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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后黨中央遏制惡性通脹的斗爭

2020年12月18日08:07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新中國成立前后黨中央遏制惡性通脹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面對嚴峻的財經困難,經過艱苦斗爭成功地遏制了困擾人民已久的惡性通貨膨脹,邁出了經濟恢復的堅實腳步。這一重大舉措和成就,堪稱新中國經濟史的奇跡,在黨史國史上涂抹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勝利中的財經困難

  1949年春季以來,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而財政經濟卻面臨極大困難:上萬公裡的鐵路、幾千座橋梁和隧道遭到嚴重破壞,沒有一條鐵路可以全線通車﹔國民黨敗走台灣,帶走大量的金銀外幣﹔財政入不敷出,經濟建設資金匱乏﹔全國有近200萬失業人員﹔大城市糧食、原料及燃料極為匱乏。上海解放時,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危城”。煤隻能維持一周的生產,糧食隻夠半個月的消費。由於美蔣反動勢力封鎖海面,糧食進口幾乎斷絕。其他大城市也面臨類似問題。

  財政經濟困難最突出、最集中的表征是惡性通貨膨脹。

  自全面抗戰開始后12年間,特別是國民黨政府統治后期,法幣、金圓券等發行猶如雪花,旋即巨幅貶值,形同廢紙。此間通貨發行增加144億倍,物價上漲8500多億倍。長期的通貨膨脹,給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沖擊。1937年100元法幣能買一頭牛,到1949年隻能買幾粒米。人們購物不得不攜帶成捆的紙幣,就連以前薪酬優厚的大學教授都度日艱難。

  實現從鄉村到城市工作的轉變是中共中央的戰略目標,能否穩住城市是關鍵的一步,而最急迫的是遏制嚴重的通貨膨脹。面對嚴重的財經困局和種種懷疑,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打天下也並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難得沒有辦法。中共中央保持清醒的頭腦,滿懷信心地迎接治國安邦的新挑戰,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組合拳,開創了“物價穩、天下安”的新局面。

  聚天下英才,籌組中財委

  為了適應解放戰爭迅速推進的需要,依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定,中共中央於1949年5月31日發出指示,決定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組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黨中央領導財經工作的參謀部和直接指揮作戰的指揮部,統一領導各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

  在組建中財委過程中,黨中央和毛澤東重要的一著是將陳雲從東北調回,籌組中財委並擔任主任。1942年,陳雲主持陝甘寧晉綏五省財經辦事處,業績出色。解放戰爭時期主持東北財經委員會工作,較早地穩定了東北經濟。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其治理經濟的才干,稱之曰:能!

  7月,中財委組建完成。中財委成立之初,面臨的是要管理一個有幾億人口大國的局面,人手緊缺,工作千頭萬緒。按照陳雲提出的“把財經機關建成有思想、有戰略眼光的司令部”的要求,中財委注重政治和大局,廣攬人才,並團結他們工作。

  在50名中財委委員中,20名是民主黨派人士,佔總數的2 /5,體現廣泛的包容性﹔既有聲譽卓著、擔任中財委副主任的黨外經濟學家馬寅初,享譽海內外、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的黃炎培等,也有不少工商業界巨賈如盛丕華、胡厥文、陳叔通、胡子昂、周叔弢、宋棐卿等。在中財委各部門中,也是人才濟濟,原國民黨的孫越崎、錢昌照,民主建國會的孫曉村,擔任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孫越崎曾任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拒絕執行蔣介石將企業拆遷到台灣的命令,將委員會轄下的千家工廠和近3萬人員完整地保護起來並移交到共產黨手中。此外,中財委還以顧問和特約研究員的名義,吸納一批黨外的專家教授如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季陶達等參與工作。陳雲親自向周恩來寫信推薦,將以研究公債見長的千家駒延攬至麾下。他隨陳雲赴上海調研,為遏制通脹獻策良多。

  中財委建立工作機制和辦公會制度,協調中央和地方,展現了卓越的領導力和組織力﹔中財委內,黨內黨外人士共同協商,齊心協力。這些都為遏制肆虐已久的惡性通脹做了前期准備。

  “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

  貨幣和物資供應是影響物價的兩個最重要因素。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打“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通過政治和經濟兩手,重創投機資本,初步遏制了物價漲風。

  1948年底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人民幣。人民幣能否迅速佔領市場,是遏制通貨膨脹的重要前提。在國民黨統治后期,法幣、金圓券相繼破產,人民幣南下過程中遭遇到黃金、外幣特別是銀元的頑強抵抗。

  此時的上海是全國金融中心,是金融投機的淵藪,工商業缺乏正常的經營環境。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投機資本家以黃金、外幣、銀元作為投機標的物,操縱物價巨幅漲落。他們宣稱:解放軍進入上海,但人民幣進不了上海,並公開拒用人民幣,人民幣流通受阻。1949年6月3日、10日,上海市軍管會發布命令,取締黑市,禁止一切外幣、金銀流通。經過周密准備,於6月10日一舉查封金融投機的總樞紐証券大樓,逮捕了200多名投機奸商。“銀元之戰”震動了上海,為人民幣全面佔領市場掃除了障礙。這是遏制通貨膨脹的第一步。

  投機勢力並不甘心失敗,他們把投機標的物轉向了糧食、紗布和煤炭(即“兩白一黑”)等大城市急需的重要物資。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投機資本先后掀起了4次比較大的物價漲風。為了剎住漲風,1949年7月底到8月中旬,陳雲受中央委托在上海召開了5個大區的財經會議,制定了遏制通脹、穩定經濟的對策。在中財委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幾大國營公司收儲物資,從東北調運大批糧食入關,待投機資本吃足物資后,於11月25日到12月初在全國各主要大城市集中同時拋售,同時一律停止貸款,收回存款。輔之以開辦折實儲蓄,吸收游資。一方面是全國范圍內持續的物資拋售,以國營企業入場引導錨定物價漲幅﹔另一方面多手段抽緊銀根。經過多日的較量,投機資本高息攬儲吞進的貨物不得不悉數割肉吐出。經此一役,投機家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有評價說:6月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釜底抽薪,統一財經

  經過前兩次“戰役”,國家基本掌握了市場上的主動權。中共中央及其中財委分析,要使物價真正穩定下來,必須釜底抽薪,統一全國財政經濟體制,以平衡財政收支,消除通貨膨脹隱患。此乃治本之策。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命令,決定統一財經體制。命令要求,全國所有收入支出、全國物資、全國現金都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中央一聲令下,全國上下令行禁止,高效執行。經過短短3個月的艱苦努力,全國實現了財政經濟體制的集中統一管理和財政收支的平衡,物價也基本穩定下來。統一財經,毛澤東稱贊它不亞於“淮海戰役”。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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