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農民運動蓬勃興起，掀起了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村革命大風暴，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打擊了幾千年來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但圍繞這一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革命統一戰線內部、中國共產黨黨內,出現了“糟得很”與“好得很”兩種思想認識，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如何認識當時的農民運動和農民問題，迫切需要從理論上給予回答與指導。

　　農民運動是真的“過火”、“幼稚”嗎

　　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陳獨秀等人不敢公開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農民革命斗爭，反而指責農民運動，壓制和反對農民革命，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192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中規定了一系列限制農民運動的辦法。這在客觀上適應了地主資產階級壓制農民運動的需要，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焰，加速了中間派的動搖，挫傷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漢口召開。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指責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不少人不同意這種認識。中共中央委員、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提出，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贊同湖南區委的這一主張，提醒中央注意國民黨左派沒有掌握武器的問題：“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這些重要提示都沒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陳獨秀和鮑羅廷“不贊成馬上解決土地問題，認為條件不成熟”。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認識，但自己尚拿不出充足的理由予以辯駁。會議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最后通過的決議案指出：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為此，會議規定的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顯而易見，這些策略推行的結果，隻會單方面地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工農群眾的利益。幾個月后，毛澤東說：我后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毛澤東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和武裝問題。

　　此時，毛澤東收到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電：“先生對於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感禱！”這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實地調查研究的機會，他決心去農村實地考察一下實際情況，農民運動是真的“過火”、“幼稚”嗎？12月17日，毛澤東從漢口到長沙時，湖南正舉行工農代表大會。對工農代表在大會上提出的許多問題，毛澤東一一作答。毛澤東還參加了大會的議案起草委員會。大會通過了40個決議案，肯定農民以暴力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斗爭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根本鏟除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權，建立農民政權”。毛澤東認為，“此次決議各案大體還算切實”。顯然，這些決議案同12月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的方針有明顯的不同。

　　“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麼命”

　　為了支持迅速發展的農民革命斗爭，回答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和責難，毛澤東於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前后歷時32天，行程七百公裡，在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的農民運動。他原計劃還考察寧鄉、新化、寶慶、攸縣等縣，因時間緊張最后未能成行。

　　2月12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2月16日，毛澤東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已經不是宣傳而是應立即實行的問題，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報告了自己糾正的幾個主要錯誤：“（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對於今后農運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提出了十點意見。他認為，在農村尚未建立聯合戰線之前的革命暴動時期，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不過正不能矯枉。在今天看來一些說法未必周全，但在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推翻在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採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難以辦到的，這些也是當時湖南農村中的事實。毛澤東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他在信的末尾說，考察的“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處（指中共中央）察核，並登導報（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隨后幾天，毛澤東開始撰寫考察報告，寫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有兩萬多字，從3月5日—4月3日，該報告全文先后連續刊載於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第35、36期合刊及第38、39期上。許多報刊如漢口《民國日報》、《湖南民報》也相繼轉載。

　　3月12日《向導》周刊發表了《報告》的部分內容，但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彭述之不准繼續刊登。中央局委員瞿秋白說：“我贊成毛澤東這篇文章的全部觀點。”他們之所以不讓連載，無非是“怕這篇文章拿出去，進一步激起農民的‘越軌’行動，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接著說：“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麼命？”他把毛澤東的報告全文交給秘書送漢口長江書店。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瞿秋白專門為該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肯定毛澤東這篇光輝的著作：“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同時，瞿秋白還將毛澤東和彭湃稱為“農民運動的王”。

　　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不久，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譯轉載了《向導》刊載的《湖南農民運動（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全會上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稱贊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正是《報告》的發表，加深了共產國際對中國農民問題的了解。

　　第一次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偉大戰略思想

　　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報告》的發表，像一盞穿透迷霧的指路明燈，為革命的勝利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動了當時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民運動的深入發展，為幾個月后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報告》以大量的、生動的事實和精辟的論証駁斥了一切反動派對農民運動的攻擊，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問題上的非理性認識——“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報告》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初步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在革命的緊要關頭，為革命的勝利發展指明了方向。《報告》明確提出了依靠貧農和團結中農、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戰略思想，為從事農民運動的廣大干部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報告》提出了影響當時革命全局的中心問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問題，有力地駁斥了一切反動勢力對農民運動的攻擊，極大地支持了農民的革命斗爭，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報告》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地總結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經驗，明確地指出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建立農民武裝政權的必要性。《報告》制定了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第一次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偉大戰略思想，全面地、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農民問題的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理論、建立農民武裝和農村革命政權的理論，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報告》稱“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謳歌農民的“奇勛”，提倡相信群眾和支持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堅持在斗爭實踐中向群眾學習，總結群眾的斗爭經驗，並組織群眾與引導群眾前進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生動發揮和發展。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的長期斗爭實踐中，創造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提出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密切聯系群眾的路線。歷史經驗充分表明：黨的成長與壯大、革命的勝利與發展，都與群眾路線息息相關。

　　《報告》的誕生，是毛澤東重視調查研究的結果。調查研究，是為了全面了解實情，是實事求是的表現。實事求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見。這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隻有發揚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立足於基本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解決中國現實問題。

　　總之，《報告》這篇著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農民問題杰出的經典文獻，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行政管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