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清正廉潔的故事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一生清正廉潔，為全黨樹立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楷模。他留下許多清正廉潔的故事，僅記幾件。

廉潔自律，克己奉公

紅軍長征時，董必武年紀已經年近50，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老年人了，在紅軍中更是年紀大的長者，但他硬是堅持跟隨部隊走了過來。

1934年底，中央縱隊成立了一個干部休養連，實際上都是年老體弱和婦女組成的隊伍，有100多人，其中30多人為婦女干部（其中有蔡暢、賀子珍等人，還包括4名孕婦）。中央有關部門選擇當過中央黨校副校長、為人慈祥的董必武擔任隊長。由於董必武年紀大，留著胡子，被大家戲稱為“胡子隊長”。長征途中，年紀大、身體也不好的董必武嚴格要求自己，背著和年輕人一樣重的東西行軍，同時還要照顧婦女干部和傷病員，組織抬60副擔架的120多人的擔架隊的行軍和食宿，還要負責收容掉隊的戰士。每到一個宿營地，他要跑來跑去，安排好籌糧、做飯、睡覺、警戒。夜間他還要起來查鋪、查哨。離開駐地時又要檢查部隊的群眾紀律，如果有忘記歸還的，他要親自歸還，如有損壞群眾物品的，他要親自去賠償。行軍時，董必武總是從隊前跑到隊后鼓勵大家，往返跑了比別人多很多的路程。年近50的董必武還經常替抬擔架的人換肩。一次，他在替抬擔架的同志換肩時，由於太累了，腳沒有站住，一下子摔在泥坑裡，渾身沾滿了泥。有個調皮的隊員見狀，給董必武送了個“泥人董”的外號，惹得大家一陣歡笑，董必武也高興地和大家一起笑了起來。

遵義會議后不久成立的由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組成的紅軍新“三人團”很關心董必武等老同志，給他們每人配備了一匹馬。但董必武用配給他的那匹馬來馱傷病員，馱糧食，馱書，自己則拉著缰繩在前面引路。中央和同行的同志一再勸說董必武騎馬，但他依然堅持步行。行軍中，為了照顧正在發燒生病的飼養員，董必武把馬讓給飼養員騎，自己邊牽馬邊手拿木棍撥草探路前進。在一個斜坡外，下面是懸崖，馬不肯走。他使勁一拉，馬突然朝前一跑，他連人帶馬滾下坡去，幸好被坡下的小樹擋住才躲過一險。

途中住宿，警衛人員考慮董必武年紀大了，總是安排他住相對好一點兒的房子，但董必武堅決不允許，每次都主動住在最破舊的房子裡。為此他每次到駐地，都先要察看同志們的住處，一是看大家住宿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二是看自己住的是不是比別人的好。如果發現比別人的好，他就毫不猶豫地搬到差的房子中去住。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裡，董必武是拄著棍子自己步行走過來的。

1935 年，董必武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當時條件十分艱苦，黨校校長和教務處主任等幾個人在一個屋子辦公。作為校長，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張桌子，可以自己睡一張床鋪的，但董必武堅持和教務處長共用一個桌子、一條長板凳辦公，合用一張硬板床睡覺，和學員吃一樣的伙食。他處處以身作則，給黨校學員樹立了好榜樣。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央調他去做統戰工作。做這個工作，是需要經常與國民黨高級軍官和上層人士打交道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和上層人士衣服光鮮，腳穿皮鞋或者馬靴，吃飯七八個菜，有酒有肉，出入有衛兵前呼后擁，氣派得很。董必武卻隻身穿打著補丁的舊軍裝，穿著補了又補的舊布鞋和他們打交道。他不卑不亢，有一種沉穩、大氣的風度。談完事，董必武起身就走，從不吃國民黨上層高官的請，而是回去和同志們一起吃窩窩頭就咸菜。有工作人員提出，董必武和國民黨高官打交道，雖然衣著不與他們一樣光鮮，但也應該穿八路軍的新衣裳，不應該穿打補丁的衣服，這樣顯得我們太寒酸。董必武堅定地說：“共產黨人和國民黨比的是什麼？是比誰革命，比誰真正為億萬中國人民謀利益，比誰抗日堅決，比誰能得到人民群眾擁護，而不是比誰闊氣。現在延安條件艱苦，要想到前方戰士，想到被日寇佔領的地方人民逃荒要飯，不能多花一分錢。”

