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順起義：奏響中國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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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瀘順起義有著特殊意義。這次起義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發動，立足配合北伐戰爭，矛頭直指四川軍閥，持續時間長達六個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裝斗爭的一次重大行動。

北伐戰爭影響下的四川時局

瀘順起義爆發前，四川主要有兩大政治力量，一個是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重慶地委）和與之緊密合作的四川省國民黨左派省黨部（因位於重慶城區蓮花池街6號，時人稱蓮花池省黨部），即新生的政治力量﹔另一個，是在“防區制”下割據四川的大小軍閥。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慶地委為核心。中共重慶地委成立於1926年2月，是中共在四川的領導機關。重慶地委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四川一個局部地方的黨組織領導全省的黨組織，負責全省工作。從1924年到1926年，在重慶黨團地委的領導推動下，四川大革命運動頗有影響。

四川省國民黨左派省黨部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組成。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通過發動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掌握了四川大革命的領導權。在革命運動中，對外公開的旗幟是四川省國民黨左派省黨部，起領導作用的是中共重慶地委。主要領導人有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以及吳玉章、劉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黨員。

“防區制”下割據四川的大小軍閥，主要有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文輝、劉成勛、鄧錫侯、劉存厚、田頌堯等人。他們對內擁兵自重、互相傾軋，對外則依附於直皖兩系軍閥。

由於北伐戰爭勝利推進，四川軍閥開始對新興的革命力量有所顧忌。中共重慶地委和蓮花池省黨部乘勢發展組織，擴大政治影響，發展革命軍隊，推動群眾運動，到1927年三三一慘案發生前，其力量已達到頂峰。瀘順起義，就在四川兩大主要政治力量的對峙下爆發。

這一時期，由於時局驟變，四川各軍閥不得不重新考慮政治立場，以應對新的局面。

1926年7月底，劉湘、賴心輝、劉文輝派遣代表張伯常，攜帶三人親函，向北伐軍將領唐生智表達“同情北伐，願率川中健兒，協同北伐” 的態度。8月中旬，張伯常面見蔣介石，表達“願加入北伐，一致討吳之意”。同時，劉湘、賴心輝、劉文輝與劉成勛通電全國聲討吳佩孚。然而，“川軍之宣言北伐，不過僅讬空言”，劉湘等人尚在待機而動。

軍閥中實力較強的楊森，長期盤踞在川東萬縣一帶，防區與湖北緊鄰，扼長江上游。北伐軍能否在長江流域穩住局面，楊森的態度十分重要。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鄧演達在廣州時曾多次向楊闇公提出：“川軍楊森對湖北宜昌、武漢威脅太重。共產黨同志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他要求國民黨左派四川臨時省黨部設法解除川軍特別是軍閥楊森對武漢的威脅，以支援北伐。

中共中央一度對楊森寄予期望。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的《中央政治報告》指出：“楊森、王天培等許許多多小軍閥，都有離開軍閥歸到革命，離開帝國主義接近蘇俄之傾向。”7月中旬，從蘇聯學成歸來的朱德，因曾與楊森在護國軍共事，出國前楊向其允諾“虛位以待”，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做楊森的工作。

但楊森搖擺不定。他派人向廣東國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國民革命軍，同時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請求調配得力人員到萬縣幫助工作，陳毅因此被派遣到萬縣。另一方面，楊森與吳佩孚有較深的歷史關系，既感念吳長期支持並任命其為四川省長之情，又對吳抵御北伐軍抱有幻想。

四川軍閥的兩面態度，加劇了時局的復雜性。為保証北伐順利進行，國共兩黨高層與中共重慶地委對策動四川軍閥易幟做了大量工作。

各方關注四川軍事工作

中共重慶地委早已針對四川各派軍閥開展工作。1926年1月，吳玉章在以四川代表身份參加國民黨二大時，就提醒國民黨中央要特別注意四川問題。他與楊闇公參加完國民黨二大回到四川后，即以國民黨左派臨時省黨部名義，爭取和策動川軍部隊易幟倒戈。他們利用在川軍中的威望，陸續派黨員到川軍部隊工作，借以發展革命力量，減輕軍閥勢力對四川革命運動的壓力。

