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爾忘家：憑割斷愁絲恨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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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9日，為紀念毛澤東逝世兩周年，《人民日報》在第1版發表了毛澤東的《詩詞三首》。《賀新郎·別友》便是其中之一，並附有作者手跡，但沒有詞牌、題目和題寫時間，似乎寫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是毛澤東的離別感懷之作。1941年，曾當過毛澤東塾師的堂兄毛宇居主持編纂《韶山毛氏四修族譜》，他在“毛澤東”條目中寫了“閎中肆外，國爾忘家”八個字。新中國成立后，毛宇居又欣然寫下五首《七律·頌導師》，深情贊頌毛澤東“一腔鐵血關天下，國爾忘家志不移”。用毛宇居的贊語來解讀《賀新郎·別友》，可謂一語中的。這首詞抒發了難分難舍的夫妻情和為共同理想不懈奮斗的同志情、戰友情，表現了毛澤東作為偉大革命家“閎中肆外，國爾忘家”的崇高境界。

尋蹤三份手跡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1923年12月底，（毛澤東）奉中央通知離開長沙去上海，准備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賀新郎·別友》詞贈楊開慧：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出版的《毛澤東傳》也記載說，1923年9月，毛澤東由上海回到湖南。“這次回湘，毛澤東和楊開慧仍住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二十二號。開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負擔很重，生活清苦。毛澤東回來后她格外高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毛岸青也於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剛住了三個月，毛澤東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離湘赴上海。臨行前，毛澤東強抑感情，作《賀新郎》相慰。”

《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所引的作品文本與《人民日報》發表的手跡相同。現在通行的這首詞，都以該手跡為底本，只是訂正了手跡中的筆誤，如“前翻”訂正為“前番”，“環宇”訂正為“寰宇”。

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國風》創刊號刊載了該詞的另一幅手跡，是毛澤東1937年在延安書贈丁玲的。同《人民日報》發表的手跡相比，它的詞牌名為“賀新涼”﹔“苦情重訴”為“慘然無緒”﹔“前翻”為“前番”﹔“人有病，天知否？”為“曾不記：倚樓處？”最后四句則是“我自精禽填恨海，願君為翠鳥巢珠樹。重感慨，淚如雨”。這幅手跡時間更早，可能更接近於毛澤東最初創作的原稿。

這份手跡印証了美國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她所著《中國的戰歌》中的記述：“有時他（毛澤東——引者注）引述中國古代詩人的詩句，或者背誦他自己的詩詞。有一首是懷念他第一個妻子的。她已經由於是他的妻子而被國民黨殺害。”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也寫道：“白黎在《中國行——記史沫特萊》一書中記載：‘毛主席……也滿懷深情地講述了他和楊開慧的愛情。講述完，毛主席還低聲吟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詩。’”史沫特萊是1937年春由丁玲陪同從前線回到延安的。可惜史沫特萊沒有明確說明詞的具體內容，筆者猜測極有可能就是丁玲珍藏的這首《賀新涼》。

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這首詞收入《毛澤東詩詞集》，標題定為《賀新郎·別友》，並注釋說：“本詞最近發現作者有一件手跡，標題為《別友》。”1997年6月，線裝書局出版的《毛澤東詩詞手跡》收錄了這幅新發現的手跡。同《人民日報》發表的手跡相比，這幅手跡標明了“《賀新郎·別友》，一九二三年”﹔“苦情重訴”為“滿懷酸楚”﹔“前翻書語”為“前番詩句”﹔“人有病，天知否？”為“重感慨，淚如雨”﹔最后四句則為“我自欲為江海客，再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雲橫翥。”據郭思敏主編的《毛澤東詩詞辨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介紹：“這是1961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書屋書贈副衛士長張仙朋的。”至於這兩幅手跡孰早孰晚，難以判定。

三份手跡存在一些差異，這是毛澤東詩詞手跡的一個共性特點。他的很多作品都留有手跡，有的還留有多件手跡。它們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心境狀態下題寫的，並非逐字逐句照抄，往往是憑記憶書寫。或許時過境遷，文字感覺和內心體驗都發生了微妙變化，出現文字差異也在情理之中。比如，把《沁園春·長沙》“層林盡染”寫成“層巒盡染”，“到中流擊水”寫成“向中流擊水”﹔把《七律·長征》中的“更喜岷山千裡雪”寫成“最喜岷山千裡雪”。這些字詞比較接近，詩句含義沒有實質性變化。也有時，詩句的變化比較大。例如《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有的手跡寫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有的手跡寫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揮長戟”。可能，這還和作品沒有完全定稿有關。

