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遵義——偉大的轉折從這裡開始

這是遵義會議會址外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宋開君 攝）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區最寒冷的時節，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義后，很多紅軍戰士最深刻的記憶就是一個字：冷！冬雨連綿，口袋裡的火柴都潮得劃不出火星。

此時的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已有3個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下，這支紅色大軍由8.6萬人銳減至3萬人，缺糧少彈、疲憊不堪。

一份解放軍檔案館裡的歷史檔案記錄：“給養非常困難……每天改為兩餐一干一稀……”

武警貴州總隊遵義支隊官兵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參觀學習（2019年12月29日攝）。新華社發（肖靜 攝）

在毛澤東等同志的堅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連續召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放棄北上湘西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這猶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緩和了滿盤皆輸的危局。

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遵義，從此成為我們黨歷史中不可省略的章節。

此時的毛澤東同志，還沒有恢復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廣大紅軍指戰員已經從近期的作戰思路變化中發現了中央決策層的變化。老紅軍方強生前回憶：“我偷偷問了營長，突然改變計劃，是誰的主意？營長把嘴巴湊到我的耳朵邊悄悄說：‘毛澤東……’”

此時，博古和李德已經失去對紅軍的實際控制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也被大多數領導同志所接受，全黨全軍急需一次深刻的總結與反省——這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思想、軍事和組織上的基礎。

1月15日的晚飯后，冬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貴州軍閥柏輝章公館門前的煤油燈被點亮，燈光輝映著牌坊上碎藍瓷片鑲嵌出的“慰廬”二字。被抽調出來擔負南門警衛任務的紅軍戰士楊世林問連長：“慰廬是什麼意思？”連長搖頭。

楊世林生前曾回憶，遵義會議從15日起連開了3天，都是在晚飯后進行，第二天凌晨才結束。選擇晚上開會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防空。

一個大火盆燒起了炭火，中央領導和各軍團負責人陸續趕來。楊世林擔負警衛的南門是進入會場的主要通道，他生前回憶：“毛主席披著一件帶補丁的襖子，手裡夾著煙和張聞天一起來的。”

王稼祥是被擔架抬著來參會的，他發著燒，身上還有槍傷。剛好開會的房間裡有一張躺椅，就讓他躺著開會。楊世林還記得李德來得最晚，穿著笨重的大皮鞋，臉紅。

辯解、爭論、批判，遵義會議在高度保密的狀態下連續開了3個晚上。楊世林和守衛北門的袁崑，從門窗縫隙中見証了歷史，更多的紅軍官兵則並不知情。老紅軍王道金生前回憶，那幾天部隊晚上睡覺都不允許脫衣服，槍摟在懷裡，隨時准備戰斗。但是大家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后來一直走到了雲南扎西，才知道召開了遵義會議。

３天的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揮權，並通過了“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等４項決定。會后，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統一了紅軍指揮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

這是遵義會議會議室（2016年6月20日攝）。新華社記者 歐東衢 攝

正如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所說：“中國共產黨經過14年的艱苦努力，付出了無數鮮血與生命的代價，終於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路線，自己安排自己的領導人。”

袁崑生前回憶，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專門繞到北門看望警衛戰士，問候大家：“同志們辛苦了！”袁崑所在的紅37團官兵列隊回答：“不辛苦！”

遵義會議后，全黨全軍進入以毛澤東軍事戰略戰術思想為指導的新的歷史時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紅軍長征的戰略方針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紅軍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紅軍主力在遵義的長干山和楓香壩，成功殲滅貿然跟進的川軍，大獲全勝。毛澤東在機要科聽到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話特別大聲地朗誦起來：長干山……楓香壩……

當時就站在毛澤東身后的機要參謀楊初振生前回憶：“看得出來毛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詩。”事實確實如此——紅軍四渡赤水之后，終於奪取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

50年后，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寫道：“遵義會議結束了，長征繼續進行，毛澤東在掌舵。中國的道路——至少今后半個世紀的路——就這樣確定了。”（新華社記者黎雲、孫魯明）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