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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黨的初心使命的忠實踐行者

余瑋

2020年12月09日09: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從1921年到1949年,從望志路106號的上海弄堂裡來到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上,13位中共一大的與會代表中,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走到最后,見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董必武,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建者和早期領導者、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新中國的重要締造者和奠基人、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開拓者。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在近90年的人生歷程裡,他不但以卓越的歷史功績成為名垂青史的黨之元老、國之元勛,而且以崇高的思想風范成為萬眾景仰的人之楷模。他的人生經歷,從某種角度看就是一部生動的歷史。

救國救民探尋真理

董必武,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號璧伍,1886年3月5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安城南街大井坎一個貧苦教師家庭。

董必武從小跟隨教私塾的父親讀書,18歲考中秀才,后因不滿封建官僚的腐敗殘暴,毅然放棄鄉試機會,擺脫了封建科舉制度的羈絆。1905年,他考入設在武昌的文普通學堂(后改為湖北省第一中學),在這裡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熏陶。在湖北革命團體日知會的影響下,他閱讀了大量反對清朝統治和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書刊。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董必武聞訊心情無比激動,遂毅然剪去頭上的辮子,並到起義軍漢口軍政分府軍需部從事支援起義軍的工作。12月初,他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秘書官。其間,他在理財部加入了同盟會,擔任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會委員。參加辛亥革命后,他認為革命“非有武裝不可”,於是用其號“璧伍”諧音“必武”為名。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董必武積極擁護南京臨時政府所頒布的一系列法令,認為這些法令體現了民主主義精神,是保護人民的法律,並由此對法律學科產生濃厚興趣。

辛亥革命失敗后,深感苦悶的董必武決心尋找新的革命道路。1914年1月,董必武和張國恩、張諧英等東渡日本,考入日本大學法律科,從此開始了他的法律實踐活動生涯。在這裡,他見到了孫中山,毅然加入了孫中山重組的隻有幾百人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在日本留學期間,董必武受俄國二月革命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1917年夏,他從日本大學法律科畢業。回國后,他與張國恩在武昌合辦了一個律師事務所。他們一方面利用律師職業做掩護,進行革命活動,另一方面又用律師事務所的收入補貼革命活動經費。

1918年3月,董必武擔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的秘書,參與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在此期間,他得知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便寫信給日本友人以探詢情況和索取資料,還經常從教堂借閱英文報紙,閱讀有關十月革命的新聞,對俄國人民的革命精神深感敬佩。

1919年1月,蔡濟民遭靖國軍唐克明部隊槍殺。董必武趕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孫中山報告事件經過。在這裡,董必武結識了同為湖北人的李漢俊。李漢俊剛從日本留學歸來,帶來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他與董必武一見如故,不僅同董必武談蘇俄、談列寧、談馬克思主義,還借給他日本版的《資本論入門》以及考茨基的著作。由此,董必武開始思考新的救國救民方法和道路,逐漸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

五四運動爆發后,董必武看到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深受鼓舞。5月8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會全力聲援五四運動,並致電湖北省議會、教育會、武漢商會、漢口各團體聯合會稱:“外交失敗,敗亡間不容發,請亟起主張嚴懲賣國黨,急電巴黎專使拒絕簽字,並強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圖挽救。”其后,他經常與湖北各界來滬的人士會晤,宣揚五四精神,由此結識了來上海參觀的陳潭秋。二人暢談了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互相交換了對當前斗爭和未來前途的想法,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同時,董必武還和張國恩、詹大悲、李漢俊等商議進行革命的方法。他們一致認為:要進行革命活動,必須用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實踐,中國革命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而要進行階級革命,走俄國道路,必須先要喚醒和組織群眾。經過精心籌劃,董必武與李漢俊等人決定從宣傳新思想、提高民眾的覺悟入手。他們立即著手辦兩件事:一是辦報,二是辦學。

1919年8月,董必武從上海回到武昌,開始了全新的革命事業。由於原來積極支持辦報的出資人中途變卦,加之資金募集的困難,創辦《江漢報》的計劃中途擱淺,董必武遂將精力集中於辦學上。經過艱辛籌款,他們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於1920年3月正式開始招生。