在吳玉章的提議下，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成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特務委員會，委派李筱亭、吳玉章和劉伯承為特務委員會委員，專門負責川中軍事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吳玉章與宋慶齡、譚延闿、張靜江、徐謙組成主席團，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監委和各省代表聯席會議。吳玉章提議，要在四川建立軍隊或策動一部分四川部隊起義，推動四川軍閥易幟。會議決定派劉伯承回川，以國民黨中央軍事特派員的名義，全面負責四川軍事運動，全權處理軍事問題。

中共重慶地委及時將軍事工作進展上報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導。8月初，吳玉章、劉伯承在上海代表中共重慶地委向中共中央詳細匯報了四川的情況。8月3日，中共重慶地委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四川各派軍閥動態》《四川軍隊調查表》兩份報告。

中共中央在聽取吳玉章等人的匯報和收到中共重慶地委來信后，判斷四川各派軍閥向蓮花池省黨部示好的行為是投機革命，軍閥之間“朝合夕變”“無一人能真正統一四川”，而“我們可以乘此機會中逐漸培植出一種新的力量來”。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復中共重慶地委，提出三點指示：一是不拒絕各軍閥投靠革命以“破壞軍閥政治”﹔二是“借此機會極力擴大民眾運動”﹔三是在軍閥隊伍中做“政治宣傳，在舊軍隊勢力中培養新的力量”。

9月，中共重慶地委主要領導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四川的情況。他評點了四川各系軍閥，詳細匯報了中共重慶地委的軍事工作，著重提出中共重慶地委的軍事起義計劃，即廣東國民政府授予黨組織控制的何光烈部政治認可，承認其為國民革命軍，然后與黃慕顏部會合起義。他預測一旦川戰發生，黨影響下的左派部隊將集中並宣布中立，隻要廣東國民政府安排人員以宣撫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隊集中起來。童庸生認為，如果能夠把出身軍旅、與各軍閥有較深淵源的中共黨員朱德和劉伯承扶持起來，掌握一支軍閥部隊，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軍閥中建立一支獨立力量。

中共中央根據童庸生的匯報作出形勢判斷，認為“四川工作現在十分可以發展”，“在軍事運動上，我們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種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對怎樣開展軍事運動較為謹慎，明確表示目前無法提供資金槍械，要求黨組織控制和影響下的各支部隊加強內部聯系，推動所屬軍閥首領倒向革命，“使他們各自在內部發生左派的結合，以促其首領左傾”。

盡管中共中央對四川開展軍事工作並未作出進一步指示，但中共重慶地委的軍事工作給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報告中贊揚道：“川省現時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奮斗的精神，更為有別省所不及者。”

執掌北伐軍軍權的蔣介石同樣重視四川各軍閥的態度，視之為影響北伐戰場的重要因素。為鞏固軍中地位和權力，蔣介石於8月12日派李仲公赴黔，招撫在四川活動的黔軍軍閥周西成。

蔣介石以北伐軍總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工作的行為，引起蓮花池省黨部的警覺。是月，蓮花池省黨部得知蔣介石派四名黃埔學生到川接洽各軍閥並調查政治軍事社會情況，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呈文表示抗議，要求“派遣代表時應通知省黨部”。

就在各方持續關注四川軍事工作之際，中共重慶地委繼續籌劃武裝起義。11月中旬，楊闇公與劉伯承、朱德在重慶浮圖關召開緊急會議，成立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軍委決定：爭取地方軍閥反對北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在具體策略上，利用軍閥內部矛盾，策動一部分軍隊起義，以推動和爭取更多的軍閥武裝起義，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同時確定在瀘州、順慶（即南充）起義的方案。

11月27日，劉伯承在國民黨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上作軍事報告，表示“四川將領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反革命，就立刻放棄四川地盤，沖出此包圍圈而與破裂有痕之奉系聯絡，以緩須臾之死﹔一條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圖事業之發展”。

中共重慶地委對四川開展軍事工作的出發點在於，利用掌握的軍閥隊伍發起瀘順起義，推動更多的軍閥隊伍轉向革命，以徹底改變封建軍閥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起義前夕軍閥紛紛易幟

1926年9月以后，北伐戰爭進展極快，國民革命軍連續擊敗吳佩孚、孫傳芳部隊，10月10日攻佔武漢，11月8日佔領南昌，12月9日進佔福州。在此形勢下，四川各軍閥反應不一。

