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共產黨員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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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1904-1950)，原名任培國，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組織家，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由於長期抱病工作，任弼時於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6歲。今年是任弼時逝世70周年，懷著崇敬的心情，筆者採訪了任弼時的小女兒任遠芳，從她講述的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筆者真切地感受到任弼時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風范，感嘆他無愧為共產黨員的光輝楷模。

實踐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1931年3月，任弼時與王稼祥、顧作霖等作為中央代表來到中央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委員兼中央局組織部部長。

在這期間，任弼時雖然也執行了一些“左”傾錯誤路線的政策，但是在革命實踐的檢驗中，他很快意識到這些做法的錯誤，並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朱德等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他常對大家說，在白區，我們是沒有這個學習條件的，而這裡既可以學習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又可以自由學習馬克思主義，比在白區要強多了。他十分注意理論聯系實際，注意調查研究，注意總結符合實際情況的工作規律，檢查黨的方針是否正確。

在第四次反革命“圍剿”快要到來時，任弼時明確提出“應注意過去的經驗”，事實上指的正是毛澤東領導粉碎敵人第三次反革命“圍剿”的經驗。他說，這經驗就是要打一場人民戰爭，把軍隊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結合起來，實行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民兵、游擊隊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在作戰方針上，就是要打游擊戰和游擊性的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先打弱敵和孤立之敵，各個殲滅。由於任弼時同周恩來、朱德等堅持運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紅軍才得以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

任弼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還反映在肅反工作上，並因此保護了許多同志。

1933年1月，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根據地后，進一步推行其“左”傾錯誤政策，在黨內大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先在福建批“羅明路線”，接著在江西整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

任弼時當時雖然也執行了這些極左政策，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而不推波助瀾。例如，當時在敵后萬（安）泰（和）邊境地區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一名“AB團”分子供認為“AB團”總部負責人。有個領導決意要逮捕張愛萍，並把材料送給了任弼時。

任弼時不相信這一口供，因為他熟悉張愛萍的歷史。張愛萍在上海做過秘密工作，曾幾次被捕，以后又到紅軍工作，負過傷，后來又負責青年工作等，這不是一個“AB團”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任弼時提出對於這樣的重大案件，“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中來找根據。”

隨后，任弼時讓顧作霖去萬泰地區進行調查。經過詳細調查了解，結果証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為了防止肅反擴大化，他在組織部門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后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尤其“不得隨意亂抓人，亂殺人，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

這一指示，無疑是對當時“左”傾錯誤的一次嚴肅抵制，保護了一些同志。可是不久，臨時中央認為任弼時“貫徹政策不力”，將他排擠出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層。1933年4月間，臨時中央免去了任弼時的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職務，派他去湘贛邊區擔任省委書記。

任弼時在湘贛邊區省委書記任上，最為蘇區干部所稱贊的，就是他同執行“左”傾錯誤政策的一些領導人做斗爭，將黨的許多好同志從肅反擴大化的迫害下及時解救出來。

當時，邊區省委在代理書記陳洪時（湘贛紅軍長征后叛變）、副書記劉士杰（長征中叛變）的把持下，利用改組省委的機會，打擊和迫害原省委書記王首道、原省蘇維埃主席袁德生、原省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等許多重要領導干部。

1933年6月任弼時來到湘贛邊區時，王首道被攻擊為“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多次受到大會批斗，已被撤銷了一切職務﹔張啟龍被攻擊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一年零兩個月徒刑，差點就遭到殺害。還有許多同志被亂抓亂殺。

任弼時反對這種亂抓亂殺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會議上，他強調指出：在肅反中不能隨便抓人，更不能亂殺人，抓人殺人，都要有確鑿的証據，殺人必須經過省委的批准。

根據任弼時的意見，省委做出了相應的決定，並成立了裁判部。任弼時還堅決抵制了陳、劉兩人提出要在軍隊中肅反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張啟龍被釋放﹔被陳、劉誣陷的張子意也受到了保護﹔一度受排斥的張平化、王恩茂、曾滌等人，也不再受迫害，並被安排了工作。

