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含我黨我軍紅色基因的思想寶庫

沉疴痼疾 危及存亡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舊中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中國共產黨人奮起抗爭，但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徹底警醒共產黨人必須用“武裝的革命”去反抗“武裝的反革命”，徹悟“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毛澤東“霹靂一聲暴動”，發動秋收起義，點燃武裝奪取政權的星星之火。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如何使一支工農武裝脫胎換骨成為新型人民軍隊，成為一個重大的現實課題。秋收起義之初，臨時收編的黔軍邱國軒團一開戰就突然叛變反水。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部隊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統轄紅四軍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負責領導紅四軍和地方黨組織工作。由於紅四軍主要來自農民、小資產階級、舊軍隊起義的官兵和俘虜兵等，不斷出現官兵不平等、虐待俘虜、軍閥作風、人心渙散等問題，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主義等思想日益突出。較為嚴重的是，1928年7月，朱德、陳毅率部出擊湘南期間，以湖南宜章農民為主的第29團因過不慣艱苦斗爭生活、戀家心切而幾乎一哄而散。

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千裡征戰，創建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就在革命形勢日益高漲之時，一場爭論也在紅四軍內部悄然爆發。下山后，紅四軍前委的領導工作重心在軍隊，曾一度決定“軍委暫停辦公”。隨著根據地不斷擴大，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務加重，於是成立了臨時軍委，由留蘇回國不久的劉安恭擔任書記。劉安恭隨即召開會議，前委下轄的軍委居然限定上級黨委職權和工作范圍，決定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這樣一來，圍繞“要不要設立軍委”引發激烈爭論，其實質是紅四軍“由誰領導、聽誰指揮”。隨后，紅四軍出現了越來越多不正常現象，比如給中央的報告不經前委書記簽字認可就上報，作戰會議不通知毛澤東參加等。6月下旬，在龍岩召開的紅四軍黨的七大上，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結果是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被否定，落選前委書記。8月初，陳毅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在這期間，紅四軍內部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泛濫，前委會開成了“民主會”，常常是議而不決，決而難行。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的紅四軍黨的八大開了三天，七嘴八舌，毫無結果。種種亂象表明，紅四軍前途堪憂。在8月進攻閩中和10月進攻東江的軍事行動中，紅四軍連遭重創。

1929年10月，陳毅從上海帶回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他重新擔任前委書記。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廖氏宗祠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這就是永載史冊的《古田會議決議》。

問題導向 猛藥去疴

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由八個部分組成，即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古田會議從某種程度看是由爭論而起，是由問題倒逼出來的。問題林林總總，但最迫切的，正如毛澤東所言：“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崇高信仰引領的軍隊，靠不住、穩不住，這種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於“沒有政治靈魂”。沉疴痼疾，非猛藥不可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敢於直面矛盾和問題，敢於同有悖於黨的性質和宗旨的種種舊軍隊習氣徹底決裂。這就不難理解，《古田會議決議》洋洋洒洒三萬字，內容博大精深，但最具歷史意義的是第一部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以《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題。

《古田會議決議》全面系統總結了紅軍創建初期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及教訓，嚴肅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指出：“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古田會議決議》主要回答了兩大問題：一是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把以農民為黨員主要成分的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政黨﹔二是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古田會議決議》第一次比較完整地提出了人民軍隊黨的建設的基本思想，集中體現在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加強黨的政治、思想、組織、制度、作風和紀律建設各方面，是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古田會議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肯定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強調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黨的建設，批判了極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明確了軍事和政治的關系，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等單純軍事觀點。強調了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確立了紅軍處理軍內關系、軍民關系和瓦解敵軍的原則，重申必須遵守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的規定，堅持軍民團結。規定了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論述了紅軍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

《古田會議決議》創造性地回答了黨和軍隊建設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問題，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明確了“為了誰、依靠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徹底劃清了紅軍與舊軍隊的界限，為革命政黨領導武裝、建設軍隊、駕馭戰爭提供了思想資源，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了政治基礎，開創了全新境界。

落實落細 重在執行

馬克思的墓志銘這樣寫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古田會議決議》是問題導向的，也是結果導向的。它在分析錯誤思想時，不是泛泛地議論，總是把表現、來源和糾正的方法和盤托出。它不僅回答並解決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而且把這些原則具體化、細節化、規范化，既有方向，又有路徑﹔既有思想指導，又有操作方案﹔既有制度依托，又有紀律約束，這是《古田會議決議》的一個鮮明特色。

《古田會議決議》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等重要原則之后，隨即提出具體翔實的實施細則，使抽象的原則能夠迅速落地轉化為具體的做法，把原則性和具體性融為一體，堪稱制度建設的范本。比如，在發展黨員方面，規定了5個具體條件﹔在增強黨員組織觀念、提高黨員參加支部會積極性方面，作了7條規定﹔在加強黨員教育方面，提出了18條具體方法﹔對政治委員怎樣上好政治課作了10條規定﹔在建立黨的民主集中制、糾正非組織觀點方面提出了6條要求﹔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方面，規定了8項具體內容。

《古田會議決議》規定：“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這是保証黨的制度落地扎根的基本前提。古田會議之前，黨內紀律鬆懈困擾著紅四軍。為切實嚴明紀律，《古田會議決議》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措施。首先，強調要“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明確“少數服從多數”，要求開展健康的黨內批評，將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內生活的重要方式。開展批評時不攻擊個人，意在指出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反對主觀化和庸俗化的批評，批評場合內外有別。其次，強調“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堅決糾正極端民主化的混亂現象。再次，強調“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

《古田會議決議》對紅四軍黨內政治生活和黨的紀律建設的探索，有效克服了黨的組織領導軟弱化、組織關系鬆散化、組織成員低質化、組織生活庸俗化、組織紀律鬆懈化等諸多問題，使黨組織真正成為“領導的中樞”，凝聚力、戰斗力不斷增強﹔使古田會議的精神得以深入人心，落地見效﹔使紅四軍得以脫胎換骨，實現鳳凰涅槃。

歷史選擇了古田，古田成就了歷史。從古田出發，黨領導人民軍隊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萬裡長征、浴血抗戰、奪取解放戰爭勝利、建立新中國……一路烽火連天，一路金戈鐵馬，風展紅旗如畫，風卷紅旗過大關。

2014年10月，深秋時節，習近平總書記率領400多名軍隊高級干部來到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確立了新時代人民軍隊政治建軍的大方略。三軍將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整行裝再出發，開啟了強軍興軍的新征程，古田會議“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紅色基因一定會不斷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

（汪建新 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