楊森起初更傾向於北洋政府。他對朱德表面信任，實際僅委任其代理師長的空頭銜。8月14日，他不顧朱德勸告，通電宣布就任吳佩孚任命的四川省長職務。9月中旬，他雖然向朱德表態願意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稱號，但仍虛與委蛇。

9月24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委任楊森為第20軍軍長兼川鄂邊防督辦。楊森不僅不就職，反而派遣三個師東進鄂西，公然支援吳佩孚。11月上旬，楊森部被北伐軍擊敗，楊森被迫派員赴武漢向國民政府談和，並向重慶的國民黨四川左派省黨部輸誠，請楊闇公等人到萬縣主持黨務。11月21日，楊森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20軍軍長兼川鄂邊防督辦職務，成為四川軍閥宣布易幟第一人。

此時，四川軍閥仍“猶如隔岸觀火”。其中劉湘、賴心輝、劉文輝、劉成勛等雖已表態通電反吳佩孚，實則按兵不動﹔劉存厚、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等人，“始終抱定門羅主義，閉關自守防區”。蔣介石對此頗為煩惱，正如他在11月15日的日記中所記：“現事莫煩於川、黔，軍事乎，政治乎。其棼亂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

隨著北伐態勢愈漸明朗，四川軍閥開始主動改變態度。他們既與蔣介石接觸，也向國民政府和蓮花池省黨部輸誠。各軍閥將領紛紛“在蓮花池黨部登記入黨”，以至“近來入黨注冊者，異常踴躍”。

11月27日，蔣介石任命劉湘、賴心輝、劉文輝為川康綏撫委員。同時，他們分別兼任第21軍、第22軍和第24軍軍長。12月1日，蔣介石致電陳銘樞，商議委任鄧錫侯、田頌堯為軍長。

但四川各軍閥對易幟后能否保有軍權仍有疑慮，雖獲得國民革命軍職務，卻遲遲不願就職。

對此，中共中央指出：“諸首領對於軍長職懼有黨代表以監其軍，使其部下離式，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決定。兼之奉、魯軍南下之喧騰，愈使其搖曳不定，仍在做軍閥努力以萬一保存之迷夢也。”

事發突然起義提前爆發

1926年夏，中共重慶地委通過蓮花池省黨部，召集其控制、影響的川軍12支旅以上部隊將領在浮圖關開會，主題是策動起義。

會后，楊闇公根據各部態度，留下駐防順慶、瀘州的部隊繼續開會，決定在順慶、瀘州起義，成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劉伯承任總指揮。具體部署是：起義開始后，駐合川的黃慕顏將隊伍帶到順慶，與何光烈的部下秦漢三、杜伯乾兩個旅挾持何光烈起義。然后，駐瀘州的軍閥賴心輝所部陳蘭亭、袁品文、皮光澤三支部隊起義，並將隊伍帶到順慶集中。起義部隊集中后，出兵綏定（即達州）肅清軍閥劉存厚，再以綏定為基地，東南遏制萬縣楊森部，北方接應西安馮玉祥部，從而達到配合北伐的戰略目的。

由於瀘順起義計劃較為復雜，浮圖關會議后，劉伯承即赴合川與黃慕顏商量起義細節，隨后到重慶參加國民黨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然而，此時意外發生。

12月1日，未經中共重慶地委同意，袁品文、陳蘭亭兩旅在瀘州突然起義，解決了賴心輝炮兵營及李章甫的三個團。12月2日，袁、陳率部佔領瀘州城，打出國民革命軍旗幟。12月3日，順慶駐軍何光烈部秦漢三、杜伯乾旅提前起義，何光烈隻身逃離。楊闇公立即通知劉伯承到合川，組織黃慕顏旅起程赴順慶，並派人督促瀘州起義部隊北上順慶。

12月9日晨，劉伯承率領黃慕顏旅抵達順慶，與秦、杜兩旅會合，隊伍達到7000人。12月10日，部隊舉行誓師大會，設立起義總指揮部。

根據起義計劃，瀘州起義部隊應立即赴順慶，全體部隊會合后，再攻擊綏定。然而，陳蘭亭“認為瀘州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反對離開瀘州，袁品文無法指揮軍隊向順慶出發，起義面臨考驗。

何光烈逃出順慶后，立即發電請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援助，三方響應。12月13日、14日，李家鈺部一個旅、廣安羅澤洲部四個旅兩個團、陳書農部兩個團及何光烈殘部，分數路圍攻順慶。劉伯承根據敵情和起義計劃，提出撤離順慶，以全部兵力奪取綏定，但秦、杜兩部不同意，劉伯承隻得率部以攻為守。

