀炳炎等把襄南地區發展與擴大的重點放在長江以南和襄河以西地區，先后建立了江南指揮部、襄西指揮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襄南根據地進入了鼎盛時期，以潛江為中心，東至平漢、粵漢鐵路線上的漢陽、嘉魚、蒲圻（今赤壁市），西至荊門、當陽、江陵，北至襄河，向南則一直靠到洞庭湖邊，並與其他抗日根據地一起，構成了對武漢外圍的戰略包圍。

擴大黨的力量，這是發展襄南的核心。洪山公學是鄂豫邊區黨委直屬的一所干部學校，設在襄南潛江縣熊口鎮。廖漢生利用這個便利條件，開設了襄南地委黨員干部訓練班，先后從區鄉抽調了數批政治上可靠、又有斗爭經驗的老黨員，組織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常識，學習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熟記黨綱、黨章，明確黨的各項政策、主張，掌握基本的工作方法，然后把這些同志派到新開辟的地區，在那裡建立黨組織，發展新黨員。為了加強黨的基層建設，廖漢生還代表地委提出了建設一個好支部的四條標准，即“對敵人斗爭搞得好”“減租斗爭搞得好”“生產運動搞得好”“防奸運動搞得好”。

擴大統一戰線，是發展襄南的重要一環。當年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失利離開后，襄南地主、士紳曾參與迫害共產黨員和紅軍家屬。因此，對八路軍南下干部的到來，當地有一些地主、士紳很擔心，怕被算舊賬。為了爭取和團結更多的人，襄南專署召集了士紳會議，廖漢生在會上作了具體政策解釋：

共產黨人是不會為了私仇而違反黨的政策的。隻要那些人現在是抗戰的，我們還是以朋友相稱，過去的賬不算了。希望襄南各界各階層人民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目的，一致團結，舊仇舊怨一筆勾銷！這是我代表南下的同志要向各位表明的。

廖漢生以共產黨人博大無私的胸懷，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爭取地主、士紳們為抗戰事業做工作，如認購公債、代購物資等。他們在襄南建立了各界人士組成的參議會，在敵佔區的大城市建立了統戰關系，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起三三制的地方政府。

在廖漢生的努力推動下，經過襄南黨政軍民的共同奮斗，在較短的時間內，襄南根據地的各項工作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領導襄南大生產運動

襄南地區地處江漢平原，本是魚米之鄉。但由於戰禍連年、敵人掠奪，導致田園荒蕪、民不聊生、血吸虫肆虐，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患血吸虫病、挺著大肚子的男女，許多人家每到冬天就把門一關外出討飯。目睹根據地群眾的慘狀，廖漢生、賀炳炎借鑒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於1945年春進一步動員全體軍民掀起大生產的熱潮。襄南地委、地區專署、軍分區和各級黨政軍群組織紛紛成立了生產委員會。

為此，廖漢生宣布了軍分區制定的生產計劃：要求實現縣、團以上機關、部隊自給糧3個月、菜半年，區鄉武裝自給糧4個月、菜8個月的目標。生產的內容應以開荒種田為主，同時從事紡織、編席、喂豬、捉魚等工副業生產。獎勵措施應採取公私兩利、超產分紅。

在大生產中，廖漢生、賀炳炎注意軍民兼顧、勞武結合的原則，強調“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從軍分區的司令員、政委到班排干部都應當親自領導和參加生產運動。

陽春三月，正是春耕生產的大好時節，襄南各地到處呈現熱火朝天的春耕景象。為了扶持農民生產，地區專署及時發放500萬元邊區幣的農業貸款，從江南的石首、公安、華容購運了數百頭耕牛到江北，貸給缺牛農戶。襄西地區1944年大旱，加上頑匪攪擾，有一半以上的農戶無種下秧，有些人家連吃的都沒有。廖漢生指示地委運去幾百擔谷子，發放救災款，解決生產、生活困難。

在襄南發展生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水利。這裡是長江與漢水兩大水系的交匯處，大大小小的河湖溝汊縱橫交織，每到雨季內漬外澇，一片汪洋，給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生命造成嚴重危害。特別是連通漢水與長江的東荊河，年久失修，一旦決口就將直接威脅潛江、沔陽、江陵、監利等縣人民。襄南地委、專署、軍分區動員軍民搶修大堤，廖漢生、賀炳炎都參加了勞動。廖漢生曾回憶過這段經歷：

在趕筑馬頸項堤的工地上，書記、專員、司令員一齊上陣，賀炳炎司令員獨臂擔土拉車給軍民以極大的激勵。農民群眾爭先恐后出堤工，勞動英雄層出不窮。一位聾啞人，他媽媽用手比畫給他看：堤要倒，有水，不能吃飯了！他扛起扁擔就跑上了工地。

經過20天晝夜突擊，大堤修筑工程用工15萬個，完成土方3.59萬立方，趕在汛期之前順利完工，使百余畝農田受益。

7月3日，鄂豫邊區黨委領導李先念、任質斌、陳少敏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對襄南地區的工作給予了肯定：邊區的水利建設，“在襄南三軍（分）區做得很有成績”，“特別是爭取時間，在農忙前完成，更刺激與提高農民生產情緒”。