后來，董必武調至中共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擔任中共南方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當年生活十分艱苦，八路軍辦事處每個人的伙食費一個月隻有3元法幣。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看到這裡的同志們吃得非常差，說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伙食比延安還差。

由於生活費用少，重慶物價經常波動，八路軍辦事處的日常生活往往難以為繼。為了節約用度，保証中共南方局的正常運轉，組織決定由董必武兼管后勤方面的工作。董必武身負很多重任，工作千頭萬緒，每天都忙得很，但他對於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管理和監督得非常嚴。他自己帶頭勤儉節約，決不多花一分錢。他對辦伙食的同志提出了一個要求：既要想盡辦法改善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他親自制定了一個機關伙食標准，實行包干調劑。經濟方面的開支要認真記賬，每個月算一次賬，決不能透支。辦伙食的同志嚴格按照這個要求做了。每個月的開支賬，董必武都要核查。有一個月，董必武在核查月底伙食費賬目時，發現多支出了6角錢。董必武因為這件事十分自責，他說：“我們黨的經費，每一分錢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決不能浪費一分錢。”董必武提出自己要在機關大會上作檢查，有同志勸道：“多開支6角錢，也不是你支出的，下次補回來就是了，就不要在大會上檢查了。”董必武說：“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責任在我，正人先正己。”他堅持在大會上檢查。他不僅在大會上檢查了，還親筆給黨中央寫了檢討信。1985 年10 月，鄧穎超重返重慶，在會見抗戰時期在紅岩工作過的部分老同志時，和他們回憶起這件事，萬分感慨地說：“那時為了六角錢董老都作檢討，現在有的人浪費國家資產幾萬元、幾十萬元、幾百萬元、幾千萬元都不心疼呀！”

1941年底，中共中央為了改善在重慶紅岩的中共南方局領導人的生活狀況，按照干部保健的有關決定，讓中共南方局擬定了一個干部保健標准，給那些擔負繁重工作的領導同志適當提高生活津貼。擬訂這個生活津貼費名單時，周恩來和董必武二人主動要求不把自己列入其中，他們的開支標准和普通干部一樣，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飯菜。

1957年，董必武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組織安排他家住在北京鐘鼓樓后一個昔日王府裡，住房多，院子大，冬季單獨燒鍋爐取暖，很舒服，家人高興。按照中央警衛規定，中央警衛局安排一個排住在那裡擔負警衛任務。董必武上班乘車，汽車要走很遠的路。但過了不長時間，董必武卻要求搬到當時中南海較為窄舊的房子去住。董必武的考慮是：原來的房子離最高法院很遠，每天上班不方便，還需要很多人來回跑送文件，自己上班乘車要耗費不少汽油。到中南海住得是窄一些，但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節約了一半汽油，不用很多人來回跑送文件了，不用單獨安排一個警衛排了，也不需要單獨燒鍋爐取暖了。他把這個想法和身邊工作人員說后，身邊工作人員深為董老的廉潔自律精神所感。他的子女也從中學到了他的好品格。

1964 年董必武到武漢視察，5 月8 日去麻城重訪他過去教學的地方。當地有一個農場生產龜山茶，有一點兒名氣。農場領導同志請董必武去看看，還請他為這個茶葉題名。董必武沒有推辭，題寫了“龜山茶”三個字。臨走時，這個農場工作人員送他兩斤龜山茶，董必武馬上叫秘書照價付款8 元。農場領導說：“這是送給您的，不要錢！”董必武說：“我收下茶葉，是收下你們全場職工的心意，我必須照價付款，如果不收錢，我就不要茶了。”董必武走時堅決把錢留下。

董必武外出視察，總是堅持吃普通干部的伙食。1964 年董必武到旅順海軍基地視察。吃午飯時，部隊上了名菜名酒招待他。董必武走進餐廳一看，立即回到自己休息的房間，拒絕吃飯。他對秘書說：“中央對干部視察吃飯有明文規定，為什麼上這麼多的酒菜？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今天的午飯我就不吃了。”秘書把董必武的意見告訴了海軍基地的領導。他們去向董必武解釋說：“那是不花錢的。我們有個潛水中隊，就在我們招待所附近駐扎，戰士們在進行潛水訓練時帶一個網袋下水，順便帶一點海味來改善生活。這不算是浪費。”董必武聽后表示：“戰士們自己撈的，自己改善生活我不反對，但作為領導干部要嚴格要求自己。戰士自己改善生活與給領導干部擺宴席是兩回事。如果都這樣搞，會吃壞作風的。這樣的宴席我不能吃。”海軍基地領導把名酒和名菜撤走，隻留下干部視察工作餐標准的飯菜，董必武才吃了這頓便飯。