探秘夫妻誤會

《賀新郎·別友》發表之后，其中的一些細節問題，引發了人們的不同解讀和揣測。比如，“別友”中的“友”究竟是誰？“知誤會前番書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最具有代表性的質疑來自彭道明在《書屋》2001年第2期發表的《毛澤東的〈賀新郎·別友〉是贈給誰的？》一文，認為這首詞不是贈給楊開慧的，而是贈給陶毅的。彭道明文章的依據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毛澤東早期友人、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晚年談起這首詞時，曾說過：“這可能是贈給陶毅的”﹔1923年12月底，毛澤東、楊開慧都不在長沙，沒有“分別”機會﹔夫妻之間不會“別友”，而是“別妻”﹔楊開慧剛剛生下毛岸青，不可能到車站跟毛澤東告別﹔從內容看，不像是夫妻之間說的話﹔楊開慧生前從未提到過這首詞。

彭道明文章的依據和推斷很難自圓其說。盡管易禮容和毛澤東交往很深，他的話只是推測，似是而非。就算毛、楊二人當時不在長沙，並不等於沒有告別的機會，板倉不過幾十裡之遙。“別友”並不排斥“別妻”，“友”字有“朋友”“戰友”多重含義，丁玲收藏的手跡和史沫特萊的記述可以作為佐証。即使楊開慧沒有到車站送別，也不能由此來否認毛澤東啟程時對楊開慧頓生的離別之情。作品表達的夫妻別離之情非常到位，只是遠行的態度十分堅決，這更彰顯了毛澤東義無反顧的革命家本色。有關楊開慧的生平資料原本就少，她又犧牲得早，她沒有提及不等於她沒有看到這首詞。

個別論者認為這首詞是寫給陶毅的，這個說法缺乏史實支撐。陶毅（1896—1931）字斯詠，1916年考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師范二班，與向警予同窗。她思想激進，被譽為“周南三杰”之一。1920年，毛澤東成立文化書社和發起驅逐軍閥張敬堯運動，陶都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參與者。1918年和1919年，毛澤東兩度離開長沙期間，給陶毅寫過一些信。現在能查到的有五件。新民學會規定並提倡會員之間進行通信聯絡。陶毅於1921年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進修，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后返長沙途中去南京看望了陶毅和周世釗。曾是毛澤東好友的蕭瑜（蕭子升）在《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昆侖出版社1989年6月版）中說：“她是新民學會的第一批女會員之一，也是首批不贊成共產主義的會員之一。”毛澤東未必會因政見不同就和陶毅斷絕往來，但是，要說毛澤東和她之間存在詞作中表達的那種戀戀不舍之情，至今未見有任何真憑實據。

偉人也好，普通人也罷，夫妻之間存在一些誤會實屬平常。關於“誤會”的具體緣由，史一帆編著的《激揚文字》（長虹出版公司2007年1月版）、羅胸懷著的《毛澤東詩詞傳奇》（新華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劉漢民著的《毛澤東詩詞佳話》（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等書籍，都解釋說是因毛澤東抄贈《菟絲》而引起。

在埃德加·斯諾所著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毛澤東向他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時，對於他和楊開慧的婚戀情況談得很少，但有一個信息很關鍵：“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毛澤東與楊開慧相戀相愛，是在五四運動新思潮影響下，壯懷激烈的熱血青年自由戀愛、情投意合的結果。

1921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不久，楊開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早的女黨員之一。1921年冬，毛澤東租住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二十二號，作為黨的秘密機關。這裡離城不遠又很幽靜，毛澤東和楊開慧度過了一段短暫的幸福生活。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仍擔任書記。他先后領導和發動了粵漢鐵路武長段、安源路礦、長沙鉛印、長沙泥木等十多次四萬余工人參加的大罷工。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呱呱墜地。初為人父的毛澤東依然終日忙於工作。

楊開慧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身兼秘書、機要、文印、聯絡、總務等多種職務。為了便於照顧，她把母親向振熙接來清水塘同住。楊開慧忙裡忙外，但她畢竟也是一個感情細膩的女人，渴望得到丈夫的關心體貼。而毛澤東則認為這是兒女情長，會削弱革命意志。為鼓勵楊開慧增強獨立能力，毛澤東抄寫唐代元稹的《菟絲》贈給楊開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絲蔓，依倚榛與荊。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

樵童砍將去，柔蔓與之並。

見到毛澤東抄贈的詩，楊開慧感到十分委屈，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覺得毛澤東把她比作“菟絲”，是輕視她，耿耿於懷。毛澤東也覺得此舉不妥，幾番解釋，兩人重歸於好，“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便是証明。

