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克堅：書寫舍生忘死報家國的諜戰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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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堅（1900-1986），湖南平江人，1924年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表示對黨和人民的忠貞以及克服一切艱難困苦的決心，他特地改名吳克堅。在新聞戰線上，吳克堅曾擔任《救國時報》總經理和《新華日報》總編輯，與“中共第一報人”潘梓年等人一起，打造了“同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作戰一樣”的“新華方面軍”。在隱蔽戰線上，他早期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特科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又隻身赴險，以上海為中心領導建立起與王石堅北方情報系統、潘漢年情報系統齊名的吳克堅情報系統，為解放上海，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勛。

2020年是吳克堅誕辰12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這位戰斗在新聞和隱蔽戰線上的革命前輩。

響應號召：慷慨請纓赴國難

1932年6月至1936年春，吳克堅赴蘇聯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研究班進修，其間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6年4月，吳克堅受黨委派，赴法國巴黎協助吳玉章籌辦《救國時報》，並擔任總經理。

《救國時報》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海外創辦的第一份從事抗日宣傳的機關報，於1935年12月9日創刊，前身是《救國報》。報社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由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印刷所和發行部設在巴黎，先后由吳玉章、吳克堅等負責。它以海外華僑為主要對象，著重宣傳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經常刊載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澤東等人的著作，報道國內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情況等。在吳玉章和吳克堅的努力下，《救國時報》“成為當時國內外同胞特別是進步青年很喜讀的報刊之一”。

《救國時報》發行量大，在銷行的兩萬份中，國內約有一萬余份。在國內發行時，吳玉章和吳克堅採用了多種辦法避免國民黨當局的扣押封鎖。吳克堅回憶，“我們從電話號碼簿上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單位和個人作為發行對象。為了避免國民黨政府的扣留、沒收，我們特用法文報紙、書籍、畫報作掩護，把報紙夾在中間郵寄”。通過《救國時報》，吳克堅還從事旅歐華僑的統戰工作，領導成立了“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

1937年，吳玉章和吳克堅組織旅法華工和進步學生100多人，組成國際縱隊中國支隊赴西班牙參加戰斗，支援國際反法西斯斗爭。同年秋，西安事變后被迫“出國考察”的楊虎城來到巴黎，吳玉章和吳克堅組織以楊虎城為團長的中國參觀團，赴西班牙前線鼓舞鏖戰海外的中國戰友。

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吳克堅得知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稼祥給化名李昆的吳克堅寫了一封信，准備派他“將巴黎《救國時報》的中國工作人員和印刷機器鉛字等資料，送到美國紐約，與那裡的《先鋒報》合並辦一較大的華僑報紙”。收到信后，吳克堅左右為難。一想到國內的抗戰形勢，他恨不得立刻回國參戰，但組織上安排他去美國辦報，如果不去就是不服從組織安排。他再三思慮后，決定向組織表達自己的真實意願，回信道：“當祖國各地炮火連天硝煙彌漫，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偉大斗爭如火如荼的時候，尤其是延安聖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發出抗日救國的偉大號召，我想我應該回國，貢獻出自己一點微力。”

十幾天后，王稼祥來信道：“經過我們考慮，認為祖國億萬軍民奮不顧身在前線，后方各種崗位上，各人貢獻他們自己一份力量。你不回去，不發生任何問題，可是在紐約《先鋒報》卻比較難找到一個中文編輯，而你比較合適勝任的。看問題要從全局觀點著想。因此，我們仍決定你去為好。”

在組織最后決定前，吳克堅發了一份簡短的電報：“寧為戰死鬼，不做老華僑。”表示了回國的決心。幾天后，王稼祥向吳克堅回了一封更為簡短的電報，隻有兩個字：“同意。”得到組織的批准，吳克堅為之歡欣鼓舞。

1938年初，周恩來電召吳克堅“立即回國，共赴國難”。心懷熱忱、肩負重任，他踏上回國的征程。

以筆為戈：明爭暗戰在新華

1938年2月，吳克堅經香港來到武漢，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秘書長，長江局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長江局黨報委員會委員、秘書，《新華日報》總編輯。10月，武漢失守后，《新華日報》遷到重慶繼續出版發行。從1939年1月至1943年6月，吳克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報館）、南方局文委新聞組組長、《新華日報》總編輯。

在擔任《新華日報》總編輯期間，吳克堅以《新華日報》為主陣地，利用手中的筆為全民族抗戰發出了強有力的吶喊。據統計，從1938年到1943年，吳克堅在《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共發表各類社論、評論、理論文章近100篇。

1939年10月23日，在紀念新升隆輪殉難烈士一周年之際，吳克堅發表《我們一年來的工作——告慰新升隆輪殉國烈士》。文中說，過去的一年“我們是執行自己的堅定不移的政治立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刻苦耐勞的工作作風”，“凡是能夠打擊敵寇漢奸的陰謀和活動，凡是有利於堅持抗戰有利國共和民族的合作團結，凡是有利於政治上的進步事業，我們沒有不竭盡自己的努力的”。並表達決心，“一年來，我們雖然無日無時不懷念著你們，可是我們更無日無時不更加努力繼續你們為民族、為國家、為勞動人類英勇奮斗的精神和事業”。

