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元帥的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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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在革命戰爭年代馳騁疆場，軍功赫赫，是新中國十大開國元帥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他致力於我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功勛卓著，備受人們的尊崇。身為高級干部的劉伯承，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處處以身作則，帶頭樹立優良家風。他幾十年來堅守的艱苦奮斗、自食其力、勤勉工作以及謙虛禮讓的家風，不僅教化著他的家人們，在今天對我們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艱苦奮斗是我黨的法寶，萬萬丟不得啊！”

劉伯承1892年出生於四川開縣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童年的艱辛遭遇，使他從小就養成了艱苦奮斗的習慣。此后，他雖然成為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卻始終不忘無產階級的革命本色，總是以普通人自居，主動降低生活標准，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

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軍情緊急，劉伯承總是廢寢忘食地工作。有一次，連軸轉的劉伯承突然感覺自己唯一能看見東西的左眼也失明了。經過診斷，發現是他勞累過度、眼睛上火所致。軍醫告訴劉伯承，要好好休息，多喝點白糖水，敗敗火就能恢復。但根據地此時正遭受日偽的嚴密封鎖，白糖恰是緊缺物資。劉伯承得知白糖要5元錢（指當時的冀南幣）一兩后，堅決地說：“吃不起，吃不起，白糖水不是我們能喝的。”“敗敗火，白開水也可以，我多喝點白開水就行了。”最后，劉伯承硬是沒讓警衛員去買白糖。

新中國成立后，劉伯承依舊保持著克勤克儉的作風。他在北京的住處，是一套老式的四合院。客廳裡的陳設十分簡朴，隻有一套舊沙發、幾把椅子、兩張茶桌以及一張靠窗的小書桌。舊沙發上覆蓋著的藍色沙發套已經被洗得泛白，上面還有幾塊明顯的大補丁。

1950年11月，劉伯承受命到南京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們一家八口人就住在城東北北極閣一座二層小樓裡，顯得格外擁擠。軍事學院的營房部門看到這種情況，幾次提出要幫劉伯承加蓋幾間房子，但都被他拒絕了：“房子能遮風擋雨就可以了，不必翻修。眼下國家還很困難，朝鮮又在打仗，錢要用在刀刃上，辦軍事學院，還是我找陳老總借的錢，可不能隨便開銷！”有一天，營房部門趁劉伯承到北京開會，在小樓后面加蓋了兩間平房。劉伯承回到南京后，看到新房子，臉色瞬間陰沉了下來，嚴肅地說：“你們總說我住房緊張，我一家人住著一幢小樓，老百姓有這種條件嗎？你們不能讓我太特殊了！”劉伯承一家堅決不願意搬到新房子裡居住，而是將其分配給了身邊的工作人員。

劉伯承艱苦朴素的本色還體現在他一貫簡朴的穿著上。來到南京后，劉伯承一直穿著一套半舊的軍服。當時出於保証領導人安全的需要，有要求軍隊干部上街一般要穿便服。於是，警衛員張福旺提出給劉伯承做一套便服，並說道：“您身材那麼魁梧，穿軍裝目標太大，一上街，大家都認出你來了，給我們的警衛工作帶來很多困難。”劉伯承知道是部隊的規定，隻得答應了。正當張福旺高興地琢磨著選用什麼布料做衣服時，劉伯承告訴他：“我看，做一套藍卡其的就蠻好了，又便宜，又結實。”張福旺很不情願地說：“人家下面的干部都是做毛料，動員您大半天，就買塊卡其布，您這個大首長，應該……”劉伯承打斷張福旺的話，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小鬼，我們要做的事情多著哩！要把精力放在學習和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帶個好頭，艱苦奮斗是我黨的法寶，萬萬丟不得啊！”

按照有關規定，車管部門可以為劉伯承提供一台新式的吉姆轎車，以方便他的出行。但一貫節儉的劉伯承覺得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還是選擇乘坐舊轎車出行。劉伯承艱苦奮斗的作風，也給了他的子女們以深刻的影響。兒子劉蒙曾說：“父母的這些言行對我教育很深，使我從小養成了儉朴的習慣。”

“你們也不能靠著我劉伯承這塊牌子生活”

劉伯承十分厭惡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便利為子女和親屬撈取好處的行為。他常告誡子女，不要因為父親是高級干部就有“大樹底下好乘涼”的優越感，從而脫離了人民群眾。他希望子女們能夠獨立地生活：“我打了一輩子仗，身邊沒有什麼私人財產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著我劉伯承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強不息。”

