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聞記者筆下的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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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對於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外界有著太多的傳說。他被稱為“紅軍之父”，也是國民黨當局報道中常見的“赤匪頭子”。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共領導人能夠接受國內外記者專訪的機會不多，但細細梳理開來，朱德接受採訪卻並不罕見。當時所能見到的最為全面詳實的對朱德的採訪記錄，為1937年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史沫特萊，根據自己在延安對朱德的訪問實錄所撰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斯諾的《西行漫記》、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中也有對朱德的大篇幅採訪描述。其他如英國記者斯坦因、英國物理學家班威廉·克蘭爾、美國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美國作家白修德也在延安會見或採訪過朱德，之后對他作了比較詳細的報道。而朱德接受國內記者尤其是國統區記者採訪的材料則不太為人熟知，其中有兩篇較為詳細的採訪報道值得介紹：一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王少桐的《今日的朱彭》﹔二是記者郎曉的《朱德訪問記》。在這些記者的筆下，這位神秘的總司令的形象逐漸清晰。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從聲音、動作，以至他的每一個腳步，都充滿了大丈夫的氣魄

史沫特萊於1937年1月剛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位被南京政府方面的報紙用“赤匪頭子”“共匪”“殺人犯、強盜、放火犯”等各種名稱來稱呼的朱將軍是個怎樣的人，為什麼會有幾百萬、幾千萬正直而勤勞的農民和工人，以及滿懷理想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樂於為他所推行的事業而斗爭或犧牲。

正是由於圍繞這個名字人們所編織的上千種傳說，讓史沫特萊誤以為她所見到的人會是一個“堅強英勇、脾氣暴躁”的人物。然而，站在她面前的朱德“臉上皺紋很深，雙頰下陷，至少見老了十歲”。這位51歲的將領“既不丑陋，也不漂亮……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而忽略過去”。然而一個新聞記者的敏銳觀察力讓史沫特萊還是捕捉到了這位傳奇人物的不平凡之處：“他那雙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觀察力。中國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卻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對，閃爍著智慧和判斷力。”甚至就憑著這短時間的對視，史沫特萊就已經很肯定地感覺到“不論他的哪一部分來看——從聲音、動作，以至他的每一個腳步，都充滿了大丈夫的氣魄”。

見面后，史沫特萊以記者的方式，向朱德提出了許多個人經歷方面的問題，朱德都給予了真誠而簡潔的回答，並糾正了一些謬誤：比如他的出身並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戶佃農家庭。而當史沫特萊笑著向朱德提起關於稱他為“土匪”的說法，並以為他會像自己一樣一笑置之的時候，朱德不但沒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頭，眼睛直視著地面，猶如悲劇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滯，流露出一種深沉的悲戚感情。但這種感情只是一瞬而過，朱德隨即便昂起頭直視史沫特萊道：“土匪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史沫特萊發現此前很少有人了解並介紹朱德，便提出要為他撰寫傳記的要求，因為史沫特萊想把他當作中國農民的代表，將他的講述作為“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的象征。但朱德並未立刻同意，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因此建議史沫特萊在延安各處走走，與其他人見面后再做決定。

盡管接受了朱德的建議，甚至遇到了更具有戲劇性的人物，但史沫特萊還是決定堅持原來的方案，她仍然認為朱德更加具有中國普通農民的特性。而朱德也信守承諾，每周抽出兩三個晚上的時間與史沫特萊交談。盡管因為全面抗戰的爆發等多種因素，採訪一度中斷，但史沫特萊仍然克服困難，追隨朱德前往山西前線八路軍總部，用近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對朱德的採訪。直到1945年，史沫特萊才開始《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的寫作，並於1949年1月完成了初稿。這本書敘述了朱德60歲前的生平事跡，記載了他對救國救民道路艱苦而曲折的探索，折射出中國人民革命的艱辛歷程。