為堅決揭露打擊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降活動，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吳克堅接連發表了《汪精衛叛國難道是偶然的嗎？》《汪精衛已經充當日寇侵略中國的先鋒隊了》《如何加強反對汪逆的斗爭》《日汪密約的意義和我們應有的認識》《斥汪逆精衛底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汪逆偽組織成立底陰謀作用》《反對汪逆投降的一年》等系列文章。與此同時，吳克堅還兩次撰文駁斥《商務日報》的社論文章，旗幟鮮明地參加論戰。

1939年9月8日，《商務日報》發表社論《汪精衛為什麼做漢奸》，借說漢奸汪精衛來為反共分子辯解。吳克堅當即撰文批駁。9月17日，針對《商務日報》的再次挑撥離間，吳克堅發表《再斥商務日報的有害謬論》，嚴正表明“自抗戰以來，我們不僅在口頭、文字上而且在行動上一貫的擁護國共團結……一貫主張並實行與其他抗日黨派團結，一貫的站在民眾利益前面為民眾的利益奮斗。同時，共產黨不僅思想上政治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組織上也是一致的，所以這種挑撥也是不會收到效果的啊”。

除了呼吁國共合作，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外，吳克堅還撰寫了《中蘇人民更親密的聯合起來——為蘇聯十月革命廿一周年紀念而作》《如何組織國際宣傳》《全阿民族堅持奮斗》《動員太平洋各土著民族參加對日抗戰》等文章，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呼號。尤其在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新華日報》連續發表兩篇社論，同時，周恩來、吳克堅等專門撰寫10余篇文章聲援蘇聯的衛國戰爭。

如果說以《新華日報》為陣地公開宣傳抗日救國方針是“明爭”，那麼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重重壓迫和嚴密封鎖，吳克堅等新華報人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領導下，發揚黨報的戰斗精神，與國民黨當局進行合法與“非法”的斗爭則是“暗戰”。當時，對於《新華日報》的送檢文章，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經常“大肆將體現我黨精神的文字刪去，而將其反共內容硬塞進去，使之無法採用﹔他們動不動就將原稿扣下”，甚至揚言“要把《新華日報》變成《中央日報》”。

1940年1月5日，《新華日報》准備的兩篇社論《論冬季出擊的勝利》《起來，扑滅漢奸！》，均因內容涉及投降主義而被檢扣。第二天，《新華日報》編輯部便在報紙社論欄內刊了八個木刻大字：“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同時，在一側附注被扣留的兩篇文章題目，並說明情況以示抗議。

皖南事變后，1941年1月17日，蔣介石反誣新四軍是“叛軍”，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聲稱要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至此，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達頂點。對此，周恩來指示《新華日報》撰寫有關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抗議蔣介石反動命令的評論。但《新華日報》准備在第二天發表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全部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檢扣。而且，平時坐等報社送稿上門的新聞檢查官，這天竟一反常態地帶了一班人趕到報社坐等，一定要審查了第二天出版的報紙大樣才走。

周恩來得知情況后，立即指示吳克堅和報社先把被檢扣后空出的兩塊地方用別的消息補上，印好幾張報紙送檢。他要另寫東西放在那兩處，不送檢。然后，他將滿腔悲憤凝於筆端，揮筆寫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並派人迅速送往報社，指示吳克堅立即安排制版，大量印發。同時組織發行力量，搶在次日各大報發行之前送到廣大讀者手中。

第二天，當國民黨當局發覺市面上出現印有周恩來親筆題詞的《新華日報》時，大批《新華日報》已沖破國民黨軍警憲特的封鎖，傳遍了山城大街小巷。周恩來的題詞和挽詩，與同天重慶各種報紙上刊登的國民政府軍委會發布的所謂“通令”及發言人“談話”，形成鮮明對照。蔣介石見到報紙大發雷霆，將陳布雷和戴笠罵了一通，說周恩來的題詞和挽詩比一篇社論更重要。毛澤東在延安致電周恩來：“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王。”

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瀕臨破裂，吳克堅等人面臨隨時被捕殺頭的危險。他后來回憶道：“在報館內部，遵照中央指示，作了必要的疏散。在編輯、經理發行等部門，一共僅留工作人員八十人，其余的工作人員則疏散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區，以防國民黨反動派隨時襲擊。留館工作的八十個黨與非黨同志，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以鋼鐵一樣的決心，把自己的簡要歷史用電報打給延安中央存案，准備堅持自己的崗位，到必要時，決心與新華日報一同殉難，決不自動放下延安突破國民黨區域的這面新華紅旗。”

