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時期如何過緊日子

　　勤儉節約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烽火連天的革命歲月，為應對財經困難和鞏固紅色政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積極貫徹厲行節約方針，為解決財經困難、取得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強保障。

　　貫徹厲行節約方針，“節省每一個銅板”

　　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極端困難，為了減少取之於民，爭取最廣大人民對革命的支持，保証供給革命戰爭的需要，根據地財政堅持生產和節約兩手抓，在發展生產以供自給的前提下，始終把厲行節約作為財經工作的基本方針。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對蘇區接連不斷展開“圍剿”，蘇區的資源日漸枯竭，黨領導的紅色政權面臨生死存亡危機。為節省經費開支，集中財力保障軍需，蘇區開展了節省運動，在紅軍和黨政人員中廢除薪餉制，實行維持最低生活標准的供給制。井岡山根據地最初每人每月可發3元錢，后來逐漸減至1元甚至5角，最后實行了供給制。1934年1月，毛澤東強調，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會計制度的原則。3月，人民委員會提出在9個月內節省80萬元的號召，各級黨組織掀起節省行政經費、節省糧食、自帶伙食等運動。

　　進入全面抗戰時期，為盡量減輕對人民的稅收負擔，爭取廣大群眾參加抗戰，黨創造性地採取了大生產運動這樣的取之於己的辦法，同時施行節約政策。陝甘寧邊區政府1942年12月頒布《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要求實行節省民力、物力和財力的節約政策，“不急之務不舉，不急之錢不用，且須在急務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經濟”。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應對消耗巨大的戰爭，黨在解放區仍然堅持貫徹厲行節約方針。1946年7月，毛澤東在為黨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必須作持久打算，十分節省地使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力戒浪費。1947年，在元旦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必須一面發展生產，一面用大力量整理財政，節省一切非必要的開支，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嚴禁鋪張浪費、貪污腐化。山東省和蘇皖邊區從1947年起供應標准都有所降低。比如，山東省地方部隊的菜金自己解決一半，地方機關則完全自己解決。單衣除主力部隊發兩套外，其他一切后方機關人員皆改發一套，鞋子減少一雙，襯衣取消。據計算，半年即可節約糧食6000萬斤。

　　精兵簡政，促進紅色政權效能提升

　　精兵簡政是勤儉節約的經典做法。革命根據地的精兵簡政主要集中在全面抗戰時期。1941年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抗戰最艱苦階段，外有日軍的侵略，內有國民黨停發軍餉和軍事經濟封鎖，根據地財政遇到空前困難。此時根據地面積不斷縮小，財政收入減少，但脫產人員卻從1938年的1.6萬人增至1941年的7.3萬人，矛盾非常突出，不僅行政效率下降，還大大加重了百姓供養負擔。

　　1941年11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民主人士李鼎銘等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認可。12月，黨中央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節約人力物力。毛澤東多次致電華北、華中各革命根據地，要求其實行徹底的精兵簡政，避免民困軍愁、坐以待斃。1942年9月，他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指出精兵簡政是克服物質困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針對一些同志對這一政策不理解的情況，他運用比喻的手法說，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精兵簡政的重點是嚴控負擔人口與軍政人員的比例，縮減軍政脫產人員。各根據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根據“少而精”原則，緊縮編制，因職設人，取消空頭機關，編余人員主要是加強基層、轉入生產戰線，或自願解甲歸田。如晉冀魯豫邊區規定，脫產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不能超過全區人員的1%，1942年初到1943年，邊區實行了三次簡政，僅太行區就縮減6萬人，冀南區減少了一半軍政人員。邊區經過三次簡政，共減少人員51%，邊區政府由原來548人的編制減少到僅100人。陝甘寧邊區1942年進行了第一次精簡，共裁減合並機構百余處，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減少了24%。此后又經過第二次精簡，縮減邊區一級機關和人員，逐步實行合署辦公制度。精兵簡政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政府運行也更為高效。

　　自上而下推進，中央起帶頭作用

　　實施厲行節約政策，黨政領導干部起了很好的模范帶頭作用。在節省運動中，上層部門和黨政領導干部起了模范帶頭作用。毛澤東率先垂范，主動要求放棄點兩根燈芯的待遇，堅持隻點一根燈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光輝著作，就是在一根燈芯的油燈下寫出來的。紅軍高級指戰員帶頭執行維持最低生活標准的供給制，軍長和伙夫待遇一樣，每人每天隻發0.05元的伙食錢。1934年3月人民委員會發出9個月內節省80萬元的號召后，蘇區中央政府各部帶頭壓縮40%以上的行政經費。抗戰時期實行精兵簡政，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求，將在延安的中央和軍委所屬機構的2.4萬余人減少到五六千人，編余人員一部分轉入邊區。正是因為上層起了帶頭作用，節約政策才能順利施行並取得良好效果。

　　嚴肅財經紀律，遏制奢靡貪腐

　　過緊日子，一方面是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另一方面則是反對奢靡浪費。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反復強調“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他曾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說，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都必須盡量減少，“對蘇維埃中貪污腐化的分子，各級政府一經查出，必須給以嚴厲的紀律上的制裁”。全面抗戰時期，根據地的機關學校個別干部貪圖物質享受，出現貪污浪費賭博現象，毛澤東對此指示：“必須嚴申紀律，輕者批評，重者處罰，決不可對他們縱容，反而美其名曰‘寬大政策’。這就是經濟工作中的整頓三風，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執行。”針對部分地區恃富而奢的行為，他批評道，自恃富足，不肯節省，將來一定會要吃虧的，決不可隻顧一時，濫用浪費。在《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中，也專門規定了一條：堅持廉潔節約作風，嚴厲反對貪污腐化現象。由此可見，革命時期的厲行節約也是嚴肅財經紀律、整頓工作作風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