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游擊區

　　1935年2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余部奉命組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爭，在浙西南站穩腳跟並建立革命根據地，於全國革命低潮時掀起局部革命高潮，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浙西南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游擊區，其革命活動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

　　挺進師在浙西南站穩腳跟並建立革命根據地

　　1935年1月，為掩護和策應中央紅軍長征的北上抗日先遣隊遭強敵圍攻，指戰員大部犧牲，北上行動失敗。2月，突圍轉移至贛東北的先遣隊余部，奉命以粟裕為師長、劉英為政委組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蘇維埃根據地，打擊、吸引和牽制敵人，保衛閩浙贛基本地區和鄰近的根據地，從戰略上配合主力紅軍的長征。

　　挺進師艱難轉戰，誓死挺進，至4月底取得齋郎大捷，方才打開進入浙西南的通道。5月上旬，主力進抵浙西南腹地，受到當地進步群眾組織——“青幫”的歡迎，獲得群眾依托，遂選取鬆（陽）遂（昌）龍（泉）雲（和）、龍（泉）浦（城）江（山）遂（昌）東西兩片區域“作為建立第一塊根據地的基本區域”。

　　有了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挺進師迅速掀起革命高潮。正如粟裕所說：從1935年5月到9月中旬，我們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塊游擊根據地，已在江山、浦城、龍泉、遂昌、鬆陽五縣之間建立起來，在浙江站住了腳跟。

　　在浙西南，挺進師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及其所轄的5個區委（縣委），下屬50余個支部﹔建立了玉岩、竹溪等蘇維埃政府，下轄20余個鄉蘇維埃政府和近200個村蘇維埃或分田委員會。革命武裝迅速發展壯大，挺進師部隊發展到千余人，建立下轄150余支游擊隊的鬆（陽）遂（昌）龍（泉）游擊總隊﹔成立了農會、共青團、婦女會、兒童團等革命群眾組織﹔開展了查田、插標、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呈現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熱烈場面，成為中國革命低潮時新建立的一塊革命根據地。

　　挺進師始終在浙西南堅持並最后結束三年游擊戰

　　面對浙西南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和浙江、福建地方武裝對付不了挺進師的被動局面，國民黨當局迅速抽調中央軍入浙，調集以第十八軍為主力的7萬兵力對付挺進師，於1935年9月19日開始大舉“清剿”浙西南。挺進師實行“敵進我進”，留下第二、五縱隊和地方游擊隊在根據地堅持，主力挺進敵后，吸引、調動、打擊敵人。國民黨軍主力不為挺進師所調動，除派出約5個團的兵力追堵挺進師主力之外，大部隊仍死死圍住浙西南，血洗根據地。

　　1935年10月，進入敵后的挺進師主力與葉飛等領導的閩東紅軍會合，聯合組建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和省軍區，共同開展和堅持斗爭，並根據敵人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開辟浙閩邊游擊根據地。根據地軍民浴血抗擊，牽制敵人幾十個團的兵力，掩護了挺進師主力南下浙閩邊開辟新的游擊區。

　　1936年6月，兩廣事變發生，國民黨第十八軍撤離浙西南，浙西南長達8個多月的反“清剿”斗爭結束，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迅速抓住敵情相對緩和之機，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其間，粟裕率部數次返回浙西南活動。至1936年底，挺進師不僅在浙南建立了游擊根據地，而且恢復了浙西南的工作，游擊區域擴大到30多個縣。

　　1936年底，國民黨又調集10萬兵力“清剿”閩浙贛皖邊區。挺進師“化整為零”，分散打游擊。其間，粟裕率部在浙西南建立遂（昌）宣（平）湯（溪）游擊根據地，依托根據地開展反“清剿”，使敵之“清剿”“未奏膚功”。

　　1937年9月，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在浙南歷經兩次談判、一次會談，與國民黨閩浙贛皖邊區綏靖主任公署達成合作抗日協議，浙南進入合作抗日階段。此時，與臨時省委失去聯系、在浙西南獨立領導斗爭的粟裕，根據形勢和傳聞，分析並証實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之情，立即向遂昌縣當局發出合作抗日倡議。9月18日，遂昌縣當局復函，要紅軍派全權代表到金岸“接洽”，欲收編紅軍。粟裕識破對方陰謀，堅持要對方代表到根據地談判。10月14日，對方代表抵達根據地中心門陣村，粟裕指派謝文清、劉清揚與之談判，達成合作抗日協議。至此，浙西南進入合作抗日階段，挺進師三年游擊戰爭結束。

　　浙西南三年游擊戰的獨特歷史地位

　　挺進師入浙之時，長征中的紅軍主力處於國民黨軍重兵圍追堵擊之中，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和廣大白區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國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挺進師迅速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最嚴密的腹心地區浙江燃起革命烈火，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浙江是蔣介石、陳誠、湯恩伯、胡宗南等人的老家，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后院，也是維系國民黨“剿共”軍費之財閥的盤踞地，“素稱平安之區”。浙西南革命烈火的燃起，深深觸痛國民黨統治的中樞神經，不但吸引、牽制閩浙兩省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而且迅速吸引國民黨中央軍，牽制第十八軍為主力的7萬兵力長達8個多月。這不僅直接減輕中央紅軍長征的軍事壓力，而且成為國民黨統治的后顧之憂，使國民黨無法安心和全力“圍剿”長征中的中央紅軍，從戰略上策應了長征。同時，掩護挺進師主力南下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減輕了閩東、閩北、皖浙贛等鄰近游擊區的軍事壓力，使這些游擊區贏得了恢復和發展的機會。

　　挺進師入浙時，浙江的中共組織已被嚴重破壞，遍及50余縣的60余次革命武裝暴動和紅十三軍的斗爭均遭鎮壓，浙江的革命基業幾乎被摧殘殆盡。浙西南的革命斗爭，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為中國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個戰略支點。

　　1938年3月，挺進師主力編入新四軍，馳騁抗日疆場，成為華中抗日戰場上的一支勁旅，並在解放戰爭中編入第三野戰軍，先后參加蘇中、淮海、渡江等著名戰役，戰功卓著。其中共和國大將粟裕和少將陳鐵軍、張文碧、劉亨雲等解放軍高級將領，均直接出自挺進師。而包括劉英在內留在浙江的一大批干部，則成為浙江抗戰和革命斗爭的領導骨干、中堅力量。北上抗日先遣隊幸存的革命火種，在浙西南得到保存，浙西南游擊區為中國革命保存、造就了一支革命勁旅。

　　挺進師在浙西南的斗爭，不僅創造出“敵進我進”“化整為零”等游擊戰略戰術，而且探索總結出“以最小犧牲換取最大勝利”等一整套軍事原則，“反敵人之道而行”等一整套作戰原則，“兜圈子”“8字形”等一整套行動原則，“多半選擇小村庄”等一整套宿營原則，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