1972 年冬，董必武患感冒住院。中央考慮南方氣候對董必武治病好一點兒，就批准他去廣州療養治病。中辦准備安排飛機送他去廣州，但董必武卻堅持坐火車去。別人擔心他年紀大，坐火車時間太長，身體受不了，勸他坐飛機去。董必武給勸他的人算了一筆賬：坐飛機去廣州，到廣州后飛機還要飛回來，要用很多油，花不少錢。坐火車就能省很多錢。我去治病，要盡量少給國家增加負擔。他堅持坐火車去了廣州，治病后，也是乘坐火車回來的。

任勞任怨，不謀私利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黨內資歷是很老的，但他從來不擺“老資格”,不爭地位、不爭名譽。黨組織讓他干什麼工作，他就干什麼工作。他總以“配角”“跑龍套的”自居, 一生任勞任怨。他總是用“人民公仆”“老黃牛”自勉，並按照“人民公仆”和“老黃牛”的標准，在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董必武還曾把自己比作“一匹劣馬”，對黨給他的職務感到慚愧。他曾多次向組織提出請求，要求取消他的專車、專職秘書，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做，身邊的工作人員能夠維持正常工作就行，要減到最少。

董必武不僅嚴於律己，而且嚴格要求親友、子女、身邊工作人員，不允許他們有任何特殊行為。董必武一生中，也從沒有為自己的親屬、子女辦一件私事。過去人們對於董必武嚴格要求自己子女和親屬的事很少了解。直到董必武逝世后，2016年7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董必武家書》，人們才從書中收入的董必武68封書信中，看到不少這方面的故事。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家鄉的親屬得知董必武在中央當了“大官”，有的親屬就給他寫信，想通過董必武的關系，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和待遇。董必武在回信中總是對他們講：要踏踏實實工作、老老實實做人。1950年，董必武在湖北省供銷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獻之來信，流露出想“進步”的意思。這年5月8日,董必武給他回信，要求他“好好學習革命的思想和作風,簡單一句話就是學習腳踏實地的工作和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的作風”。1952年6月21日,他再次給董獻之寫信時又要求他:“合作社是直接服務於人民的群眾組織,這個工作不僅對你說來是新的,對我們全體說來也是新的。因此,你應當努力耐心學習,掌握政策,練習業務,都很要緊。”董獻之聽了董必武的話，在工作中一直表現很好。

董必武的堂弟董賢煦在大革命時期在董必武的影響下參加革命。大革命失敗后到崇陽縣農村務農為生，和董必武失去了聯系。按理說，他也是早期參加過革命的人，可以得到一些照顧。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開始搞建設，各方面需要一些人參加工作。1951年初，董賢煦給董必武寫信，要求董必武把他安排到北京工作。這年2月13日,董必武給這位堂弟回信如下:

賢煦弟：

元月13日信早收到，謝謝你的惦念！

弟努力生產、幫助政府收糧，均獲成績，得到獎勵很好。農村在土改后需要建設的工作很多，鄉村人民代表會議要開好，要組織鄉村人民政府，政府要領導和組織農業和農副業的生產，要蓄水積肥，要耘草除虫，要植樹蓄林，要組織好合作社……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特別是勞動大眾的解放。假使我上面寫的許多事情在農村辦不好，革命果實農民就不完全享受得到。

你現在農村居住，能識字，要好好地幫助當地人民完成上級所號召的任務。弟努（力）生產，可爭取做一個模范。不要拋棄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目前來北京沒有必要。我今年雖滿六十五歲，還能為人民服務做些事。你努力生產，當地人民知道你、信服你，政府也信任你，到任何地方工作都一樣。

專此

即問近好！

必武二月十三日

董賢煦聽了董必武的話，安心在農村務農。1954年董賢煦家鄉遭受水災，他自己又生病了，想求董必武幫助，便於當年10月兩次寫信給董必武，要求通過董必武的關系得到一筆貸款。董必武生病，不能親筆寫回信，便於10月24日請秘書代筆寫了回信，信中寫道：