史沫特萊在完成書稿一年多后便離開了人世。與朱德的相處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記憶，她在遺囑中寫道：“我特別要求將我的遺體火化，把骨灰運交朱德將軍，請他把它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寫作所得的款項均請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他可以運用這筆款子，把它用在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上。”

埃德加·斯諾：不能被毀滅的，卻是朱德的精神

1936年6月間，埃德加·斯諾由北平出發，進入陝甘寧邊區，對這裡開展為期4個月的採訪，他為此准備了非常詳細的採訪提綱。在這次行程中，斯諾既接觸到了普通紅軍和邊區大眾的生活，也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一大批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當他回到北平后，先后為英、美報刊寫了多篇關於陝北見聞的通訊報道，並將其集結出版，命名為《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2月中譯本以“西行漫記”為名在上海出版），最早向全世界詳細報道了中共和紅軍的真實情況。

有意思的是，斯諾到延安採訪時，朱德正在前線指揮戰斗，因此他並沒有見過朱德，但在《西行漫記》中卻對朱德有大篇幅的描述。他對朱德相貌的描述是從別人那聽來的：“朱德的相貌並不動人——一個沉著、謙恭、說話溫和的人，大眼睛（老是“非常柔和的眼睛”），身材矮胖，但有鐵一般的臂膀和腿。”關於朱德的民主作風，斯諾寫道：“他對弟兄的忠誠是盡人皆知的。……他喜歡在軍營裡散步，跟士兵們坐在一起，說故事，同他們玩耍。……任何士兵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訴說——事實上往往這樣干。朱德叫喚他的兄弟就脫下自己的帽子。他在‘長征’中把馬借給倦勞的弟兄，自己走很長的路，看來一點也不疲倦。”他還引用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話：“我以為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

盡管沒有面對面交流，斯諾仍然將朱德平易近人、朴實無華、作風民主的形象刻畫得非常鮮活。更重要的是，憑著自己的見聞以及后來韋爾斯提供的採訪資料，斯諾對朱德的領導能力和個人品格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書中稱贊道：“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帥長征的杰出領導相比的情況……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康）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牦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於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

斯諾通過對朱德人生經歷及個人魅力的解讀，最終將結語放在了朱德所具有的可貴品格對將來人們追求目標的積極作用上，斯諾甚至預言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日軍許會再三宣布他已被殺（像過去國民黨所干的一樣），但實際上他永不會被殺。人們隻以為他的肉體不能被毀滅，這是錯誤的。不能被毀滅的，卻是朱德的精神。這種精神將在未來許多世代中繼續鼓勵中國的自由戰士們追求他們時代的最高目標”。

尼姆·韋爾斯：朱德是堅忍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舊歷史間的橋梁

尼姆·韋爾斯（又譯威爾斯）是海倫·福斯特·斯諾的筆名，她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兼助手，同樣也是一名優秀的新聞記者。1936年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訪問時，韋爾斯在西安代行倫敦《每日先驅報》和《紐約太陽報》記者的職務。1937年5月，她克服種種困難，繼丈夫之后再次訪問了陝北革命根據地。比較幸運的是，這次她見到了朱德本人。而對朱德的描寫，也都出自於她通過這次訪問整理出版的《續西行漫記》。

韋爾斯與史沫特萊不約而同地都對朱德的傳聞、照片與本人的差別感到錯愕。在她看到的一張照片中，朱德是一位正揮舞著紅纓大刀、率部殺敵的戰士。但當她見到朱德本人后，卻“發覺他本人完全跟這張照片相反，他慈祥、和善，說話沉靜，特別是他的謙恭，簡直到了抹殺自我的地步”。關於朱德的外貌，她這樣描述：“朱德的身材不高，非常壯健、結實。最觸目的特點是那雙仿佛含有無限同情的透明的棕色眼睛……朱司令是一個頭發灰白的五十歲的老戰士，至少有半生歲月都費在實踐的戰斗中，在他臉上深深的皺紋中，仿佛寫著中國無限（休）止的內戰的一切戰役的悲慘故事。他的嘴巴老是浮著悲愁的嚴肅的表情，但當他微笑的時候，他的臉龐又燃起極度愉悅的神態。”

