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中統”的紅岩特工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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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強，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潛伏特務機關時用名李長亨，1915年出生於四川省安岳縣，是我黨歷史上著名的紅色特工,“黎強”是董必武在黨內為其起的化名。從1940年起,黎強奉命打入國民黨內部近十載，獲取了大量情報，在隱蔽戰線上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向往革命秘赴延安

在高小和中學讀書期間，黎強受到了幾位思想進步的表哥的影響，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對他的影響最大。姚仲蜀曾就讀於黃埔軍校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回到老家四川安岳開展黨的工作。年幼的黎強就經常為二表哥的革命活動站崗放哨。黎強高小畢業后，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指引下，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本縣的最高學府——安岳中學。1935年，20歲的他進入四川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繼續學習。在校期間，他廣泛閱讀《共產黨宣言》《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進步書籍，還和同學們一起參加進步團體，領導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並十分向往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革命聖地延安。

在成都，黎強認識了安岳同鄉、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早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時在四川做情報工作的周俊烈。在周俊烈的安排下，黎強開始做一些秘密工作。

1938年7月，在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的秘密安排下，畢業后的黎強來到延安，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高級研究班學習。

紅岩受命重返“前線”

學習期滿之后，根據上級的指示，1939年5月上旬，黎強等人返回大西南，來到了位於重慶市郊紅岩嘴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受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方局常委、宣傳部長凱豐的接見。凱豐說：“你們都是四川人，你們也都知道，這裡是抗戰的大后方，但也正是你們的前線。我們之所以把你們從延安要回來，就是想讓你們在這個前線上發揮作用。”南方局組織部干部廖似光還叮囑黎強不可再使用在延安時期的名字李唯平，對外隻能使用在安岳和成都讀書時的名字李碧光或李長亨。廖似光還告訴他：“你在組織內的名字叫黎強，取能力和戰斗力強的意思。這是董必武同志給你起的，你自己記牢就行了，不論何時何地，不能對任何人講，包括你的家人。”因此，就算在黨內也隻有南方局的周恩來、董必武等少數幾個人知道“黎強”的存在。這次談話，黎強謹記在心。

與南方局接上關系后，黎強告別紅岩，回到了闊別4年的老家四川安岳縣石羊鎮白塔寺鄉，擔任縣立高小教務主任一職，並以此身份作掩護秘密為黨工作。他領導老百姓張貼抗日壁報，組織抗日歌詠隊和街頭劇的排練演出，在縣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熱潮。國民黨安岳縣黨部十分忌憚黎強的領導力，想要把他攆出縣城，還揚言攆不走就將他“干掉”。

此時的安岳縣城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國民黨縣黨部可以隨時隨地以“奸黨嫌疑”為由抓人。處境艱難的黎強萌生了赴成都開展工作的想法。在周俊烈的幫助下，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曉，黎強悄然離開安岳，來到了省城成都。

打入“中統”秘密潛伏

在成都，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也十分猖獗，他們利用特務組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大肆破壞中共在川西及成都地區的地方組織。為及時獲取情報，保護我方人員，黎強的單線聯系上級劉文哲向黎強傳達了南方局要他設法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指示。劉文哲說：“黎強同志，組織上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希望你盡量利用在成都的各種社會關系，盡快鑽到國民黨的‘肚子’裡去。”黎強堅定地向劉文哲表示：“我一定設法打進去。”

初到成都，黎強住在其同鄉的親戚翟自湘的公館中，他發現利用翟自湘的社會關系，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翟自湘有兩個好友，一個叫曾心誠，一個叫周壁成，而周壁成就在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組訓處組織科任科長。善於交際的黎強同他們很快就混熟了。1940年6月的一天，周壁成對黎強和曾心誠說：成都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將開辦，目的是加強川康部隊和各縣國民黨兵團的政治情報工作，該期班主任由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兼任，你們兩個要是想去的話，我一定想辦法幫忙。於是，黎強在征得上級批准后，抓住此次機會，在周壁成的運作下，履行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考入了國民黨中央軍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邁出了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第一步。