十月二日和十四日的信都收到了。你身體多病，要長期休養。

今年我們國家遭受水災，政府撥了不少糧款物資救濟，但受災面積大、人口多，每一災民得自政府的救濟畢竟有限，主要是靠自己努力生產渡過災荒。

人民銀行的貸款主要是幫助生產，比如為農業生產缺乏種子、耕具等請求貸款，銀行一定會考慮，這樣的事用不著我介紹。至於貸款作別用，我介紹也不生效。

請你注意，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必須為人民服務，除了法律規定的職權外，任何人沒有特權。在你思想中，對這點似乎還不很清楚。

為了救你之急，在我生活費裡撥二十萬元（第一套人民幣，約合第二套人民幣20元——筆者注）給你用。這點當然不能解決你當前的困難，但我又有什麼更多的力量來幫助你呢？請還是在互助組內多想點辦法吧！

董必武對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嚴格。他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有遠大理想，要有奮斗精神，無論是從文還是從武，都要有真本領。“立大志、樹雄心,准備在社會主義社會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人。”1963年1月28日還專門寫了首《字三子》詩，其中有這樣幾句:“蓄勢如鷹隼,奮飛健翼張”，“武能御外侮,斯文亦在茲”，“如鵬飛有意,標指向天津”。同時董必武更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權，而是腳踏實地，向人民群眾學習，與人民群眾在一起努力工作。他的大兒子讀大學時，在校內報名申請長期下放，之后寫信報告父母並征求意見。董必武立即回信欣然表示同意。他在信中說：“你希望我們提意見，我同意你報名願意下放，也同意你自願下放到的地方。如果再要問還有什麼意見的話，那就是領導上決定下放你到什麼地方去，你就愉快地踴躍地到什麼地方去。”

1969 年春天，董必武的小兒子董良翮高中畢業。當時董必武已經年近84歲了，按照規定，他的小兒子可以留在北京安排工作以便照顧董老，但董必武卻堅決要求小兒子下鄉插隊。董良翮聽爸爸的話，主動報名下鄉，到晉縣周頭公社賀家寨大隊插隊落戶。小兒子臨行前，董必武專門和他談話說：“你是革命的后代，要嚴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艱苦朴素，和群眾同甘共苦，決不能高人一等！”“你不能當特殊農民，要做一個普通農民。你要聽老農的話，聽隊長的話。”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條在戰爭中用了多年、打著補丁的舊毛巾送給小兒子，還專門給他題詞，囑咐他：到農村去要努力生產，要作一個好農民。董良翮到河北晉縣農村去插隊，一干就是8年，很少回北京。董良翮所在生產大隊的同志到北京出差，董必武為了了解董良翮的情況，還把他們請到家裡來，專門問董良翮在農村的缺點，以便對他及時幫助。他還對這些公社、大隊干部說：“你們要幫助良翮，他還年輕，工作上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經驗豐富，當他的老師，教育他在農村好好工作，參加農業勞動，讓他還是當一位普通農民好。”董必武在給董良翮的信中一再囑咐他努力生產，向農民學習。董良翮按照父親的教導去做，在農村表現非常出色，於1970年12月加入共產黨，不久又擔任了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董必武得知后，很高興，但仍然寫信告誡他要注意兩點：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淺嘗輒止”。董必武還想讓董良翮的兒子長大了也到晉縣農村去。他在給小孫子的詩中寫有這樣的詩句：“父母在晉縣，農忙事田畝。望爾速長大，協作左右手。吾意亦雲然，世為農人好。孫良頗茁壯，天逸符大造。”1975 年初，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照顧父親，但董必武卻說：“你是地方干部，農村工作忙，不能長期耽擱。我這裡有人照顧，你還是回農村安心工作。”董良翮隻得與父親揮淚辭別。董必武臨終前對於如何安排董良翮的事，專門對夫人何連芝說：“良翮是晉縣的人，不是北京的人了。他的事要由晉縣組織上去安排，我們不必多操心了。”

董必武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也很嚴格。他在西柏坡工作時，有一次到武安縣冶陶鎮參加會議。當地老百姓織的布很好。當地政府和老百姓拿出幾匹布送給董必武的警衛員和秘書。董必武知道后，嚴厲地批評了他們，讓他們把布匹送了回去，並告誡他們，今后外出工作，不論是地方政府送的，還是老百姓送的東西，一律不能收。