1939年，劉伯承的長子出生在太行山抗日前線，他給兒子取名“劉太行”。1946年，劉太行到了入學的年齡。一天，劉伯承問別的同志：“聽說你的小孩在地方念小學，那個學校怎麼樣？”那位同志說：“那個學校設備很差。學生多得很，師資也一般，部隊的孩子和當地老鄉的孩子合不來。咱們是不是可以辦個干部子弟學校？”劉伯承卻認為這樣會讓干部的孩子們脫離群眾，產生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不利於軍民關系也不利於孩子的成長。不久，劉伯承將劉太行送到了20公裡外的普通學校讀書。這所學校條件簡陋，上課用的桌椅都是土石砌成的。劉太行和老鄉的孩子們朝夕相處，一起上課，吃的是雜糧，穿的是同樣的粗布衣服。直到劉太行離開這所學校時，那裡的老師和學生們都不知道他竟是大名鼎鼎的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的兒子。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天，時任南京市市長的劉伯承和孩子們去中山陵游覽。當來到中山陵時，一家人看到的卻是當天陵園不對外開放的通知。劉太行想著，隻要父親去和陵園的負責人打一聲招呼，肯定就能讓他們繼續參觀。這時，陵園的負責人也認出了劉伯承，熱情邀請他們進去參觀。但劉伯承卻說：“我這個市長不能破壞這個規矩，應按規定辦事，改日再來吧。”說完，他便帶著孩子們離開了。見孩子們悶悶不樂，他便說：“我雖然是一個高級干部，但和普通的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有一次，劉伯承讀到了一份調查材料。材料中提到某高校做了一次學生成績調查，結果班上前10名中，有8名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1名是農民的子女，還有1名是右派分子的孩子，沒有高級干部的子女。這份材料引起了劉伯承的擔憂，他馬上給正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劉太行寫信：“可能這是不全面的調查，但是要警覺的，干部子女生活優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認為學習沒有意思，自甘落后——這必須大力教育，扭轉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壞意識，才能繼承發揚革命傳統。”

劉伯承還給子女們立下規矩：成婚后，應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子女們都明白這是父親的良苦用心，是想讓他們結婚成家后，能夠自食其力，不再依靠父母生活。子女們都謹記父親的教誨。后來，他們先后成家，都是住在各自單位的職工房裡，隻有節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在劉伯承夫婦潤物無聲般的教育下，他們的6個子女先后成才，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默默奉獻著。

“工作、學習高於一切”

1926年5月，劉伯承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投入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偉大事業之中。在他的一生中，忘我地工作和學習是常態。

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時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的劉伯承與鄧小平指揮所部先后取得隴海、定陶、巨野、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豫北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在此期間，劉伯承還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親自動手翻譯校對蘇軍《合同戰術》一書，以提升全軍的軍事作戰水平。當時行軍作戰的條件異常艱苦，往往是一天緊張的戰斗生活剛剛結束，大家休息了，劉伯承才在昏暗的燭光下開始認真地校稿。面對這種沒日沒夜的工作狀態，他從未喊過累。

劉伯承在擔任軍事學院院長期間，更是專心埋頭於工作之中，立志要將這所軍事學院打造成“東方的伏龍芝”。他不辭勞苦，親自組織並動手翻譯教材，親自編寫教學大綱，主持軍事科學理論專題研究，培訓教員和講授重點課目。在劉伯承的努力下，軍事學院一步步走向完善。在此期間，他還抽出時間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每兩個月就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進行一次書面綜合報告，從未間斷。這些舉措都對人民軍隊向正規化、現代化邁進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4年7月，72歲高齡的劉伯承決定深入東北邊防一線視察，了解我國的邊防建設和戰略工作准備情況。他工作非常細致，甚至親自下到當年日本關東軍修筑的地下工事裡，詳細觀察工事的內部結構，分析其優缺點。當時正值盛夏，工事裡酷熱難耐、潮濕霉爛，環境十分惡劣，但劉伯承卻在裡面待了整整一個上午。當大家走出地下工事時，隨行人員都汗流浹背、疲憊不堪，而他卻始終興致盎然。在25天的行程中，劉伯承和當地的領導干部走走停停，遇到問題就現場磋商，還就工事構筑、武器制造、邊防建設、戰備工作、軍事訓練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見解，為中央軍委、總部制定戰略計劃提供了重要依據。但長時間的緊張工作，使他的眼病不斷加重，導致了青光眼急性發作，不得不馬上回京治療。事后雖經多方治療，但他那賴以讀書、看報、審閱文件的左眼視力急劇下降，再也無法恢復到原來的水平了。

父親幾十年來始終勤勉工作的狀態，給孩子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劉蒙說：“我感到爸爸生活很有規律，做事特別認真，讀書譯著，孜孜不倦。不管春夏秋冬，他早上5點就起床，大聲朗讀俄文、寫字。早飯后，他就開始緊張的工作。……晚間，他總是靜靜地一個人在書房裡度過。爸爸工作非常認真，他寫的教案總是一改再改，先用鉛筆，再用紅筆，最后用毛筆改，一直到滿意為止。”

