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少年救國志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一首《沁園春·長沙》，不僅記錄了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青年學子們岳麓山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歲月，也記錄了他們為實現革命理想“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矯健身姿。一起展開1920年毛澤東與蔡和森的一組往來書信，回望那段他們滿懷救國之志，通過艱苦研究、探索、選擇、創新最終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歷程。

書信原文（節選）

潤之兄：

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但是宜急宜緩呢？我以為現在就要准備……我願你准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這種預言，我自信有九分對。因此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准備。……

有人以為中國無階級，我不承認。隻因小工小農不識不知，以窮乏慘苦歸之命，一旦階級覺悟發生，其氣焰必不滅於西歐東歐。

一九二〇，八，一三

和森兄子升兄並轉在法諸會友：

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

因上各層理由，所以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隻認為於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於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弟澤東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書社，夜十二時

1

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有毛澤東匯編的《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其中第三集可見毛澤東與蔡和森於1920年遠隔重洋的書信往來。正是在這幾封信件中，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從中可以讀到他們追求共產主義、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謀取幸福的初心，看到他們對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具體實際的思考。

毛澤東與蔡和森的友誼，始於湖南第一師范。辛亥革命前后，他們分別從湘鄉永豐和湘潭韶山沖來到省城求學。雖非同班，但同為楊昌濟、徐特立等名師的學生，兩人很快相識，並結為志同道合的學友。

“志”是一個人畢生事業的開始。毛澤東與蔡和森之所以都能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他們從小即抱有遠大的救國之志。

毛澤東成長在農民家庭，很早就有了對窮苦人生活的感知，“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年少時即立志為大多數中國窮苦人民謀得幸福。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澤東給黎錦熙先生寫了一封信，談論了他對當時中國時局的看法。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他認為，變革中國的方子開了不少，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抓住病根，“俱從枝節入手”而“本源未得”。

這個本源是什麼？那就是哲學、倫理和人心。循著這樣的思路，毛澤東主張從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入手，“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他閱讀了大量哲學、倫理學的書籍。在《心之力》一文中，青年毛澤東這樣寫道：“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這其中洋溢著何等充沛的救亡信念與擔當使命。

無獨有偶，蔡和森也是16歲在蔡廣祥辣醬店學徒期滿后，為改造社會，棄商求學，立志走讀書救國之路。他們當時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要拯救國家和民族，就要有本領。為救國救民而讀書，這是蔡和森與毛澤東共同的求學目的，也是他們的共同志向與所求道路。

他們進入湖南一師后，便利用一切條件刻苦學習。毛澤東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蔡和森說：“中國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盡然，而西歐文化制度用之於我，不必盡是。”正是這種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去偽存真的態度，使他們在后來歷經曲折的探索之后，堅定共產主義信仰。

1917年夏，蔡和森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從此，蔡家成了毛澤東等一班進步青年聚會的場所。他們與“志高有勇，體力堅強，朋輩中所少”的彭璜、“立志在匡時，欲為國之英”的羅學瓚等20多個青年漸漸走近，登上岳麓山，暢游湘江，在橘子洲頭漫談“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問題。新民學會應運而生。

古往今來，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從來都是關於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責任與使命。新民學會團結凝聚了一批有血性、有志氣、有擔當的愛國青年。他們朝氣蓬勃，目光遠大，“真心求學，實意做事”，樹立了奮斗和向上的人生觀、價值觀。他們致力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喚醒中國這隻沉睡已久的“獅子”﹔他們還要以非凡的擔當意識，為改造國家、改造社會貢獻力量。

2

“向外發展”與“國內研究”並重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新民學會成立之初，就作出向省外、國外開拓發展的決策。

毛澤東指出：“我們同志，應該散於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擔任去開辟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該有打先鋒的人。”

1918年夏，新民學會發起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8月，毛澤東同羅章龍、李維漢等20余名准備赴法的湖南青年離開長沙前往北京，與先去北京聯系有關事宜的蔡和森會合。他和蔡和森等8人租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夾道7號三間狹小的房子裡，擠在一個通鋪上“大被同眠”，連翻身都“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這些有志青年為了國家、為了理想，在北京城內四處奔走。他們邀請李石曾等人介紹留學情況，制定留法工作計劃，籌措出國經費，並先后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長辛店等處，舉辦留法預備班。一切基本就緒后，毛澤東與蔡和森商定，一個“出洋”，觀察外部世界，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一個“暫不出國去”，“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1919年底，蔡和森率一批會員及湖南青年赴法，毛澤東等人則留在中國“從事實際的改造”。新民學會從此分成了“向外發展”與“國內研究”兩大部分，彼此之間以書信為橋梁，保持了團體的一致性。