張愛萍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懷著十分感激的心情說：“我們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時同志救了我們！”

十分注重調查研究

遇到問題時，任弼時一向注重調查研究，他總是尊重事實、對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許多曾經與任弼時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對他重視調查研究的作風印象深刻。

王首道回憶說：“任弼時善於調查研究，喜歡看材料，向同志們問長問短，願意深談，喜歡遇事找群眾商量，傾聽群眾的意見。”王震也說：“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於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陸定一回憶說：“弼時同志的另一特點，就是他不怕麻煩和善於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優良作風，這種作風使他成為全黨全軍所熱愛的領導者。”

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一直與毛澤東、周恩來在一起，參與了中央許多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在此期間，他著重抓了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抗戰勝利后，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形勢，解決好農民的土地問題，成為發動廣大農民群眾支援革命戰爭的一個十分迫切的課題。在當時，對於要不要進行土地改革，黨內是有分歧的。冀魯邊區就有一名干部寫了一篇“萬言書”，公開反對土地改革，認為一土改就會把根據地搞亂。當時負責土改工作的康生支持這個看法，批准下發這份“萬言書”，認為搞減租減息就可以了，用不著再搞土改。任弼時及時發現了康生的這個錯誤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發那篇“萬言書”，才沒有造成不良影響。

在任弼時主持召開的一次會上，來自山西、河北、山東和華中各解放區的負責人，都談到了各地的土地改革問題。他們認為當前已經普遍掀起了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由於這些地區的群眾結合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斗爭，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緒非常高。凡是群眾運動深入的地方，都基本上解決了和正在解決著土地問題。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問題，而是如何深入引導的問題。

任弼時聽了這些反映后非常興奮，他根據自己調查研究掌握的大量數據，總結了各地區斗爭的經驗，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在劉少奇的積極支持下，中央起草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1946年黨中央發布的《五四指示》）。任弼時的意見在這一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五四指示》中提出：各地黨委在廣大群眾運動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滅了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誣蔑，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相反，要堅決支持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准農民已經獲得和正在獲得的土地。對於漢奸、豪紳、地主的叫罵，應當給以駁斥﹔對於中間派的懷疑，應當給以解釋﹔對於黨內的不正確的觀點，應當給以教育。

1947年7月，中央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9月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各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因此更加深入開展起來，群眾紛紛行動，對封建地主展開了尖銳斗爭，形成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高潮。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了一種“左”的錯誤傾向。這種錯誤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晉綏土改試點中出現的。

康生原本反對土地改革，可是在土地改革運動興起之后，他又從極右轉到極左，混淆敵我，錯劃成分，擴大打擊面。他大搞平均主義，實行“打亂平分”，侵犯中農利益，破壞工商業﹔大搞唯成分論，提出“搬石頭”，打擊黨的干部，甚至對參加土改工作隊的干部也要劃定成分，對於出身非無產階級的干部進行斗爭，並將其積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沒收了。與此同時，康生大搞自發運動，提出貧農“打江山”“坐江山”，削弱黨的領導，並進行亂打亂殺，等等。他還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大肆推廣其“經驗”，把“左”的錯誤做法系統化、合法化，如有不執行或執行不力者，就會被扣上右傾帽子。這種錯誤的做法，很快影響到其他地區的土改工作。

對於這種“左”傾錯誤，任弼時一開始就表示堅決反對。他堅決擁護毛澤東於1947年12月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上關於批判土改中這種錯誤傾向的講話，以及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就這個問題所闡述的一些基本原則。為了貫徹落實黨制定的正確的土改方針和基本原則，糾正“左”的錯誤傾向，任弼時在“十二月會議”之后，利用休養時間（他這時高血壓病很厲害，中央讓他休養一段時間），到楊家溝周圍的十幾個村子做調查，親自找干部和農民談話，並研究各地區的土改情況，寫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並於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做了演講。