為打入中統，黎強一直與班中的中統同學頻繁接觸，交朋友、拉關系，逐步取得他們的好感和信任。9月，結業后的黎強被分配到成都，在川軍五十六軍一六四師九八四團的政訓室任中尉干事。10月24日，由周俊烈做入黨介紹人，黎強終於如願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由於劉文哲調離，南方局改派陳於彤與黎強聯絡。除了與陳於彤直接碰面外，有時黎強還會將情報放在掏空的煙卷、煮熟的雞蛋或點心裡來傳遞。

為探查情報，黎強從不放鬆各種社會交際活動，他同原政研班以及社會上的一些中統人員的關系也更加“緊密”了。在成都他還當上了“袍哥”（當時西南地區民間組織——編者注）大爺，頗具聲望。不久，黎強的努力終於換來了回報。1943年，他在政研班同學、中統四川調統室（簡稱“川調室”）組訓科長廖震華的幫助下，進入中統第三期訓練班學習。黎強深知中統和軍統之間素有矛盾，為取得中統川調室的信任，他將自己發現的第三期訓練班中存在軍統“臥底”學員的情況向班主任吳汝成作了報告。此事被查証后，黎強取得了中統的信任，訓練班一結束，他就被派到新成立的成都實驗區去擔任區長助理。

黎強任職不久，一件大案的發生讓他又一次抓住了“立功”的好機會。原來，中統局本部的一份關於偵查中國青年黨的電報在成都地區被泄密了。中國青年黨主席曾琦拿此事質問蔣介石，把蔣搞得十分狼狽。蔣介石責令中統局頭目徐恩曾限期破案。黎強想起負責外勤的曾慶高曾向他索要過此電報原件進行閱讀，幾天后才將文件歸還。他敏銳地斷定問題出在曾慶高身上。就在川調室徹查案件沒有任何進展的時候，黎強抓住時機，向主任孫雲峰透露了這個重大線索。曾慶高立即被秘密逮捕押送至重慶中統局本部。經過審訊，曾慶高供認他是曾琦的堂弟，是他將電報原件借出偷拍成照片給曾琦的。案件塵埃落定，川調室渡過難關，孫雲峰更是夸贊黎強“忠誠可靠，精明能干”。

黎強沒有辜負黨組織的重托，他不僅打入了中統，還被派到全省最高特務聯合機關——四川省特種工作委員會（簡稱“省特會”）擔任一組主任干事一職。這對獲取重大情報，保護我方人員安全至關重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對黎強的工作非常滿意，聯絡人陳於彤勉勵黎強說：“南方局主要領導同志說，你佔領的陣地是很能發揚火力的陣地，要堅守、死守，非到非撤離不可時不能撤出，要做長期打算，准備組織家庭……”

隱蔽戰線為黨立功

在中統，黎強調閱了大量關於“川調室”和“省特會”的檔案文件資料，掌握了很多機密情報，他通過陳於彤將這些情報秘密地傳遞了出去。他還發現中統川調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即黨派科）掌管著整個中統川調室最機密的“特情”材料。所謂“特情”材料就是中統掌握的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中叛變自首者的名單、地址或所在單位、聯絡通訊方式等有關材料。有些人作為“內奸”仍隱藏於我黨內部，秘密向中統傳遞消息，對黨組織危害極大。中統對這批材料極為看重，三科科長葉申之將材料鎖於自己辦公室的保險櫃中，親自保管鑰匙。

為搞到特情材料，黎強開始主動與葉申之交好，兩人經常一起吃喝玩樂，慢慢地，他們成了無話不說的“哥們兒”。黎強從葉申之那裡打聽到中統內部不少消息。一天，葉申之酩酊大醉，神志不清間取出絕密的特情檔案向黎強炫耀，接著便倒在沙發上大睡起來。黎強趁此時機快速翻閱起“特情”檔案，發現了陳景文、馮一飛等3個叛徒名單以及打入民盟的特情人員名單和他們所填寫的特情登記表。得到這些極為重要的情報后，他馬上向陳於彤作了匯報。南方局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主動斷絕與陳景文等3人的聯絡，並通知相關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撤離成都。