12月15日，因秦漢三下屬火線倒戈，劉伯承不得不指揮起義軍退出順慶，22日轉移至楊森防地開江。

與何光烈不同的是，尚有實力的賴心輝不願其他軍閥趁機染指，一心想自己解決瀘州問題。賴心輝積極聯絡袁品文、陳蘭亭等人，“在電機上談話，磋商解決瀘事辦法”，並提出“袁、陳兩部暫時取消革軍四五兩路司令名義，仍受賴節制”“改編袁、陳為該軍師長”等五項解決辦法。

賴心輝對瀘州起義軍將領誘以重利，希望將起義性質轉變為內部爭斗，以此平息事態，達到招安目的。但劉伯承代表瀘州方面回電：“陳、袁系打倒省長賴心輝，非打倒軍長賴心輝也，如賴一旦就職，即可歸還建制。”賴心輝接電后，立即與下屬商量就任國民革命軍職務、善后辦法事宜，希望以此收回陳、袁兩旅。

至此，瀘順起義發生重大變化，預定佔領綏定、接應北伐已無可能。

為黨積累經驗教訓

瀘順起義爆發后，中共重慶地委迅速採取措施，著力整頓軍隊同時乘勢而上，大刀闊斧開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變四川政治形勢。

鑒於瀘順起義原定計劃無繼續執行可能，中共重慶地委開展了爭取上級支持和固守整頓兩項工作。楊闇公派人到武漢，請求國民政府給予起義軍隊以國民革命軍番號。此事雖經武漢國民政府同意，但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闿以需要經蔣介石同意為由拖延。直至1927年5月上旬，武漢國民政府才宣布瀘順起義軍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15軍，劉伯承、黃慕顏分別為軍長、副軍長。

為整頓瀘州起義部隊，劉伯承於1927年1月下旬親赴瀘州﹔開江方面，順慶起義部隊開展整頓工作，在群眾中廣泛宣傳革命理論。

隨著四川軍閥紛紛宣布就職，中共重慶地委要求劉湘等人打擊反革命勢力，例如徹底打擊國民黨右派。1927年1月5日，蓮花池省黨部強硬要求劉湘執行“解散偽黨部”“拿辦其執行委員”“封閉反動派報館”“懲辦藍文彬師長”“解散石青陽部隊”五項決定。劉湘迫於壓力，下令解散“右派之偽省黨部”，並“通令逮捕該偽黨部執行委員王育生、金勵生等”“重慶反革命派報紙新聞社一體封禁，一切反革命團體武士會、軍人青年團、國家主義研究會等，均被解散，全城已告肅清”。

但中共重慶地委、蓮花池省黨部取得的成績，是在四川各軍閥極度忍讓、密謀反擊的隱患中取得的。一旦時機來臨，他們將毫不猶豫採取反擊。恰好此時，蔣介石與國民黨左派高層、共產黨之間矛盾激化，四川軍閥便想方設法越過蓮花池省黨部，與蔣介石建立直接聯系，明確獲得了整理四川黨務、否認蓮花池省黨部的授權。

3月27日，蔣介石派親信戴弁到重慶給劉湘送去兩份文電：一是武漢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免去蔣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總司令職權的決定﹔二是蔣介石關於撤銷武漢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聯席會議的主張。劉湘立即表態：“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服從總司令的命令。”

3月31日，劉湘對四川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實施大屠殺，楊闇公等中共重慶地委主要領導先后遇難，蓮花池省黨部被搗毀，瀘順起義部隊失去了領導核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劉湘等人徹底同革命力量決裂，起義由此陷入絕境。

4月下旬，劉湘、賴心輝、劉文輝、周西成等共同進攻瀘州。面對強敵一再進攻，起義部隊出現叛變現象，劉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離開瀘州。5月23日，起義軍撤離瀘州，被各路軍閥圍追堵截之余，先后被周西成和楊森分割收編。寧漢分裂后，順慶起義部隊被國民黨新軍閥魯滌平部隊收編。瀘順起義最終失敗。

瀘順起義雖告失敗，但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新蜀報》稱之為“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系至巨”。歷史証明，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舉行武裝起義的一次勇敢嘗試。其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必然歷程和寶貴財富。

原載：《紅岩春秋》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