1954 年，董必武率中國代表團訪問保加利亞。保加利亞政府送給中國代表團每個團員3000 列弗，每個隨員2000 列弗作為零用錢。大家想用這些錢買點紀念品。董必武得知后嚴肅地說：“這些錢不能分給個人，要交給大使館，為國家節省點外匯。我們這次出國已經花了國家很多錢。不要忘了我們革命剛勝利不久，經濟還很困難，群眾生活還很苦。我們黨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丟！現在我們執政了，更要廉潔奉公，把一切可以節省下來的錢都用到經濟建設上去。”大家聽后都同意把這批錢送給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他還不止一次教導身邊工作的同志，用“是否把革命的需要看成是個人的需要，是否全不考慮個人得失”當作一把尺子，來檢驗自己是否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董必武常常勉勵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抓緊學習，希望他們每天都能抽時間讀三至五 頁書。同時，還對他們約法三章：一、不許向地方上要東西﹔二、不許假借自己的名義在任何部門搞特殊化活動﹔三、不許接受禮物。

“性習於儉，儉以養廉”

愛好書法的董必武經常寫這樣8個字“性習於儉，儉以養廉”。這8個字是董必武的自勵，也體現了他一生儉朴的習慣。

董必武參加長征時，自己親自背著一個厚帆布做的馬褡子。這裡邊除了裝著他喜歡讀的書，以及他換洗的一件滿是補丁的衣服外，還裝進一些他撿來的破布、棕片，還有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個針線包，戰斗間隙他用來補衣修鞋。他用這些東西做成特制的草鞋，省下部隊發的草鞋給別人用。別人問起時，他說：“這些東西都有用，把棕片拿布帶一綁，就可以穿著它繼續行軍了。”同志們稱之為董老的“萬寶囊”，他欣然接受。董必武把這個“萬寶囊”帶到延安，又帶到北京。他也一直保持著撿舊東西裝進“萬寶囊”的習慣。新中國成立后，這個“萬寶囊”仍保存在家中。直到董必武逝世后，他的家人才把這個邊角泛黃、布滿灰漬的“萬寶囊”捐獻給湖北紅安縣董必武紀念館。

在延安時期，董必武為了工作方便，隻花一元錢買了一塊舊懷表。這塊懷表走得不很准，但董必武卻一直用著，說：“反正快慢隻要誤差不超過半小時就行。”

董必武喜歡作詩，但他作詩從來不用公家的紙，而是寫在各種形狀的廢紙、舊信封、舊日歷、過時的請柬上。他從1939年到1975年共寫詩1300余首。這些詩都是他親筆寫在上述廢棄的紙張上的。

董必武愛好書法，字也寫得好。但除了個別時候給一些單位的正規題詞外，他從來不用白紙、宣紙寫書法，都是在舊報紙上寫。大楷寫了寫中楷，中楷縫裡插小楷，把一張報紙寫得密密麻麻的。他所用的毛筆，筆頭掉了也不扔，自己動手修理一下照樣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勸他扔掉不能再用的舊筆時，董必武說：“一支筆，不值多少錢。可是，我們幾億人口的大國，每個人節約一點，加到一起就不是小數字了。大家都要愛惜社會財富呀。”

董必武用度十分節儉。牙膏直用到擠不出來了才扔，一個臉盆用了幾十年。他常年穿布鞋，鞋底磨薄了，就加一層。毛巾破了洞，補一下繼續用。毛巾先用來洗臉，舊了就用來擦手，再破舊了就中間剪開兩頭接上用來擦腳。董必武不僅自己節儉，還教育子女養成節儉的習慣。他的孩子們上學后，從小學到大學，家裡除了給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以及來回乘公共汽車的車費外，從來不給其它零錢和零食、消耗品。他的兒子到外地讀書，董必武隻給學費、伙食費和其它一點兒必要的錢，但要求用錢必須記賬。董必武給子女們講這樣的道理：養成記賬的習慣，你將來要用錢的時候，就會從實際出發，不至於專從需要方面著想而要顧及可能了。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曾先后擔任過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他還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等職。雖然職務越來越高，但他依然保持著艱苦朴素、勤儉節約的習慣。他進城后，由於出國訪問而做過一件長呢大衣，此外再沒有做過其它大衣，隻有這件大衣一直伴隨董必武，直到他與世長辭。

原載：《世紀風採》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