在戰場上，劉伯承運籌帷幄，殲敵無數，被譽為“軍神”。他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的形成，離不開他長年累月對政治、軍事、科學等各方面知識的追求和學習。除了工作，平日裡，劉伯承最喜歡的活動就是讀書。有一次家中電線短路，燒焦的氣味彌漫了整個房間，正專心讀書的劉伯承竟全然不知。

劉伯承還經常教育子女：像毛主席那樣聰明的人，把讀書叫作攻書，像打仗那樣對待﹔那麼我們這樣中等天分的人，更應該刻苦讀書。曾與劉伯承共事過的陳毅在解放戰爭時期就曾稱贊過：“我們一號（指劉伯承）真是太令人敬佩了！他的生活要素就是工作、學習。我們大家都應該學習他這種工作、學習高於一切、重於一切的高尚品德啊！”

劉伯承對孩子們的學習同樣也抓得很緊。他曾對孩子們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是打掃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戲要靠你們，你們要想唱好戲，就要好好學習，唱戲要靠真本事。”劉伯承勤勉工作、讀書學習的家風在孩子們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

“謙遜的人中最謙遜的一個”

劉伯承是新中國的開國元勛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但他卻十分謙遜，從不張揚，總是把成績歸功於黨和人民。蘇聯記者K·西蒙諾夫曾評價劉伯承：“他的謙遜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隻能說他是謙遜的人中最謙遜的一個。”

1942年，黨中央為了振奮抗日軍民的精神，擴大人民軍隊的影響，決定為劉伯承慶祝50歲壽辰。劉伯承知道此事后，非常不安地說：“搞復雜了嘛！搞復雜了嘛！不要這樣搞，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打倒，群眾還沒有翻身嘛！”他怎麼都不肯說出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最后，八路軍一二九師隻得選定12月16日作為他的生日（真實的生日是12月4日）。組織上決定給他過生日，劉伯承隻好無條件地服從。12月16日這天，祝壽大會辦得十分熱鬧。劉伯承對前來祝壽的同志們講出了自己的心裡話：“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12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在座的人無不被劉伯承那謙遜的品質所打動。

1947年8月，劉鄧大軍解放了河南新集地區。當地老百姓為表達對人民解放軍和劉伯承的感激之情，一致同意將原來的縣名“經扶縣”改為“伯承縣”。可劉伯承聽到消息后，卻堅決不同意。他說：“我們共產黨人不能突出個人，革命是人民的革命、階級的革命，革命勝利是人民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勝利、共產黨的勝利，是集體的奮斗成果，絕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些人的功勛。用個人名字命名，沒有任何好處。”於是，在劉伯承的建議下，“經扶縣”最終改名為“新縣”，取人民獲得新生、過上幸福生活之意。1949年12月，劉伯承率領二野部隊解放了成都，取得了西南戰役的最終勝利。在勝利面前，劉伯承保持了一貫謙虛禮讓的美德，他不搶功，不爭利，帶領二野部隊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隊趕到成都后，他才命令二野部隊同兄弟部隊一起進城。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編寫《大百科全書》，其中有一個條目介紹劉伯承，開頭是這樣寫的：“劉伯承（生於1892年）四川開縣人，革命軍事家。”當中宣部拿著初稿去征詢劉伯承本人的意見時，他拿起毛筆，毫不猶豫地把“革命軍事家”后面的兩個字勾掉了，並恭恭敬敬地寫上了一個“人”字。這樣一來，“革命軍事家”就變成了“革命軍人”。當時秘書就在旁邊提意見說：“我們都是革命軍人，您這麼一改，那還有什麼區別？”劉伯承嚴肅而幽默地回答道：“大家都是革命軍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區別嘛。不要說自己是軍事家，我們都是在毛主席軍事思想指導之下，才打了勝仗的，是靠了許多革命軍人英勇奮斗才取得勝利的。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革命軍人。”

劉伯承在工作中處處謙遜低調、克己奉公﹔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從不向孩子們講述自己的戰績和功勞。關於他的許多事跡，孩子們也都是從父親的戰友和同事那裡聽來的。劉伯承謙虛謹慎，一心為民的品質對家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劉蒙深有感觸地說：“爸爸打過許多仗，但他從不談自己的功勛，他一生中遇到不少坎坷，可總是始終如一地努力為人民工作。我一想到爸爸，就是他那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樣子和充滿愛的言行。他是慈祥的父親，他的愛，含著對我們后一代革命者的無限期望。”

1986年10月，劉伯承與世長辭，享年94歲。中共中央在悼詞中這樣評價他：“長期身居高位，但自奉儉薄，廉潔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達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戀位，權重不擅權，一心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的高尚境界。他對家屬子女，親朋故舊，身邊工作人員，總是諄諄教誨，嚴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風，深為大家所欽佩。”這些話語正是對他革命的一生最真實的寫照。劉伯承元帥幾十年來身體力行營造的“劉門”家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