在中統，黎強還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況下機智地解救我方在押人員。1946年8月，黎強的入黨介紹人周俊烈不幸被捕。周俊烈被捕后嚴守黨的秘密，隻說他早年與共產黨有過一點關系，之后多年沒有來往，現在是個失業者，工作也沒有著落。得知這一情況，黎強便開始設法營救。

由於黎強曾幫助過負責審訊周俊烈的杜石公，因此杜石公對他十分敬重。一天，黎強在請杜石公吃飯的過程中，故意問杜石公手裡有多少無頭案、多少“死老虎”。杜石公嘆著氣說多著呢。黎強便趁機對他說：“杜胡子，你要放聰明點，你關這麼多無頭案做啥子嘛，這些人囚糧吃多了，上面撈不到油水會不安逸的，你的飯碗說不定就會被砸喲！”黎強建議他不如寫個簽呈，就說這些案子沒啥審頭，列個名單報請主任秘書批示放了算了。杜石公為少惹麻煩果然聽從了黎強的建議，第二天就將簽呈報了上去並得到了批准，而周俊烈的名字就在釋放名單中。為長期埋伏，黎強還迎娶了為人正派的國民黨成都縣黨部書記長趙選之女趙蜀芳為妻。婚后兩人十分恩愛，但他從未將自己的真實身份透露給妻子。

1947年5月，解放戰爭激戰正酣。為配合國民黨軍隊對中原解放區的大舉進攻，國民黨重慶和成都兩地當局決定於6月1日凌晨開始抓捕其所掌握的中共黨員和進步民主人士。成都的抓捕行動由省特會負責組織和策劃。在討論抓捕名單的會上，黎強為保護我方人員和進步民主人士，提出一個在數學上叫做“提公因數”的法則——建議半數以上的機關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擬捕名單，不足半數的不作為這次行動的抓捕對象。他說：“大逮捕我們肯定要堅決執行，但鑒於以往的教訓，一下子把什麼人都抓起來，抓多了也不好辦喲!我看還是數學上‘提公因數’的方法比較好。”他的想法得到了一些特務頭子的贊成。因此，許多人逃過了這次抓捕。黎強還設法將逮捕名單傳遞出去，使名單上的許多人員得以緊急撤離，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負責人王宇光和賈唯英，就是得到情報而及時撤離的。

戰敗“被俘”迎接解放

1948年底，黎強被調往南京。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已是大廈將傾，黎強也早已做好了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繼續臥底的准備。1949年初，黎強被任命為國民黨第四十五軍三一二師副師長。為早日迎接解放，黎強有意弱化三一二師的軍事訓練強度，命令該師以修筑工事為主，結果許多新兵連槍都不會用，更不用說上陣殺敵了。4月21日渡江戰役打響前夕，黎強和全師官兵在行軍途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八十八師俘獲。

被關押的黎強在與我方人員交涉自証身份時，恰巧看到了在延安相識的同學錢申夫。錢申夫此時正擔任八十八師補充訓練團團長。黎強激動地對他說：“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學，抗大四期三大隊的，在延安時我們還同住過一個窯洞呢，想起來了吧？”錢申夫認出了這位老同學，一臉驚訝，他明明聽說李唯平去的是華北前線，現在怎麼成了國民黨的人。黎強答道：“關於我的情況，現在和你說你肯定也不會相信。我想請你立即報請三野前委，致電黨中央，就問一句話：‘我黨有無黎強同志？’等中央一回電報，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兩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軍委的緊急電報：“速送黎強同志赴北平。”兩個月后，黎強風塵仆仆地從北平趕到武漢，向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第一副部長錢瑛報到，接受了黨組織分配的新任務，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解放大西南的隊伍。

黎強近十年蟄伏，孤身奮戰，圓滿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艱巨任務，在險象環生的隱蔽戰線上為黨立了大功並最終順利回到了黨組織的懷抱。新中國成立后，黎強曾先后擔任西南鎮反辦公室主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等職，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為黨和人民繼續努力工作。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