解讀離愁別緒

自宋以來，詞作成就斐然。明代張綖在《詩餘圖譜·凡例》中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醞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豪放”，詞出《北史·張彝傳》：“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清代楊廷芝在《詩品淺解》中解釋“豪放”為：“豪則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乎我。”豪放詞風以蘇東坡、辛棄疾為代表，視野寥廓深遠，氣象恢弘雄放，胸襟直率慷慨，內容偏重高健超邁的抒懷言志。“婉約”，最早見於《國語·吳語》：“故婉約其詞，以從逸王之志。”韋昭注：“婉，順也﹔約，卑也。”婉約派以李清照、柳永等人為代表，其詞側重離情別緒，傷春悲秋，形式婉麗柔美，纏綿細膩。

1957年8月1日，毛澤東吟詠宋代范仲淹的《蘇幕遮》《漁家傲》兩首詞，情思涌動，提筆寫下近900字的《對范仲淹兩首詞的評注》：“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美的詞。……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作為讀者，毛澤東的欣賞趣味是“偏於豪放，不廢婉約”﹔作為作者，毛澤東的作品也呈現出“偏於豪放，不廢婉約”的鮮明特征。

毛澤東和楊開慧婚后的幾年，可謂溫馨甜蜜。但毛澤東沒有沉湎於家庭生活，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四處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態，聚少離多是他的必然付出。《賀新郎·別友》所傾訴的正是這樣一種復雜而又矛盾的深刻體驗：一方面，他與楊開慧難舍難分，寫得纏綿酸楚、黯然神傷﹔另一方面，他又必須毅然前行。《賀新郎·別友》寫得堅決果敢、器大聲閎，充分展示出“偏於豪放，不廢婉約”的獨特魅力。

詞的上闋寫離別之際無限依戀的惜別之情。“揮手從茲去”，化用李白《送友人》“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和宋代張孝祥《水調歌頭·金山觀月》“揮手從此去，翳鳳更驂鸞”。“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相濡以沫的夫妻又要分別，苦衷情思傾吐不盡。“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情感的潮水洶涌激蕩，頗似宋代柳永《雨霖吟·寒蟬淒切》中“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可“熱淚欲零還住”又使剛強的理性形象躍然紙上，這和唐代陸龜蒙《別離》詩所言“丈夫非無淚，不洒離別間”異曲同工。

“知誤會前番書語”，指毛澤東抄贈元稹的《菟絲》一事。“過眼滔滔雲共霧”，夫妻之間產生誤會，一旦解釋清楚，自然成了過眼雲煙。“算人間知己吾與汝”，這極感人肺腑之言，既是感情上的海誓山盟，也是理智上的深情撫慰。“人有病，天知否？”這包括夫妻離別的苦衷，也是詩人對人民疾苦的憂患。正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雲：“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自屈原以后的詩人，往往一有“苦情”便有仰首問蒼天的詩句。這同《沁園春·長沙》中“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一樣，表達了“心憂天下”的崇高情懷。

詞的下闋寫離別途中的所見所感，彼此間的眷戀之情，對楊開慧的激勵以及投身偉大革命的豪情壯志。“今朝霜重東門路”，“東門路”既實指當時長沙東門之一小吳門外通往火車站的道路，又借用古詩中的典故。《詩經》中有《東門之墠》《出其東門》《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五首詩，全是寫男女愛情的，故事地點都在東門之外，故后人有借東門之行表示夫妻離愁別緒。“照橫塘半天殘月”，“橫塘”除指清水塘外，古詩中“橫塘”常指送別之地，如宋代范成大《橫塘》有“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系畫船”。

“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作者重任在肩，隻能承受別離之痛，獨自遠行，投身於斗爭實踐。“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詩人用比興象征表達了革命的豪情壯志和對未來的熱切期盼，以昆侖山絕壁崩塌，台風席卷天下的氣勢，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重比翼，和雲翥”，比翼雙飛，共同奮斗，他們是搏擊時代風潮的弄潮兒，是叱咤風雲振翅雙飛的比翼鳥。

這首詞圍繞一個“別”字來鋪寫，從話別、送別寫到別后，脈絡分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詞的上下闋重復使用了一個“恨”字，“愛並恨著”，這是人類情感的一種復雜現象。愛之深，恨之切，正如唐代白居易《長相思·汴水流》所寫：“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賀新郎·別友》始發於情，而終歸於理﹔落筆於別情，收筆於革命。這不是革命加戀愛，也不是戀愛加革命，而是徹徹底底的革命的戀愛。剛健中含柔情，婉約中寓豪放，詞的境界大為開放，兒女情長得以升華，融夫妻愛和戰友情於一體。

原載：《黨史文苑》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