就是這第一面的打量，讓韋爾斯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他在心地上是中國少有的人物，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那樣一個軍人，認為戰爭並不是一種功業，而是結束苦難的一種手段，這在中國更屬少見，他無疑地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1937年5月20日，朱德為韋爾斯提供了一篇他的自傳，簡要地回顧了自己半生的經歷，回答了韋爾斯關於一些私人問題的提問。當他說到自己的家產時這樣回答：“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是不真確的。我在雲南有些財產，但並不多，我的老婆也稍稍有一點。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離開雲南時，唐繼堯沒收了我的財產。”朱德說自己很羨慕兩個德國人——興登堡和麥開森，但也認為“拿破侖在舊式將軍中也是很不錯的一個”。朱德熟知法國、美國的近代史，因為“小時候很喜歡拿破侖和華盛頓。美國革命中農民志願軍的成功史大大刺激了我，我知道中國農民也有一天會同樣為著自由獨立而斗爭”。

盡管韋爾斯認為無法想像朱德“佩著金色的指揮刀，正如不能想像興登堡穿著朱德臃腫破舊的棉軍服和網球鞋，纏著布綁腿一樣”，但她依然通過朱德的行動及其在革命中的忠誠與服從，贊譽朱德“是一個大眾的領袖，不是一個權威的司令官，他的天性和習慣都是民主的”。關於朱德對紅軍隊伍的影響，韋爾斯這樣評價：“共產黨所以能夠完全操縱紅軍，朱德對黨的忠誠和對政治駕馭的服從，正是原因之一。”“紅軍在古老中國的背景上是一支十分年輕的新軍。朱德是堅定（忍）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舊歷史間的橋梁……”這一評價，既結合了朱德的人生經歷，又更加肯定了朱德作為紅軍“精神領袖”的地位——是紅軍戰士繼往開來、取得勝利的引領者。

王少桐：世界上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隱藏著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這成為國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標志。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10月10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王少桐前往八路軍總部採訪了朱德、彭德懷（筆者注：1937年9月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記者仍用舊稱），之后寫出了《今日的朱彭》這篇通訊。

在這次採訪中，朱德的“平凡”給王少桐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記錄道，當他們走向總指揮朱德的辦公室時，隻見“一個穿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胡子的人站在門口”。這個人是如此普通，以至於記者們都忽略了他而徑直向門內踏去。可是當有人介紹到那位“士兵”就是剛從前線回來的八路軍總指揮朱德的時候，他們感到震驚和慚愧。王少桐為自己的疏忽解釋道：“他們沒有符號，沒有領章，更沒有一般高級長官的派頭，額頭上不刻著字，如何分辨出誰是長官，誰是士兵？”並無奈地承認“善於識別人的新聞記者，到此也技窮了”。

記者把他對朱德和彭德懷的採訪內容歸納為3個方面，即平型關之戰、抗戰的前途以及八路軍的實質。八路軍的前身紅軍在過去10年中經歷了數次大的“圍剿”，遭受了無窮困難，仍然屹立不倒。究其原因，王少桐總結道：“他們是不分階級，總司令也罷，勤務兵也罷，除了職務的區別外，平時是在一起娛樂、一塊談天，一個士兵去見總司令是很平常，沒有看見太拘束的窘狀，也沒有看見長官無畏的威武……總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總司令今天也吃青菜﹔總司令服裝和士兵沒有分別，簡直沒有例外。這些雖然是小事，實際上物質享受的平等，正是轉移精神莫大作用。”

在採訪過程中，王少桐發現這位平凡至極的總司令說話“緩慢而很有力，態度是沉著而剛毅，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好像一句話的出發點，都根據著事實上的體會或經驗”。經過與朱德以及彭德懷一天的會談，再與之前初見他們時的感受進行對比，王少桐感嘆道：“他們起初給我的平凡印象，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特殊的風度完全沖散了。的確是的，世界上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隱藏著。”