在這篇文章中，任弼時根據黨的土地改革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土地改革運動中所發生的一些重要問題，給予了正確的闡明和解決。他說：“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劃清界限，分清敵我，孤立敵人，不要孤立自己。如果許多人定錯了成分，那就搞亂了自己的陣營，這樣做的危險性是很大的。”

他列舉了山西興縣蔡家崖行政村的典型事例，深刻地說明這種“左”的錯誤做法的嚴重危害性。蔡家崖共有552戶，但在土改開始劃成分時，被劃定為地主富農的就有124戶，佔總戶數的22.46%。實際上，被錯劃為地主富農的有50戶左右。任弼時指出：“蔡家崖的經驗，卻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決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們人為地劃成了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他提出要堅決地公開地改正錯誤，“哪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關心愛護群眾 榮膺“黨內的老媽媽”美稱

1934年8月，為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支援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受命擔任中共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弼時與蕭克、王震一起，指揮紅六軍團開始西征。10月初，紅六軍團在向貴州省石阡縣前進的途中，遭桂軍伏擊，被截為三段，傷亡嚴重，情況緊急。

正患瘧疾休養的任弼時，聽說紅軍作戰失利，心急如焚。他不顧警衛連連長余秋裡的苦苦勸阻，堅持拄著竹杖，冒著大雨，摸黑往指揮部趕去。剛走出不遠，迎面抬來了一副擔架。他一問情況，才知道擔架抬的是受傷的五十二團吳營長。

任弼時迅速擦著火柴，借著火光照了照傷員的臉龐。隻見吳營長臉色蒼白，嘴唇干裂，滿身盡是泥和血，不停地發抖。任弼時立即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輕輕地蓋在吳營長身上，並一再安慰他“安心養傷，不要著急”，同時囑咐抬擔架的戰士：“注意抬穩一點，保証營長的生命安全。”

這邊吳營長剛剛被抬走，前面不遠處又傳來了一陣陣呻吟聲。

“是誰在哼？快去看看！”任弼時停住腳步，焦急地對警衛員說。

警衛員過去一打聽，原來是軍部收發員小劉肚子疼，屙血。

任弼時一聽，急忙摸黑走到小劉身邊，摸了摸他的額頭，問了問病情，輕言細語地安慰道：“莫哭，莫哭！我看你的病和我的病差不多。我那裡剛好還有一粒藥丸，你吃吧，或許能有用。”說完，他就叫警衛員去取藥。

警衛員磨磨蹭蹭沒有動身，悄悄地對任弼時說：“就剩下這一粒了！給他吃了，你的病怎麼辦？”

“隻剩下一粒，也要拿來，救病人要緊，快去！”任弼時瞪了警衛員一眼，提高了聲調。

小劉雖然年紀小，但很懂事。他知道任弼時肩上擔子重，病還未好，藥又難買到，因此一再推辭，不肯吃藥。

任弼時見來軟的不行，隻好來硬的。他親自扶起小劉的頭，硬是將藥丸塞進他的嘴裡，再給他喂水，看著他咽下去，這才放心離開。當天晚上，小劉的肚子就不疼了，腹瀉也好多了。

第二天，任弼時又去看望小劉，並且把自己的馬牽來讓他騎。小劉無論如何也不肯騎，說自己的病好了，可以走了。他怕任弼時不相信，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在任弼時面前走了幾步。

任弼時見小劉這麼倔強，隻好不再堅持。他讓人找來一根竹竿，叫小劉拄著走，並一再囑咐他：“部隊就要突圍了。小劉，走不動時，就騎我的馬啊！”

1940年，任弼時從蘇聯回到延安，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次年9月，他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事務更加繁雜，而且事無巨細，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於他能夠堅定地維護黨的團結，反對輕易搞“路線斗爭”，處理問題周到，關心愛護干部，情系民眾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考慮各方面的問題，所以很多同志遇到問題都願意來找他商量，並親切地稱他為“黨內的老媽媽”。

