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這個名字，為何至今讓人心懷敬意

　　1930年3月2日，星期日，晴。午后，魯迅由馮雪峰、柔石陪同，走出景雲裡弄堂，去往數百米開外的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下午兩點，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文學組織誕生。自此，以魯迅為旗手的中國左翼文化運動蓬勃開展，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翻開新篇章。

　　91年后的冬日暖陽下，我們行走在上海虹口區多倫路、四川北路一帶，轉馬路，穿弄堂，再一次步入左聯成立大會會場，穿梭於景雲裡、公啡咖啡館、內山書店、大陸新村，尋訪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一批左翼文化名人留下的足跡。我們不禁思索：左聯這個名字，對於當下年青一代還有多少現實意義？回望這段於暗夜中吶喊、書寫的篇章，為何至今讓人心懷敬意？

站在時代潮頭浪尖，追求先進文化，吸引和團結一大批知識分子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裡，用我們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左聯是在血色中誕生的。

　　左聯成立之時，正值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陷入最低潮。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另一方面對國統區實行文化“圍剿”。當時的形勢，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歷時兩年的革命文學論爭結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

　　走進多倫路上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一樓展廳再現了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時的場景。一方講台，一塊黑板，十幾條長凳，在這間不大的教室裡，50多位作家濟濟一堂，一場影響深遠的革命文藝運動就此開啟。

　　中央文委書記潘漢年代表中共黨組織作《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的發言。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文委的成立，是黨從組織上加強對革命文化工作領導的開始。隨后，在眾人的期盼中，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即興發言。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面對當時“左”傾激進表現，魯迅表現出他的冷峻。他提出，革命作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並第一次指明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

　　大會直開到天色昏暗，通過了行動綱領，選舉夏衍、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為執行委員。左聯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不但從思想上，而且從組織上正式開始領導左翼文化運動。左聯成立后，迅速向全國擴展，先后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和天津、廣州支部等地區組織。1930年夏，左聯東京支部成立。1930年11月，左聯加入“國際革命作家聯盟”。

　　“左聯是世界左翼文化思潮和革命文藝運動的產物，左聯的許多活動都與國際上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同步。”在學者、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看來，“左聯的革命性，首先體現在它的先鋒性”，將左聯作為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一種政治文化現象來觀察，恰恰可以看出我們黨的先進性——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浪尖，追求先進文化，向著沒落和腐朽開戰，由此吸引和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

以筆為槍，鼓舞大眾，讓紅色文藝之旗屹立飄揚

　　我們文學運動的目的在求新興階級的解放。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理論綱領》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是魯迅生前最后一處居所。隔著馬路，就是新式裡弄住宅東照裡。1933年3月至6月，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曾在此間居住。就是在這裡，瞿秋白抱病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的編選，並撰寫一萬五千余字的序言，最早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分析魯迅的創作及其思想。

　　跟隨左聯會址紀念館工作人員的腳步，我們從多倫路出發，沿著“魯迅小道”行走。至今，虹口區仍然留存有大量左聯遺跡，“魯迅小道”便是梳理其中幾個地點串聯而成。小道見証多少歷史風雲，我們仿佛看到，90年前的“他們”行走其間，以筆為槍，鼓舞大眾，讓紅色文藝之旗屹立飄揚。

　　左聯重視與世界文學的聯系。在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推動下，左聯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和研究，以極大努力輸入蘇聯及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據統計，自1919年到1949年，全國翻譯出版外國文學書籍約1700種，左聯時期翻譯出版的佔40%。除了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等早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辛克萊的《屠場》、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等其他國家進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紹到中國來。

　　左聯的業績和作品站在了那個時代先進文化的制高點上，更是傳諸后世的寶貴財富。2020年，左聯成立90周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完成了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修繕改建和展陳改版工程，一些塵封的左聯往事以新面目呈現在觀眾面前。

　　紀念館三樓，是左翼文藝代表作品的展示。左翼文化大旗之下，文學、電影、戲劇等創作極大活躍。以電影為例，1933年3月，以夏衍為組長的黨的電影小組成立。1933年至1937年，陸續拍攝、上映了74部左翼電影。展廳中央，滾動播放著《漁光曲》《馬路天使》《風雲兒女》等電影片段。

　　“當年的左聯盟員多是一群年輕人，我們希望面向今天的年輕人講好左聯故事。”左聯會址紀念館館長何瑛說，“對先進文化的不懈求索，正是左聯不可磨滅的時代意義。”

到人民中去，與身處的世界保持血肉聯系，是“左聯”精神對當下文藝的啟示

　　首先，左聯應當“向著群眾”！應當努力的實行轉變——實行“文藝大眾化”這目前最緊要的任務。

　　——《關於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

　　1933年1月，開明書店出版茅盾長篇小說《子夜》，3個月內重版4次，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也是左翼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在周立民看來，茅盾《子夜》的成功，在於作家打開了自身生活經驗的世界，以金融和資本的視角呈現1930年代的上海。同為左聯盟員的艾蕪寫作《南行記》同樣如此，對滇緬邊境民眾苦難與斗爭，以及傳奇風情的展現，開拓了文學反映社會生活的新領地。“關注當下，到人民中去，與身處的世界保持血肉聯系，正是左聯精神的體現，也是當下中國文學需要的品格。”周立民說。

　　2016年，作家程小瑩參與上海市作家協會發起的“紅色起點”創作項目，一頭扎進對左聯往事的梳理，用三年時間完成了非虛構作品《白紙紅字》的創作。在他看來，在革命最低潮的時候，左聯首揭左翼文化大旗，推動了革命文化的發展。左聯提倡的“文藝大眾化”主張，也深刻影響了后來延安以及新中國文藝構建。

　　1936年初，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需要，左聯解散，匯入抗日救亡文化的大潮。雖然左聯存在僅6年左右，但它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新文學創作和批評、翻譯介紹外國進步作品和作家、培養造就文學新人、開辟人民大眾的文學新路等方面成就卓著，為20世紀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首先就強調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說，左聯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繼續“目光向下”，從“為人生的文學”到“文藝大眾化”，讓新文學和新文化盡可能容納更多的民眾。就這一點來說，從“五四”到左聯、再到延安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后，這條線索一直貫穿於黨的文藝創作觀之中，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時隔90載，發端於左聯的“文藝大眾化”的思考，依然閃耀著時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