郎曉：論穿的衣服，記者比總司令華貴

1938年1月，戰地記者郎曉來到八路軍總部，對朱德進行了一次專訪。此時的中國，全面抗戰已經爆發，日本侵略者憑借軍事上的優勢，對華北、華中、華東等地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太原、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相繼淪陷。以山西為例，日軍攻佔太原后，晉北敵軍增加到4個師團，在東線分3路進犯和順、遼縣，西路由交城出兵進犯文水，山西局面勢如累卵。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下，中共注重發展與晉綏軍的友好關系，雙方先后配合進行了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等，在遲滯敵軍進攻、協同打擊敵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有益經驗。

郎曉為“明了局勢變化情況，赴山西前線視察，往訪各軍事將領”。一天早晨，郎曉徒步走到縣城10多公裡外的八路軍總部，很順利地見到了總司令朱德。朱德在一間“不及方丈”的房間內會晤了記者。朱德向他解釋自己要參加一一五師舉行的軍民慶祝新年同樂大會並發表講話，因此希望將採訪改到晚間，並建議他提前擬定好談話大綱，同時朱德還邀請記者參加同樂大會。

郎曉對朱德的神貌並沒有過多的描述，但是他記錄的一個小片段卻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朱德的品格。司令部為受邀參加同樂大會的記者准備了一匹馬作為代步工具。起初，記者對這一小事的想法是：“也許是夸耀他們抗戰勝利，特別給記者預備了一匹從戰場上俘虜過來的棗紅馬，這匹馬高而大，不是士兵扶助我，我得作很大的難。”而當郎曉騎馬來到會場時，卻遇到了一件令他尷尬的事：他被蜂擁而來的群眾誤認作了朱德，人們紛紛擠上前來要仰瞻總司令的尊榮。這是因為“論穿的衣服，記者比總司令華貴﹔論騎的馬，記者比總司令的馬高大”。當人群的視線集中在記者身上時，讓他感到的“是一種責備，面目發熱，如果地面有空隙，非投身鑽進去不可”。對此，郎曉解釋道，他的羞愧並不是因為沒有當總司令，而是自己服裝的闊綽，盡管這種闊綽比都市的大人先生們遜色，但在包括朱德在內的刻苦耐勞的革命將士面前，實在是一種絕大的恥辱。

在晚間接受記者的採訪中，朱德主要回答了關於軍事上的多個問題。這些回答中，既有對中共軍事政策、戰果的介紹，也體現出朱德所具有的戰略眼光。記者提問：“自抗戰以來，游擊隊給予敵人的消耗有多麼大？”朱德回答：“抗戰4個月來，晝夜不息地與敵人打。天天都給予他多多少少的消耗，精密的統計，我一口說不上來，大概消耗了他3萬多人、飛機20多架、2個兵站……總之，游擊隊的給養，除開中央發給外，都是敵人輸送來的，這裡的事實，明白地告訴國人：消耗戰越持久，敵人的損失越大，困難越多﹔相反的，我們得到的利益更多，困難益發減少。”

翻看中外記者對朱德的採訪記錄，幾乎絕大多數人都用到“平凡”“普通”“和藹”這些字眼。記者愛潑斯坦對朱德的描寫也很具有代表性：“從外表看不出來他是一位勇猛無比的軍事將領，一位世界知名的、經歷過許多次最嚴峻、最殘酷的軍事行動的戰略指揮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輩，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兒以后，心滿意足地回到家裡，解開衣扣，放鬆地靠在一邊坐著，笑瞇瞇地和你交談。”但是這些以觀察入微為職業的記者卻都在與朱德的交談中，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位朴素將領的不平凡之處。質朴的外表無法隱藏他的智慧與堅毅，他們所看到和總結的朱德所具有的人民情懷、民主作風、艱苦朴素、甘於奉獻等優秀品質，既是他個人的代表符號，更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能夠戰勝一切敵人、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原因。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