董必武以“朴誠勇毅”作為校訓,並親自教授2個班的國文課。他用白話文教學,並精心挑選了古今中外具有人民性的優秀詩文作為教材內容,以培育和啟迪學生的新思想。他還設法為學生購買《共產黨宣言》《新青年》《湘江評論》《武漢星期評論》等書刊,並指導學生編寫《政治問答》等,引導學生關注時事政治﹔邀請李漢俊、錢介磐(錢亦石)、惲代英等到校演講,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使學生在學業和思想上並進。他還指導武漢中學學生會創辦了《武漢中學周刊》(不定期刊物),介紹新思想,發表反帝反封建、推動教育改革的文章。

由於辦學投入多收費少,董必武甚至將身上僅有的一件皮袍脫下典當,以作辦學經費。董必武和身邊的同事幾年中生活一直捉襟見肘。由於經常要參加一些社會活動,需要著長衫,董必武就與他人合穿一件長衫。一個本可就高職、賺大錢的歸國留學生和社會名流,為理想甘願過貧寒的生活,這種無聲的教育深深感染著他身邊的青年。

1920年8月的一天,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李漢俊在給董必武的信件中提出希望董必武和張國恩在武漢也組建起同樣的組織。這個消息讓董必武喜出望外,他馬上與張國恩研究此事,兩人很快取得一致意見。董必武意識到這是一件嚴肅的大事,要多聯合幾個同志一起籌辦,他立刻想到在武漢中學教英文、對馬克思主義有濃厚興趣的陳潭秋。陳潭秋比董必武小10歲,曾在五四運動中與惲代英、林育南一起,組織武漢學生聯合會聲援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得知有關情況后,幾人一拍即合。

陳獨秀也高度關注武漢早期黨組織的建立,他在8月委派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湖北鄂州人劉伯垂帶著黨綱草案來到武漢協助董必武。當月,劉伯垂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張國恩的寓所主持了由董必武、陳潭秋、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等參加的武漢早期黨組織成立會,介紹了上海組織成立的情況,與會者集體學習了黨的知識,傳閱並討論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草擬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研究了如何開展活動,制定了秘密開展組織活動的制度,推選包惠僧為臨時支部書記(常駐機關部工作)。此后,董必武等繼續擴大武漢早期黨組織。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前,武漢早期黨組織的成員還有黃負生、劉子通、趙子俊等。

11月7日,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武漢中學正式成立,出席成立會議的有18人,其中11人為大中學校的學生。董必武在會上指出:“新思想正向我們扑面涌來。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呢?我們自然要投身到正醞釀之中的新的運動中去。參加這場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職。”他鼓勵學生們同舊社會的各種不合理現象做斗爭,他以五四運動為例,強調“不應當說我們人少,說我們的力量不足以著手改造社會……不要把我們看得分文不值”。董必武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參會青年的革命斗志。不久,董必武、陳潭秋等又建立了漢口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團組織成立后,很快又在各大中學校建立起支部,組織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到工人中積極宣傳,還在中華大學、武昌高師、湖北一師、湖北女師等學校中掀起反對不合理舊制度的學潮,促進了武漢地區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在武漢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武漢中學漸漸成為湖北的紅色中心和培養革命骨干的搖籃。在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初的9名成員中,董必武、陳潭秋、張國恩、黃負生、劉子通等5人均系私立武漢中學的教師,成為中共一大召開前武漢黨組織的中堅力量。

開天辟地

1921年6月,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令其派2名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初,董必武、陳潭秋作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赴上海參會。他們住進上海湖北善后公會,那裡與李漢俊的住處相距不遠,聯系十分便利。

在這次會議上,時年35歲的董必武與小自己7歲的毛澤東相識,兩人從此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直至終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一棟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裡正式開幕。在一層18平方米的客廳裡,董必武與代表們圍坐在中間的一張大餐桌四周,神情異常庄重。他們正經歷著中國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

7月23日,大會開幕並通過了會議議程。

7月24日,董必武向大會全面匯報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籌建和本地區黨團的活動情況,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肯定。

7月25日、26日,董必武等人起草了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拿出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初稿,供代表們討論。

7月27至29日,董必武與到會代表們集中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基本確定了黨的綱領,即最終奮斗目標和組織原則,在理論和實踐上為黨的創建作出了積極貢獻。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時,與會代表在黨的奮斗目標和組織原則上最初意見並不一致。以李漢俊為首的一派在黨的奮斗目標上提出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黨的組織原則上提出“主張團結先進知識分子,公開建立廣泛的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以劉仁靜為首的另一派則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斗爭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任何合法運動,認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董必武根據自己多年的革命實踐和獨立思考,與大多數代表一道批評了李漢俊、包惠僧等的錯誤意見,最終基本確定了黨的綱領。