在法國，蔡和森在不到半年時間裡，“猛看猛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一批馬列著作的重要章節，為中國革命尋找經驗、求索真理，並及時向國內會友宣傳介紹，相互討論分析。向警予、李維漢、羅學瓚、劉清揚、蔡暢等其他會員亦都積極學習新思想、新理論，向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等另一部分會員則在國內繼續他們的求索之路。毛澤東兩次到北京時，如飢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著作，並得到李大釗、陳獨秀的直接幫助，迅速轉變為一個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成為在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響應五四運動，開展“驅張”運動和湖南人民自治運動，出版《湘江評論》等進步刊物，籌辦文化書社，深入工農，努力使剛剛學到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與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相結合。他們在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中，積聚了力量，也成熟了自己。

從中國到法國，從長沙到蒙達爾紀，跨越國界，相距萬裡。在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日漸深入的交流中，一段橫亙亞歐大陸的思想共鳴日漸被引發。

3

“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1920年7月，法國小鎮蒙達爾紀，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召集新民學會旅歐分會和工學世界社社員共20余人在杜吉公園開會，史稱“蒙達尼會議”。

會上，大家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然而，討論出現了意見分歧，蔡和森提出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蕭子升則主張以教育為工具的溫和的革命。這兩種意見各自擁有部分支持者，都沒有形成壓倒性優勢。因此，蔡和森、蕭子升等分別寫信將各自主張告訴國內的毛澤東，征求他的意見。

蔡和森給毛澤東的信共有2700余字，后來毛澤東在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時，將它加了一個“給毛澤東信——社會主義討論，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標題。

在信中，蔡和森稱毛澤東為“潤之兄”。他首先從闡明共產黨性質的角度入手，強調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迫切需要，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有“四種利器”：黨、工團、合作社、蘇維埃。而在這“四種利器”中“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在信中，蔡和森還熱切地希望毛澤東：“我願你准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這種預言，我自信有九分對。因此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准備。”

因當時交通條件的制約，蔡和森這封寫於1920年8月的信，一直到11月才跨越重洋送到毛澤東手中。

接到信后，經過深思熟慮，12月1日，毛澤東給蔡和森寫了一封近5000字的回信，表明了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理想。在信中，毛澤東反對了蕭子升主張的溫和的革命，對蔡和森提出的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彼時在法國的蔡和森，在焦急等待毛澤東回信期間，又給他寫下一封長信。這封長達6000余字的信中，系統而深刻地論述了他對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具體思路。毛澤東在后來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三集時，把這封信加了一個“共產黨之重要討論”的標題。

信中，蔡和森闡明了建立共產黨的主要辦法和步驟。他指出，一定要“嚴格的物色確實黨員”，“烏合之眾不行，離開工業界不行”。這些人應確信馬克思主義，堅信共產主義，“不能確信主義及遵守的除名”。為了建設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蔡和森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和要有嚴格的紀律。他說：“黨的組織為極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必如此才能養出少數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適應戰爭時代及擔負偌大的改造事業。”

關於組建黨的步驟問題，他認為應該“結合極有此種了解及主張的人，組織一個研究宣傳的團體及出版物”加以深入的宣傳和組織，“分布各職業機關、工廠、農場、議會等處”。提出“現在就要准備”，可“潛在從事”。待各方面條件成熟，“然后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蔡和森充滿激情的來信，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熱情回復：“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並告訴蔡和森國內建黨情況：“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

透過這些書信中的激揚文字，仍能感受到他們揮斥方遒的豪情。青年毛澤東與蔡和森等是何等的意氣相投、志同道合，他們在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途徑上，雖然一個側重在國內研究中國實情，一個側重在國外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由於兩顆心緊緊相印於“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個目的，所以能夠相互應和、互相取長補短，走上同一道路。而在那一時期，瞿秋白、李達、鄧中夏……有多少覺醒的青年如毛澤東、蔡和森一樣，心懷救國之志，經過反復研究、探索、比較、選擇，最終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從彷徨吶喊，到覺醒探索，再到篤定踐行，茫茫黑夜中，信仰就這樣日漸清晰、堅定，革命旅途從此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