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視野下的中共建黨

　　中國共產黨是20世紀初期在國際國內一系列因素綜合催促下誕生的。100年之后，在回溯這個毛澤東稱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時，我們的視野已更加寬闊，對背景和細節的了解也有更多更准確的認知。

　　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政黨政治的出現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20世紀之時，統治中國的清王朝已十分腐朽，中華民族也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

　　在中國社會性質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也悄然發生變化，其重要方面是工人階級的長成、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和新型知識分子的出現。中國的產業工人最初產生於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的企業和洋務運動的官辦企業之中。民族資產階級則稍后，是從買辦、官僚和地主中分化而來。洋務運動派遣留學生和設立專科學校使中國有了最早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新型知識分子。

　　在20世紀的頭20年，隨著國際國內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中國社會的變遷呈加速之勢，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逐步形成。這就為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變革准備了物質、人才和思想基礎。

　　1901年，曾鎮壓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其目的是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遲來而不情願的改革未能改變清王朝覆滅的命運，卻開啟了發展民族實業和西式教育的大門。各種工商企業的開辦和商會紛紛成立，增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也使工人階級的隊伍迅速擴大。科舉制度的廢除和大量新式學堂的興辦，則使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得以形成。這一代知識分子受到中西兩種文化的熏陶，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雖然這場革命在形式上是溫和的，而且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僅存在三個月就被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政府所取代﹔但是，這場革命開辟了20世紀偉大中國革命的時代，其具有的深刻內涵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愈加彰顯。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豎起民主共和國的旗幟，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中華民族的覺醒，激勵起一大批志士仁人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行民主而英勇奮斗，從此反動勢力再不能建立起鞏固的統治。

　　辛亥革命掀起了中國近代政黨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人物紛紛登台亮相，過去被專制統治視為洪水猛獸遭到嚴禁的政黨組織競相成立，各種名目的政綱、宣言遍布報刊，各種“主義”開始在社會上流傳。盡管這時的政黨組織五花八門，不少帶有會黨性質，但中國政黨政治的時代畢竟來臨了。

　　除政治方面的變化之外，辛亥革命還加快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文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准則、價值判斷、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的轉變。這一系列轉變不僅有利於吸引和動員人們關注和參與政治生活，也極大地拓寬了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視野。

　　時勢潮流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辛亥革命后的10年，無論是中國的國內形勢還是國際形勢都處於巨大的變化之中。先是袁世凱稱帝遭到舉國反對﹔隨后，北洋軍閥各派系之間的爭權奪利和混戰加劇社會動蕩和分裂，同時也使得北洋政府無法對社會實行有效控制。國內政局的動蕩，加上相繼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文化運動、俄國十月革命、五四愛國運動等重大事件的交互影響和作用，中國先進分子為救國救民進行的探索改變了方向。

　　紛亂的時局激發人們思索，新文化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他認為，要改變中國，必須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一年后，這本雜志更名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運動能夠蔚成風氣，引導潮流，得益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教學方針，實行民主辦學，鼓勵學術研究，出版刊物和開展社團活動。他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執教。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風，也為各種新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自此，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薈萃北大，《新青年》雜志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地。隨著一批積極提倡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報刊陸續創辦，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起來。

　　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針對辛亥革命后中國民主政治試驗的失敗，針對群眾思想蒙昧落后，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鼓吹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這場運動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文學革命的意義並非限於文化方面。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流行，外國的新概念、新思想便無法比較准確地譯成中文，介紹給國人並為國人所理解。革新文學與革新政治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得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期間。這場運動的倡導者最初曾鼓吹“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然而，慘烈的世界大戰使中國人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矛盾，這種制度在國人心目中倍受推崇的地位開始動搖。

　　戰爭與革命在歷史上經常互相銜接。大戰后期，首先在俄國發生了兩次革命。1917年3月（俄歷2月）發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統治俄國達三百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當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又爆發“十月革命”，在列寧領導下，彼得堡的工人群眾和士兵發動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接著，歐洲掀起一場大范圍的革命風暴。隨后兩年，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斗爭也高漲起來。

　　對於俄國二月革命，中國的先進分子認為，這標志著君主制在世界范圍內已走到盡頭。那時看來，俄國人似乎在走中國的路。8個月后十月革命爆發，但消息傳到中國並沒有引起輿論界的很大反響。中國思想界正沉浸於新文化運動大潮初起的興奮之中，一時尚未意識到俄國兩次革命各不相同的性質。直到近一年以后，思想敏銳的李大釗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國的先進分子才開始領悟十月革命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然而，在1919年年初舉行的巴黎和會上，英、法、美等列強不僅拒絕了中國代表團提出的正義要求，包括廢除外國在華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華軍隊和巡警、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條”等，而且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

　　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在人民群眾中，尤其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激起強烈的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大中專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到天安門前集會，五四運動就此爆發。從5月初到6月初，這場運動以學生為主。6月5日，上海工人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罷工高潮時達到10多萬人。上海商人也舉行罷市。工人罷工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和100多個城市。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愛國運動突破學生、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人民的巨大壓力下，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和會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猛醒”，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明顯動向是轉向社會主義。相當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懷疑甚至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不過，五四時期傳播的社會主義學說十分龐雜，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等各式各樣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思想流派。

　　當時，絕大多數進步青年對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朦朧的向往，對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了解如同“隔著紗窗看曉霧”。但是，這代人一個可貴的特點是身體力行，勇於嘗試新事物。1919年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的一些進步青年興起工讀互助主義的實驗活動，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組織互助社，過起“共產主義的生活”，並希望把這種做法逐漸推廣到全社會，從而實現“平和的經濟革命”。還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國的勞動共產村的做法，進行“新村”實驗。這些實驗自然是曇花一現，但對於參與其中的那批進步青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為他們摒棄空想社會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改良主義思想、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工具，創造了有利條件。