由於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7月30日的會議,改為31日在嘉興南湖的游船上進行。

董必武的女兒董良翚在回憶與父親聊到中共一大召開情況的文章中這樣寫道:“父親除了敘述有人闖進會場,稱來找球,眼睛卻四下掃看在座所有的人﹔這個人走后,當時與會人員決定迅速轉換會場外,他還說:會議一邊安排組織如何繼續開會,另一邊安排人員撤離……撤離會議首先考慮到的是年輕人。父親說:‘是我提議讓主席(毛澤東)走的,不繼續參加會議了。’聽到這兒,我非常震驚,不禁脫口驚呼:‘啊?!’父親淡淡地笑著說:‘保存實力嘛。他年輕,不能讓反動派一網打盡啊!’我突然感受到父親的大氣、豪氣和勇氣。在緊急關頭,他首先想到的是事業的存亡,想到的是別人的安危。”

董良翚回憶道:“1956年春節,我隨父親董必武、母親何蓮芝在上海過春節。由於父親是黨的一大代表,2月22日,上海市有關方面邀請他到一大會址陳列館視察。他當場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巨。’這句題詞出自《庄子》,是說有些事情開始時極其微小,不被重視,后來卻發展壯大起來,成就了一番大事業。這句富有哲理的題詞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寫照。”

1959年,在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重視下,嘉興縣委在南湖建立了南湖革命紀念館。南湖革命紀念館籌建人員以董必武及一大的工作人員王會悟的回憶為依據,又走訪了老船工、造船工人及南湖游船的船主等各有關人士,精心仿制了一條長16米、寬3米的單夾弄絲網船,於1959年國慶節向游客展出。1964年4月5日,董必武重訪南湖,他登上了這條一大紀念船,仔細查看了船的內外,高興地稱贊這條船的仿造是成功的。他回憶起當年代表們在游船內秘密聚會,庄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他揮筆題詩一首《清明節游嘉興南湖煙雨樓》:“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導工農﹔重來正值清明節,煙雨迷蒙訪舊蹤。”

投身革命

一大閉幕后,董必武與陳潭秋返回武昌,傳達討論了黨的一大決議,並成立了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不久,在武漢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反對封建禮教的女權運動——“女師學潮”,董必武受命領導了這場運動。

1922年3月,湖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校長王式玉開除了進步教師劉子通,后又將為挽留劉子通繼續任教而發動罷課的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學以集中活動違反校規為名開除學籍。此事激起了軒然大波,由此爆發了轟動武漢的“女師學潮”。董必武受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的委派,親自領導了這場運動。董必武採取了靈活的斗爭策略,他並未首先在女師內部進行斗爭,而是引導女師中的積極分子同外校的學生聯合起來舉行同盟罷課,並到教育廳請願,向校長王式玉施加強大的壓力。同時,董必武又請武漢地區的李漢俊、李廉方等5人出面調解。結果,教育當局最后責令王式玉辭職,給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學恢復學籍,照發畢業文憑,但須另找地方補課。董必武領導的“女師學潮”取得了勝利,一時震動了整個武漢。

受此事影響,湖北省男師又發生了由幾名進步學生因被校長劉為章開除而悲憤溺亡引發的學生運動。於是,董必武又領導了這次湖北省男師的學生斗爭。最后,在強大的壓力下,劉為章被迫離職,校長一職改由當地著名教育界人士擔任。董必武等受聘到校任教,並開始對學校進行改革,使這所學校成為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

除了直接領導學生斗爭外,董必武還在學生積極分子中組織了讀書團體,幫助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斷提高思想覺悟。他還在工人中舉辦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平民夜校”,組織領導群眾發動反帝愛國運動,聯絡教育界知名人士聯名向政府提出改組湖北教育會等要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此外,董必武將各校的黨團員派到荊門、鐘祥、孝感等地建立黨團組織,將革命火種撒向湖北全省。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董必武在湖北籌建國民黨臨時黨部。1925年7月,他主持召開國民黨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1926年,他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被派駐湖北負責指導黨務工作。這段時間,他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湖北省黨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負責人身份,在發動工農群眾、創辦革命報刊、爭取軍閥部隊起義、支援北伐勝利進軍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參與領導的湖北農民運動,擁有200多萬農協會員,其強大的革命聲勢和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對促進大革命在長江流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后,董必武迅速領導湖北革命群眾掀起大規模的恢復黨權、反對獨裁的運動。可以說,大革命時期的董必武,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大革命運動的核心領導人之一,也是我黨成功運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這一革命法寶的模范領導人之一。