不論在革命的哪個階段，任弼時都始終如一地關心身邊工作人員和體恤民情。1949年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后，任弼時因為健康原因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一天傍晚，保健醫生劉佳武和警衛員陪著任弼時到附近田野裡散步。隻見田裡的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彎了下來。薄暮的水塘邊，有一位老農拿著竹竿佇立在那裡。

任弼時上前問道：老人家多大歲數？收成好不好？打的糧食夠不夠吃？老農一一作答。

他又問老人：吃晚飯沒有？

老農說：“沒有，這兩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養所的鴨子給糟蹋了！”任弼時回頭問警衛員：“鴨子是哪兒來的？”

警衛員說：“是伙房放養在水塘裡的。”任弼時明白了，原來是鴨子侵害了群眾的庄稼。他當即向老農表示了歉意，馬上吩咐警衛員通知管理員，不得再把鴨子放養在水塘裡。

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邊去散步，為的是檢查鴨子是否還放養在那裡，結果未見到一隻鴨子，這才放下心來。

平常，任弼時身邊的工作人員進城辦事，經他同意，都可以用配給他的那輛舊吉普車。但他一再叮囑，最好把進城要辦的事集中起來一起辦，這樣可以減少用車次數，節省汽油。

有一天半夜，任弼時秘書的妻子臨產。當時，任弼時剛吃了安眠藥入睡了，工作人員不好打擾他，就用三輪車把產婦送去了醫院。

第二天，任弼時知道了這件事很生氣，批評工作人員太機械了，該用車也不用，說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麼辦，出了事怎麼辦。工作人員雖然挨了批評，但心裡還是感到十分溫暖。

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任弼時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多用錢。”這“三怕”反映出了他崇高的革命風范——心裡隻裝著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為革命、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辛苦﹔艱苦朴素、勤儉節約。

在中央蘇區，任弼時和戰士們一起上山挖野菜，過著同樣艱苦的生活﹔在長征途中，任弼時拖著重病而虛弱的身軀，吃力地扶杖前行，把擔架讓給更需要的戰友﹔在轉戰陝北途中，任弼時多次摔倒在地上，每次都自己爬起來，不讓人攙扶，不給別人添麻煩，一直走到目的地。

20世紀30年代，組織上發給任弼時一條從戰場繳獲來的毯子，他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還在繼續用。他的妻子陳琮英拆了自己的毛圍巾為他改織的毛衣，他一穿就是10多年，毛衣破得不像樣了，他仍照樣穿。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往北平時，有關部門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參加入城閱兵式。請示任弼時時，他不同意，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

進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員將他的舊被子、舊衣服換掉的做法，並誠懇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進城了，應該闊氣一些了，這樣想就不對了，不能忘記目前我們國家和人民還有困難。什麼東西也不准給我領，那些被褥和衣服補一補還可以用！”平常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工作中，他都特別注意節約用電，叮囑告訴孩子們和工作人員要“人走燈滅”，並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以提醒大家。

1949年，斯大林給中共中央領導人送來幾輛新小轎車，行政部門分給任弼時一輛，任弼時卻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不要去領，我那輛舊的還可以坐。”

剛進北平城時，后勤部門為修任弼時住處的窗戶花了點錢，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著覺。他認為，在國家大業初創、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一分錢也不應多花。任弼時的住房臨街，辦公室離馬路隻有二三米遠，十分吵鬧。有關部門為照顧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備讓他搬到另一個住處，他卻說：“那房子住著一個機關，而我是一個人，怎麼能為我一個人牽動一個機關呢？當干部的一絲一毫也不能特殊。”后來，組織上准備給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絕了，他說：“現在國民經濟正處在恢復時期，還是把錢用到工業建設上去吧。”直到逝世，任弼時始終住著原來的房子。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