　　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誕生於西方工業化中期，它傳播到中國經歷了大約半個世紀的過程。清末民初，一些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曾在報刊上對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論作過零星介紹，但並未引起太多關注。直到五四運動前后，由於國內外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陡然加速，其影響迅速擴大。

　　李大釗是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先進分子。1918年，他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三篇文章，熱烈贊揚十月革命，指出這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已成為世界歷史的潮流。1919年秋，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這篇文章表明李大釗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同時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那段時間已有一批海外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除李大釗外，還有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等，他們都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起到過重要作用。

　　個人經歷對這批先進分子的思想轉變也具有重要作用，陳獨秀最為典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身處新舊思潮交鋒的漩渦，對辛亥革命以來，尤其對北洋軍閥統治下中國政治的黑暗有著切身的體會。他對西方列強有過很大的幻想，因此中國外交失敗給他的刺激甚大。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在近百日的囚禁之中，他痛定思痛，認識到“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后的中國，外困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困於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隻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然后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正是由於認識到了民眾的力量和組織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陳獨秀出獄后很快就轉變成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當中國人對西方列強深感失望之時，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特權。這些承諾后來雖未兌現，但當時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對於擴大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促進科學社會主義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

　　經過五四運動，此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發展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據統計，五四時期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多達200多篇，其中許多是馬恩著作的節譯。這樣集中介紹國外的一種思想理論，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實屬罕見。與此同時，“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也成為中國先進分子的心聲。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南北方各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李大釗主持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上海，陳獨秀於1920年5月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先進分子建立聯系。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一批先進分子相繼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除李大釗、陳獨秀外，有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還有一批年輕人，如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張聞天、向警予等。

　　經過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積澱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型政黨的條件逐漸形成。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

　　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和陳獨秀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這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恰在此時，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也准備派遣代表來華，以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和能否建立共產黨組織等問題。

　　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成為國際共運的中心。借助一戰后歐洲和世界各地出現的革命形勢，為改變蘇俄政權極其困難的處境，列寧聯合30多個國家的共產主義者於1919年3月發起成立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此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國家的共產黨紛紛成立。但不久，歐洲的革命浪潮趨於消退。列寧便越來越把注意力轉向遠東和中國，寄希望於那裡的革命運動。

　　1920年，蘇俄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派遣使者到中國去。其中，一個重要人物是維經斯基。他於四五月間來華，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又經李大釗介紹前往上海與陳獨秀見面。通過雙方的接觸交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對俄國革命的情況和蘇俄的政策有了具體的了解，維經斯基也初步了解到中國工人階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況。隨后，維經斯基又與上海其他一些進步社團廣泛接觸，並向陳獨秀提出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建議。

　　在籌備建黨的過程中，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發生過一些分歧。主要是陳獨秀堅持建立一個由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組成的黨﹔維經斯基則試圖把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聯合在一起，先成立一個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同盟，待時機成熟后再成立布爾什維克式的黨組織，並為此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上海革命局等機構。不過，實際情況表明還是陳獨秀的主張更可行。

　　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該組織成立后即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地點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隻有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以后又陸續發展了一些黨員。到1920年年底，北京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其成員大多是北京大學的進步師生。隨后，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的先進分子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先進分子，也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兩項工作：一項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這時，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已發生分化，出現了關於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實業救國等思想的論爭。1920年9月，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將《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后，又創辦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介紹革命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推動建黨工作的開展，並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採取出版報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利用學校講壇等多種形式，建立並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另一項是深入到工廠、礦山、碼頭，開展工人運動，促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這時，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已達到200萬左右，是支撐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1920年春，陳獨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也積極開展對工人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義創辦各種勞動補習學校，結合工人生活和斗爭，訴說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傳播革命道理，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工人群眾中引起廣泛共鳴。

　　由於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狀況下進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征方面來看，它們都是后來組成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中共一大的召開與民主革命綱領的提出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聯系，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原定在7月初召開，后因各地代表難以按時抵達而推遲至7月下旬。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內召開。國內各地和旅日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參加，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在廣東的陳獨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釗均因事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7月30日晚，會議因一敵探闖入而立即解散。此后，代表們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

　　中共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但從這時起，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

　　一年以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黨的二大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共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黨的第一個章程，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自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明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選擇馬列主義，或者說馬列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是由於它提供了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開展階級斗爭以實行社會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革命政黨。這是當時傳入中國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論所不具備的。

　　第二，黨的綱領以中國現實的政治需要為依托。雖然從形式上看，中共的綱領受到共產國際的極大影響，但其反映的訴求卻完全是中國的。黨的最低綱領即現階段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一最低綱領與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任務具有高度一致性。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這其實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共在最初的革命活動中就表現出自己鮮明的階級屬性。中共成立之初，黨員人數很少，成分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是，中共卻採取了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採取過的辦法，即深入中國社會底層，與工農結合，發動工農運動。先進的知識精英主動投身和引導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革命，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上述三個特點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具有長遠影響。主要是黨的奮斗目標是可以長期堅持的，這一奮斗目標對立志改變中國面貌的先進分子和希望改變自身命運的廣大人民群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同時，這一奮斗目標也使中國共產黨有理由相信，自己不僅是工人階級，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不畏艱難、前赴后繼，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奮斗。

　　(《黨史文苑》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