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保密制度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一生都在為黨和人民事業鞠躬盡瘁，他工作中始終保持著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作風。無論是在革命斗爭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十分重視各種制度的制定和執行。在這裡，筆者把自己在採訪中記下的幾個相關的小故事寫下來，與大家分享。

“這個飯店離我們的住地太近了，不利於保密”

1997年，由周恩來的保健護士、當時剛從中央文獻研究室離休的鄭淑芸同志引領，筆者在北京拜訪了黃玠然和他的夫人楊慶蘭。這對革命夫妻，當年都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從事革命活動。周恩來任中組部部長時，黃玠然是他的秘書，而楊慶蘭則是鄧穎超在中央婦委工作時的內交通。

那年92歲的黃老告訴我：周恩來在上海領導地下斗爭好幾年，特務們想盡一切辦法抓他卻從未得手，原因是他堅持晝伏夜出，即晚上9點前從不外出，早上5點前必定要回到住地。隻有一次例外，當時任弼時在上海被捕，敵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周恩來指示紅色特工黃慕蘭實施營救。營救需要一些經費，周恩來隻好化裝成上海灘上的三輪車夫，破例白天前往“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那裡借錢（那時楊度已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等他借到錢踩著三輪車往回趕時，看到一輛從法租界裡開出的汽車把一名正在正常通行的工人撞倒了。那責任本來應該是汽車駕駛員的，可是巡捕們不僅不秉公執法，相反還無理指責被撞的工人。周恩來見了十分生氣，真想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教訓教訓那些洋人和巡捕。可他轉念一想：如果那樣做了，不僅營救任弼時無望，甚至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那我們黨損失就大了。於是他壓下一腔怒火，蹬著三輪車離開了現場。

黃玠然和楊慶蘭一起在中央機關工作久了之后，兩人產生了感情。經周恩來批准，他們打算結婚。黃玠然認為，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想辦一個朴素而又熱鬧的婚禮。他特意租下了一個小飯店，准備結婚那天請大家一起聚一聚，喝上幾杯喜酒。為了避開特務們的眼睛，黃玠然事先和飯店方約定好，喜宴訂在晚上9點后才開始。可是當他把這一切都准備好並向周恩來匯報時，周恩來考慮良久，最后沒有同意黃玠然的做法。他對黃玠然說：“這個飯店離我們的住地太近了，不利於保密，這種違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們不能做。”就這樣，他讓黃玠然退掉已租好的飯店，並適當賠償了飯店的損失。黃玠然和楊慶蘭就在上海的秘密住地悄悄舉行了極其簡單的結婚儀式。

“他不應該給你看這種機密的文件呀！”

周恩來有個侄孫叫周國鎮，是著名的數學教育家。他比筆者年長4歲，也是筆者的好朋友。1951年，周恩來的六伯父、晚清舉人周嵩堯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首批館員。1951年，他的獨生子周恩夔不幸去世。周恩來考慮到伯父老年喪子，一定十分難過和痛苦，便特意將周嵩堯最疼愛的重孫子周國鎮接到北京陪伴他。進京后，周國鎮進入中學讀書，開始時，生活費和學費等都是由周恩來負擔的。周國鎮參加工作后，談了戀愛，女朋友是武漢軍區一位主要領導家裡的千金。

有一次，周國鎮去武漢見女朋友。由於早就知道未來的女婿是周恩來的侄孫，女友的父親在與周國鎮的交談中，就毫無顧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拿出來給他瀏覽。在這些中央文件中，有關於中央七千人大會的，也有其他方面的，其中有一份文件，是關於中央成立一個由27人組成、周恩來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負責“兩彈（原子彈、氫彈）一星（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周國鎮看了特別興奮。他回京后，有一次見到周恩來，就迫不及待地問：“七爺爺，我們國家也要造原子彈和氫彈了？真是太棒了！”誰知周恩來一聽，馬上濃眉緊鎖，一臉嚴肅地問：“你是怎麼知道這個事情的？你聽誰說的？”“我是看到文件的。”周國鎮在回答時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和喜悅。“你是在什麼地方看到的？”這時，周國鎮才注意到他的七爺爺神色很凝重，顯然是生氣了，隻好老實地告訴他事情的經過。周恩來聽了很生氣，說：“他怎麼能把這個文件給你看呢？這個文件隻發到省軍級，到現在還沒發到縣團級，他不應該給你看這種機密的文件呀！”

當時，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剛好在場，就給周國鎮打圓場說：“總理，國鎮是不會傳出去的。”周恩來回答說：“這不是傳不傳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實執行的問題，是組織紀律的問題。”

周恩來后來還就這件事在中央有關會議上批評了那位把文件給周國鎮看的領導同志，要大家引以為戒，要將黨的保密制度執行到位。

“什麼風向不對？你聽誰說的？”

1997年秋季，筆者進京拜訪周恩來衛士喬金旺時，他深情地回憶說，我們國家在准備進行第一次氫彈爆炸試驗時，氣象監測顯示新疆羅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見的西風。這意味著氫彈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塵埃和輻射物將會隨風向東邊人口稠密的地區漂移，影響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因此，周恩來就沒有批准引爆。

那天夜間，周恩來無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該上床休息，卻仍然聚精會神地守著電話，毫無倦意地在等待風向改變。鄧穎超見周恩來已經連續工作了十七八個小時，非常心疼，就踱到總理辦公室門前的衛士值班室，問正在值班的喬金旺：“老喬呀，我的那口子都快工作20個小時了，怎麼還不上床休息呀？”喬金旺聲音很低地回答說：“聽說風向不對，試驗難以進行。”

鄧穎超關心的是周恩來的身體，這樣長時間工作他怎麼吃得消？於是，她轉身走到總理辦公室，對正在工作的周恩來說：“恩來呀，聽說什麼風向不對，你先休息吧，風向總有對的時候嘛！”

鄧穎超不經意的一句話，卻一下激怒了周恩來，他抬起頭，嚴厲地責問鄧穎超：“什麼風向不對？你聽誰說的？”鄧穎超沒想到周恩來會向她發火，隻好照實回答：“剛才老喬說的。”“你把老喬喊來。”周恩來仍然一臉嚴肅。

原來，周恩來對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有嚴格的保密要求：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自己知道的誰問了也不許說。因此，喬金旺來到周恩來辦公桌旁后，周恩來嚴肅地對喬金旺說：“老喬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員，她是做婦女工作的，搞‘兩彈一星’和她沒關系。所以，這件事我沒有對她說，我帶回來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問，這是紀律問題，也是執行制度的問題。”喬金旺知道自己錯了，向周恩來作了深刻檢討。

周恩來對各項保密制度，從不含糊，並且都堅決維護和執行。

原載：《黨史縱覽》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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