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抗戰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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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於10月將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抗戰期間，新四軍不辱使命，不負重托，真正成為華中抗戰的中流砥柱，正如毛澤東評價的一樣，新四軍是“華中人民的長城”。

新四軍組建后，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開赴華中敵后進行抗戰。這個地區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又是日偽軍指揮中樞所在地。新四軍在此地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日軍，起到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挫敗了日軍“以戰養戰”的企圖。特別是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新四軍成為華中抗戰的主力軍。在新四軍挺進華中前，日軍在南京、蕪湖、鎮江一帶隻駐有兩三個聯隊。新四軍東進后，日軍增加到3個師團﹔武漢失守后，日軍又增加2個師團。當時，華中日軍共有13個師團、3個獨立旅團。新四軍在武漢、黃岡、黃陂地區抗擊了日軍第六師團﹔在南京、鎮江、高淳、巢縣地區抗擊了日軍第十五師團﹔在鄂中漢川、雲夢、潛江地區抗擊了日軍第五十八師團﹔在上海、鎮江段京滬沿線抗擊了日軍第六十師團﹔在蘇中阜寧、寶應、江都、海門地區抗擊了日軍獨立第十二旅團﹔還有幾個日軍師團和2個獨立旅團為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共同抗擊。在抗戰期間，新四軍共對日偽軍作戰2.46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9.37萬余人，俘日偽軍12.42萬余人，另促成5.4萬余日偽軍投誠、反正。新四軍自身傷亡8萬余人，其中，團職以上烈士350人。

在華中地區，新四軍先后創建了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等8塊抗日根據地，建立38個行署、20多個專員公署、164個縣民主政府。這些根據地位於中國最富饒的中東部，涉及蘇、浙、皖、贛、鄂、豫、湘7省，面積約25.3萬平方公裡，人口約3420萬。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也不斷發展壯大，到1940年，新四軍已從集中改編時的1萬多人發展到9萬多人。1941年雖遭皖南事變的嚴重挫折，但新四軍堅持下來，克服困難仍有發展。到1943年底，新四軍增長到16萬人﹔到抗戰勝利時，新四軍主力部隊已發展到21萬余人，地方部隊達9.7萬余人，民兵、自衛隊達96萬余人，成為日軍無法逾越的銅牆鐵壁。在大反攻中，新四軍各部隊共解放縣城52座，攻佔敵據點1381個。

在抗日戰爭中，新四軍對國民黨正面戰場起了配合作用。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面戰場是主要戰場，對於抵御日軍的瘋狂進攻起了重要作用。新四軍“擔負著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戰役、配合會戰的偉大任務”，成為“吸引敵人、扼制敵人的鐵手”。在1938年徐州、武漢會戰期間，新四軍活躍在華中敵后戰場，從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戰場，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比如，為配合武漢保衛戰，新四軍江北部隊積極破壞安（慶）合（肥）公路，擊毀日軍百余輛汽車，使日軍的軍需物資運輸遭受困難，延緩了日軍佔領武漢的進程。僅在這一年，新四軍挺進大江南北，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連續進行大小戰斗280余次，斃傷日偽軍3200余人，俘虜600余人，擊毀汽車180余輛，顛覆火車2列，毀壞橋梁90余座，嚴重威脅了敵人的交通線和指揮中心，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敵后軍民的勝利信心。1941年初，新四軍第四師、第五師有力地牽制了向豫南國民黨軍進攻的日軍。同年的鄭州戰役和湖北的侏儒山戰役等，新四軍都主動配合國民黨戰場，展開了對敵攻勢。1943年春，日軍對蘇北國民黨韓德勤部發動進攻時，新四軍第三師捐棄前嫌，在戰前和戰役過程中，積極配合作戰，掩護韓部突圍轉移，使日軍的進攻不得不在短短的4天內草草收場。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新四軍最多的時候迫使16萬日軍和23萬偽軍困守華中佔領區而不能脫身。再加上八路軍和全國抗戰軍民的英勇奮戰，中國戰場一直牽制著日軍近30個師團、最多時達40個師團，共100多萬以上的兵力，牽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北進”力量，使蘇聯得以集中力量在西線打敗德國法西斯，為全世界人民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也推遲和限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進”計劃和范圍，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和東南亞戰場上的作戰，為盟軍逐步取得戰略主動權贏得了時間。同時，新四軍在控制區內，還營救美軍飛行員11批次、23人，為此，新四軍5人犧牲，多人負傷。

在抗日戰爭中，新四軍為國民黨軍和盟軍提供了游擊戰爭的經驗。曾經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在他的回憶錄中說：1939年7月6日，指揮徐州會戰的李宗仁因舊創復發回武漢治療。時在武漢的周恩來設宴招待他。“李在席間對新四軍在津浦線南段附近英勇作戰甚為嘉許。”后來，“在頒發武漢會戰計劃時，根據津浦線南段的經驗，要求各部隊在進行陣地戰、運動戰的同時，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以牽制日軍，消耗敵人有生力量。”

1939年3月10日，葉挺、項英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呈送了一年來工作報告和《對敵作戰說明書》。5月10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批示：“此報告頗有價值，可供我軍戰術研究之資料。如軍令部無此同樣之報告，可將此全份送軍令部。”6月6日，軍令部次長劉斐批示：“報告內容依據實戰經驗得來，可供我游擊各部隊之參考，擬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蔣介石致電葉挺、項英：“三月十日工作報告暨說明書均悉。所陳各節頗有見地，已令擇列教令，以供我游擊各部隊之參考。”

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還傳播到國外，成為盟軍在敵人后方堅持對日作戰的借鑒。全面抗戰初期，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任情報官員的卡爾遜到過中國的許多戰場。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訪問了新四軍軍部等。他對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十分贊賞，多次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應援助八路軍、新四軍。1942年以后，卡爾遜參加太平洋戰場作戰。他指揮的第二突擊支隊，運用八路軍、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開展島嶼游擊戰，成功地襲擊了馬金島。1942年5月19日，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中的華僑組成“四八支隊”，意在以新四軍、八路軍為榜樣，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當初，對於菲律賓的島嶼能否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曾有激烈的爭論。他們學習新四軍、八路軍的經驗，分析菲律賓的具體情況，認為島嶼雖受地域限制，但多山地、森林，依靠人民的支援，完全可以打游擊。從此，“四八支隊”轉戰14個省和馬尼拉市，進行大小戰斗200余次，共殲敵2000余人。“四八支隊”也從52人發展到700余人。

此外，新四軍還創造了許多適應作戰地區特點的作戰方式和手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戰略戰術，積累了豐富的人民戰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實踐經驗。比如，創新和發展了游擊戰爭理論，提出和開拓了大兵團作戰理論等等，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