鞠躬盡瘁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昌。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董必武成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兼任農工廳廳長,積極組織農民運動講習所並推動工人運動發展。1927年7月武漢國民政府反共后,因董必武已遭通緝且目標太大,為保護他的安全,黨組織遂安排他赴日本再轉往蘇聯學習。

1933年3月,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前身)在瑞金成立。董必武在蘇聯期間曾經系統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又參加過黨的創建工作,德高望重,因此,被中共中央安排到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主管教學工作。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建立之初,規模並不大,校址位於瑞金城葉坪洋溪村的一個地主宅院內,整棟房子佔地面積隻有277平方米。聽課人數多的時候,就在庭院內露天講課。學校設有高級班、中級班和新區班,學員學習時間有2個月、4個月、6個月不等,學校開設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黨的建設、蘇維埃政權建設、工人運動、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常識等課程。專職教員隻有羅明、成仿吾、馮雪峰等少數幾個人,大多數課由中央負責同志講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陳雲等人經常到學校講課。

董必武既是學校領導,負責教學計劃安排實施和日常行政事務,同時也是教員,為3個班的學員講授蘇維埃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他授課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淺出,深受學員的歡迎。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董必武、成仿吾、馮雪峰及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部分學員被編入中央紅軍第二縱隊的干部團,隨大部隊轉移。董必武以近50歲的年齡和體弱之軀參加長征,拉著馬尾巴爬過了雪山,拄著拐棍走出了草地。到達陝北后,為了培養更多的人才,中共中央決定於1935年11月恢復黨校,並將其與中共陝北特委黨校合並,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董必武任中央黨校校長。

當時各方面的條件都很艱苦,不僅基本的伙食和教材成問題,而且也沒有固定的校舍,學員大都分散住在各村。為了保障學員的學習和生活,董必武經常四處奔波,不是到各村學員住處巡視工作,就是巡回講課。有時為了解決學員的吃飯問題,他甚至還要親自籌糧食、打柴火。除了全盤負責黨校的行政和教學工作之外,董必武還經常深入學員中間,隨時解決所發現的問題。這為延安時期中央黨校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共中央派董必武重返武漢,擔任長江局常委,后遷往重慶和周恩來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以后的歷次代表大會上董必武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從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起,至十屆一中全會,他連續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5年,聯合國成立大會在舊金山舉行。在組建中國代表團的過程中,經中共努力爭取,國民黨政府被迫同意由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參加。起初,代表團中許多人認為共產黨都是粗俗的農民造反者,一路上接觸后,才知道共產黨中竟有這樣有學識的人。到美國后,董必武向華僑、新聞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層官員大力介紹解放區的情況,擴大了中共在國際上的影響。聯合國成立大會召開時,董必武用毛筆蒼勁地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開國大典在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當年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在這一天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先后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政協副主席等職。其間,遵照黨中央的部署,董必武領導並參與了廢除國民黨的舊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董必武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5年,中央決定成立監察委員會,由董必武出任書記,后因他年歲已高,主要擔任名譽性職務。1959年,董必武任國家副主席。家鄉的親友以為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經常到北京找他“幫忙”,都被他拒絕了。董必武曾在信中委婉地對一個親戚提出批評:“除了法律規定的職權外,任何人沒有特權。在你的思想中對這點似乎還不很清楚。”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雖然已90高齡,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還是堅持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極端嚴格的保密措施下秘密舉行的,直到閉會之后才發布了新聞公報。正式會議隻舉行了5天,創正式會議時間最短的記錄。會上,董必武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是他最后一次參加重大的國事活動。

“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敝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心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這首《九十初度》是董必武於1975年3月5日為自己90虛歲生日所寫。就在寫完這首詩的幾天之后,他的病情惡化。

1975年4月2日7時58分,董必武與世長辭。

在黨和國家領導工作中,董必武建樹甚多,尤其是在政權建設、法制建設、農民運動、統一戰線工作、黨的秘密工作等方面有著突出貢獻。董必武是一位法學家,他不但長期從事法制建設的實際工作,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學說,結合我國法制建設的具體實際,提出了許多獨創性的見解。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對於我們今天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9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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