戰斗在江漢解放區

1945年8月上中旬，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消息傳出后，廖漢生、賀炳炎領導襄南分區迅速動員全部力量包圍了盤踞在這一地區的日偽軍據點，向其發出立即向新四軍繳械投降的最后通牒，堅決消滅那些繼續頑抗之敵。廖漢生回憶道：

分區部隊先后拔掉了潛江縣梅家嘴等日軍據點並包圍了潛江城，重創仍然“掃蕩”桃花山的日軍部隊，全殲駐監利縣毛家口的偽軍自衛團，策動駐沔陽縣胡場的偽軍400余人向我投降。

與此同時，日本投降的消息剛剛傳出，蔣介石就打著“收復失地”“受降”的旗號，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向中共領導的敵后解放區大舉壓迫。首當其沖的就是地處中原的鄂豫邊區。黨中央及時指示新四軍第五師：迅速集中力量，准備應對即將到來的內戰危險！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第五師決定組建1個野戰縱隊和江漢、鄂東2個二級軍區。關於江漢軍區領導人選，師首長命令賀炳炎擔任軍區司令員，廖漢生任軍區副政委（政委鄭紹文），王紹南任軍區參謀長。接到第五師首長電令后，廖漢生和賀炳炎、王紹南等帶領一批干部和主力部隊北渡襄河，與原五分區同志一起組建江漢軍區。

江漢軍區下轄襄南、襄北、鄂中3個軍分區和1個獨立旅。賀炳炎、廖漢生一面將部隊集中整編，一面進行軍事、政治訓練，做好反內戰的准備。

江漢軍區地處中原腹地，南扼長江，東與鄂東軍區挾制平漢鐵路並形成對武漢三鎮的戰略包圍，因此成為國民黨軍全力爭奪的地區。從日本投降之日到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的大批部隊從四川、貴州、雲南等大后方沿長江源源不斷地涌入，搶佔了武漢三鎮，又沿平漢鐵路源源不斷地向北涌去，搶奪地盤，進攻解放區。

看到這個情況，許多同志憤憤不平：“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來了，他們跑了﹔現在日本侵略者打跑了，他們卻來了，來‘摘桃子’、打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打？”“毛主席為什麼要去跟蔣介石談判，會有什麼結果嗎？”“蔣介石會不會故伎重演，會不會扣住毛主席、周副主席？”

這時，黨中央及時向全黨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廖漢生組織軍區指戰員反復學習中央精神，讓大家弄明白：談判也是斗爭，是一種針鋒相對的斗爭，毛主席去重慶談判是去揭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是為了爭取和平、制止內戰！

當時，也有少數人對國共和平談判抱有過高的希望，產生不切實際的和平幻想，以為國共雙方一坐下來談，蔣介石就不會再來打我們了。對此，廖漢生組織學習中共中央關於“針鋒相對”指示，教育干部和部隊認清：

從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來看，它是一貫反共反人民的，這個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從我們長期以來同國民黨打仗與合作的經驗來看，它在每一次獲取革命勝利果實之后總是一巴掌把幫助過它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打入內戰的血海﹔此外，從我們所處的戰略位置來看，江漢解放區位於武漢的臥榻之側、過道之間，對攻打我們這個地方蔣介石是勢在必行的，中原之戰絕難避免。

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共產黨主動讓出湖北、湖南、廣東等8個南方解放區。此后，大批國民黨軍繼續向江漢軍區的襄西、襄南進犯。

1945年10月間，中原軍區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委，王樹聲任副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原軍區下轄2個野戰縱隊和江漢、鄂東、河南3個二級軍區並3個獨立旅。

從10月中旬起，中原軍區組織了桐柏戰役，解放了桐柏、新野、唐河、棗陽等城，賀炳炎、廖漢生指揮江漢軍區部隊配合主力作戰，率獨立旅向北挺進鐘祥與隨縣之間的大洪山區，掃除了那裡的反共頑固勢力，建立了洪山軍分區。

1946年1月，國共雙方共同簽署了停戰協定，下達了停戰令：各地區雙方交戰部隊於1946年1月13日午夜前就地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根據停戰協定，在漢口成立了中原地區軍事調處三人小組，江漢軍區政委鄭紹文調任中原軍區駐漢口辦事處處長，由廖漢生接任江漢軍區政委，並代理中共江漢臨時區黨委書記。

在停戰以后，國民黨打著“和平”“調處”的幌子，以軍事的、政治的兩手千方百計地打擊新四軍。他們利用整軍方案，壓迫江漢軍區縮編，指責說：“共產黨在洪湖一帶搞的槍杆子太多了，要嚴加限制！”又提出“可以把洪湖地區的共產黨武裝編為湖北省保安旅，委任該地區負責人為少將旅長”。

聽到這些話，廖漢生火冒三丈地說：“誰要當他們那種臭官！他們說我們的槍杆子太多了，我看還是太少了。我們這裡本來就是人少槍少，為什麼還要減？”

194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南下干部原是中央為了大發展而派出的，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國民黨的大舉進攻，解放區和部隊都已縮小，用不了這麼多干部，為了保存力量，中央決定將部分同志撤回延安。於是，廖漢生從安陸縣桑樹店江漢軍區駐地出發，經重重周轉趕赴延安，投身到西北解放戰場中。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