白手起家：於無聲處建奇功

1943年，吳克堅隨周恩來等返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1945年，他以大后方代表團四川組代表身份參加黨的七大。不久，周恩來和王若飛親自找吳克堅談話，決定派他到敵人的心臟地區上海，負責寧、滬、杭地區的情報工作，開展隱蔽斗爭。周恩來鄭重指出，在你死我活的火熱戰場上，是一種鍛煉，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更難能可貴的鍛煉。吳克堅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吳克堅就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在中央特科先后任交通員、第三科“打狗隊”（紅隊）隊員、秘書。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他協助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迅速轉移，為掩護和營救同志作出重要貢獻。抗戰時期，吳克堅的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總編輯，同時他還負責與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的沈安娜、打入軍委會參事室與CC系特種經濟調查處的史永進行單線聯系。1945年10月，他擔任南方局情報部副部長，1946年5月，擔任中共中央南京局情報資料組負責人。

同年夏，吳克堅抵達上海，在外灘租了一個寫字間，在滬西常德路恆德裡148號租了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屋，以此為落腳點開展工作。

初到上海時，除個別關系外，一切工作都要從頭做起。吳克堅毫不鬆懈，於1946年至1949年在上海、南京、長沙、福州建立了9部秘密電台，其中上海地區就有4部，代號分別為嶺台、崎台、昆台、嵐台。從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僅上海4部密台就發出電報977份之多。

在設立電台的基礎上，吳克堅廣泛而深入地建立並發展了工作關系和工作據點，組建了覆蓋當時整個南京、上海、杭州地區的情報通訊網，發展情報關系最多時達1500余人。由此，他“組織領導一批久經考驗、無私奉獻、膽識兼備的無名戰士，深入敵人許多要害部門，在三大戰役、渡江作戰、國共和平和談和解放上海等各個關鍵時期，都獲得了敵方大量重要情報”。

最早跟吳克堅接上關系的是沈安娜。通過何以端，吳克堅指示沈安娜、華明之夫婦要重點搜集軍事情報和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情報，尤其是各派系主要頭目的政治態度和主張，以便能夠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敵人，集中力量打擊頑固派。

沈安娜從國民黨中常會、中央全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立法院院會和中央訓練團等各種高層會議中，搜集到了蔣介石的內部講話和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軍政要人的軍事報告以及內部派系的情報，陸續送交黨組織。通過沈安娜、郭春濤（“小民革”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創始人之一）以及打入國民黨海軍系統的胡征慶等，吳克堅系統搜集的軍事情報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央專門向全會人員印發了吳克堅發來的重要情報。

吳克堅系統不但擅長搜集機密情報，而且善於開展統戰工作，參與組織並成功策劃了湖南程潛、陳明仁起義，國民黨海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起義，“兩航”（即“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等，並營救了張瀾、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其中，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由李克農、吳克堅等親自參與指揮。

起義前的“中國航空公司”（簡稱“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簡稱“央航”）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中國僅有的兩家航空公司，共有飛機近百架。1949年春、秋兩季，“兩航”的大量資金設備、技術人員均已轉移至香港。此時，“他們過去與我們秘密工作人員有聯系，但對共產黨政策還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看來，他們去台灣或回香港，尚處在十字路口”。面對這種情況，上海軍管會制定的爭取“兩航”起義的方案上報中央軍委后，周恩來隨即復電：“爭取‘兩航’工作計劃，同意粟（裕）、蔣（天然）、吳（克堅）的決定。”同時以蔣天然為解放軍爭取“兩航”起義工作首席代表，吳克堅為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進行“兩航”策反工作。

在此之前，吳克堅就與“央航”副總經理查夷平建立聯系。1949年三四月間，查夷平介紹“央航”總經理陳卓林、業務主任鄧士章與吳見面。6月，潘漢年情報系統在香港的負責人張唯一派情報干部朱漢明帶著署名徐大可（吳克堅情報系統人員）的一張字條，與“中航”內的三位中共地下黨員取得聯系。在“兩航”起義的關鍵時刻，吳克堅還向周恩來推薦了秘密黨員呂明，以加強對起義工作的領導。呂明曾在美國空軍實習，“中航”總經理劉敬宜是他實習時的教官。

經過多方謹慎細致的工作，1949年11月9日，“兩航”員工在香港宣布起義，參與北飛起義的12架飛機（“中航”10架、“央航”2架）運載著100多名愛國員工，從香港返回祖國大陸。

解放戰爭時期，吳克堅情報系統在隱蔽戰斗中屢立奇功，“無一位同志被捕，數部秘密電台無一被敵特偵破”，書寫了情報史上的一段傳奇。1949年5月，中央情報部特地致電嘉獎吳克堅系統全體人員，稱：“幾年來你們在克堅同志領導下，不避艱險，任勞任怨，堅守崗位，獲得敵人各種重要情報，建設和保証了同中央的聯絡，直接配合了黨的政治和軍事斗爭的勝利，你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特電嘉獎。並望在勝利中勿驕勿躁，為全國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種敵人作長期的隱蔽戰爭而繼續努力。”

原載：《紅岩春秋》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