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武漢搞統戰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同年年底，周恩來從延安來到武漢，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武漢期間，周恩來戰斗在統戰工作的第一線，積極宣傳共產黨人的正確主張，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領導出版《新華日報》

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新華日報》在武漢獲准注冊出版、公開發行。《新華日報》由於積極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和各界的抗戰言論，歌頌英勇殺敵的抗日將士，動員廣大民眾積極參加抗戰，迅速成為抗戰團結進步的旗幟和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聯系各黨各派各界人士的橋梁，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2月份就發行了1萬多份，四五月間達5萬多份。

《新華日報》創刊剛剛7天后，就有數十名國民黨頑固派指使的特務、暴徒，手持鐵棍、利斧來到位於漢口民意一路的報社營業部，割斷電話線，砸壞室內物品，搗毀排字房的印刷設備。周恩來得到報告后臨危不懼，一面指揮《新華日報》正常出版，一面組織力量譴責暴徒、向群眾揭露真相，並當面向蔣介石提出嚴正交涉，要他設法制止此類行徑的再次發生。

6月12日,日軍攻佔安慶，武漢會戰拉開帷幕。同日，《新華日報》發表《保衛大武漢》的社論。6月15日，周恩來、秦邦憲等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具體地闡述了保衛武漢和有效地開展第三期抗戰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需要採取的步驟和辦法。《意見》指出，武漢是我國最后一個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武漢的得失，不僅對於第三期抗戰有極大的影響，而且對於整個內政外交都有相當的影響，我國人民應該發揚西班牙兄弟保衛馬德裡的精神那樣來保衛大武漢。

這份《意見》對於促進蔣介石堅持抗戰，進行武漢保衛戰，以及激發群眾的抗戰決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華日報》連續發表了周恩來寫的長篇社論《論目前抗戰形勢》，該社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保衛武漢的主張，指出：“中國抗戰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戰的方針是確定的”，“保衛武漢的戰斗固然愈久愈好，但決不能在長期保衛武漢的條件尚未具備的今天，想做孤注一擲的僥幸的嘗試，這不僅對於保衛武漢並無大的幫助，而且對於繼續長期抗戰是有害的，是不利於轉入相持局面之過渡階段的。”

10月下旬，武漢危在旦夕。為使報紙不致中斷，周恩來擬出計劃：分兩批疏散人員和運送物資前往重慶，一旦武漢停刊，重慶馬上接著出報。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漢淪陷前一天，周恩來在編輯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論，題為《告別武漢父老》。社論以堅定的口吻宣布：“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手中。”在緊急關頭，周恩來臨危不亂、大無畏的氣概和擲地有聲的誓言，極大地鼓舞了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勇氣。

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通過陽翰笙等同志的積極活動和廣泛聯絡，經過充分醞釀，正式成立了由各階層組成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籌備組，周恩來邀請作家老舍出任“總務主任”。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當天，周恩來以名譽主席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了成立大會，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會后，被推舉為文協理事的馮玉祥在普海春大飯店設宴招待與會者，五六百人歡聚一堂，那種團結向上的熱烈氣氛，即便是在10年后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然令馮玉祥興奮不已，他寫道：“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不僅使文藝家們有了自己的組織，而且使這個組織中的成員一致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5月中旬，周恩來應邀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老舍后來在會務報告中對這次會議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后（他眼中含著眼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文協成立后，電影、戲劇、美術、音樂各協會紛紛成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演劇隊、抗敵宣傳隊和孩子劇團，也分散到前線、農村、工廠去演出，極大地鼓舞了士氣。著名演員金山、王瑩演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陳波兒等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都起到了動員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

開展海外統戰工作

在中共代表團到武漢以前，中國共產黨同蘇聯以外的國際社會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周恩來等到武漢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國使節、各國記者，一些外國團體和人士頻頻到訪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為了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長江局設立由王炳南負責的國際宣傳組，由周恩來領導。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與斯諾、史沫特萊、英國記者貝特蘭等人保持著經常接觸，並先后會見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愛潑斯坦、荷蘭進步電影工作者伊文思、《紐約時報》記者德爾丁、美國主教魯茨、美國作家貝爾登等國際友人。在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斯特朗於1938年出版的《人類的五分之一》和貝特蘭1939年出版的《華北前線》等書中，都有在武漢同周恩來交往的記述和評論。美國學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一書中認為，抗日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聯系達到了“高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國人“可以同漢口的共產黨代表自由接觸”。

1938年1月，周恩來在武漢會見英國新任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通過卡爾的幫助得到英國香港總督的准許，設立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同年3月和8月，周恩來兩次會見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上尉，給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爾遜於1940年出版《中國的雙星》，寫到了這兩次會見。他認為：“周的才智在中國是出類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領的醫療隊來到中國。一天深夜，周恩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與他會見，並向他介紹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聽到白求恩急於“上前線”的要求后，周恩來立即囑咐王炳南為白求恩做出安排。考慮到當時日軍正自華北向南進犯，鐵路沿線經常遭到日本軍機轟炸掃射。周恩來建議白求恩先北上延安再前往前線。白求恩按照周恩來的建議，先到延安，不久轉赴晉察冀邊區工作。

9月底，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漢口，他們中有柯棣華、愛德華、巴蘇等醫生。10月初，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他們。巴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我們去看望周恩來，他正在辦公室裡舉行記者招待會，屋裡擠滿了新聞記者，大部分是外國人。我們在一個角落裡坐下，傾聽著他透徹地分析中國的軍政局勢，以及闡明怎樣通過全國發動群眾抗擊敵人。”

幾天后，巴蘇與柯棣華再一次見到周恩來。巴蘇在日記裡滿懷敬意地寫道：“在盛大宴會上，我們全體再次見到了葉劍英和周恩來。”“我有機會從很近的地方觀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機敏、聰慧和富於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說，20年后，我們將會為曾經與他結識而感到驕傲。我補充道：‘干嗎這麼晚呢？此刻我們就感到驕傲。’”

此后，醫療隊在各地都堅持為傷員治療，1939年1月22日，醫療隊前往延安，受到陝甘寧邊區軍民的熱烈歡迎。

（作者單位：江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