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封建的窮秀才”到革命家

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1920年，他與毛澤東共同發起成立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曾擔任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務，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卓越貢獻。

從“反封建的窮秀才”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何叔衡幼年時過著邊務農邊讀書的生活，1902年在他26歲時，遵父命參加晚清科舉考試得中秀才。這年11月，因深感“世局之洶洶，人情之饋饋”，他寧願教書種地也不願擔任縣衙委任的管理錢糧的職務，被鄉親們稱為“反封建的窮秀才”。他利用鄉間教書的空暇，認真閱讀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著作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思想，產生了“歷史前進了一千多年，今天的中國為什麼還不如漢唐盛世”的歷史追問。當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現實，逐步使他認識到了根源在於封建王朝的腐敗，並開始與之決裂進行斗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他率先剪去辮子，並把家裡的裹腳布和尖膠鞋全部搜出砍爛，以示強烈的反封建決心。

在長沙求學期間，何叔衡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志在改造社會的青年知識分子，並逐漸轉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1913年37歲時考取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成為簡義科的一名學生。在長沙讀書和任教期間，他開始閱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雜志，並經常同毛澤東、蔡和森、羅學瓚等進步青年研討社會問題，交流改造中國的看法。1918年4月，何叔衡和毛澤東等人發起成立革命團體——新民學會，42歲的他成為年紀最大的骨干會員。在學會討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問題時，何叔衡表示：“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明確反對無政府主義，主張信仰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中，新民學會成為“湖南反帝反封建的領導核心”，並為新文化宣傳和建黨准備做了大量前期工作。1921年7月，何叔衡作為13名代表中的最年長者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留著八字胡，會上他被代表們尊稱為“何胡子”。

謝覺哉評價他說：“何叔衡同志對黨的認識和堅定，是超人一等的。”毛澤東評價何叔衡：“叔翁辦事，可當大局”。由此可見，何叔衡作為我黨早期革命家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

與毛澤東攜手革命的忘年友誼

何叔衡與毛澤東雖相差17歲，但作為湖南早期黨組織的最早創始人，他們因志趣相投，在工作中風雨同舟，建立了一段攜手革命的友誼佳話。有人形容他們兩人的友誼：“毛潤之所謀，何胡子所趨﹔何胡子所斷，毛潤之所贊。”

1913年，何叔衡考到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結識了在校讀書的毛澤東，兩人很快成為摯友。由於何叔衡為人真誠熱心，與人談話常常說到動情處就哭了起來，毛澤東稱贊他：“何胡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在毛澤東的勸說下，何叔衡加入新民學會，並很快全身心投入學會工作中。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共同努力下，新民學會從最初的青年進步團體發展成為革命團體。1920年，何叔衡又與毛澤東等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並共同發起成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湖南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何叔衡曾有赴法求學的想法，但在毛澤東“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勸說下，何叔衡在1928年6月毅然選擇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莫斯科留學期間，何叔衡學習認真刻苦，對重大政治問題判斷准確果斷。當時，和他在一起學習的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幾位老同志都在政治上跟著他走。何叔衡常向他們表示自己對毛澤東的贊賞：“潤之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潤之說我不能謀而能斷，這話是道著了。”

1931年何叔衡到達中央蘇區，此時正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力薦他擔任工農檢察部部長。鑒於何叔衡工作認真出色，1932年2月毛澤東又推薦他兼任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此時的何叔衡身兼監察、民政、司法等數職，他嚴肅認真，堅決進行反貪整頓工作，探索出一條檢察和輿論監督相結合的反腐道路。作為蘇區“首席大法官”，他為自己隨身准備了“三件寶”——布袋子、記事本和手電筒，以備不時之需。在審判工作中，他頂住各種壓力，重調查、重証據、重程序，糾正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被蘇區百姓譽為“包青天”，使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成為“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當然，何叔衡在中央蘇區的反腐肅貪工作成績斐然，這都離不開毛澤東時時處處的大力支持。

紅軍長征時，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蘇區，和毛澤東分離，成為兩人之間的永別。在陝北得知何叔衡犧牲的消息后，毛澤東在1937年紀念黨成立16周年大會上，沉痛地宣布了這一消息，提議大會為他默哀，在場人士無不動容。

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

在五四運動前后，何叔衡就提出：做人要為國家、民族干一番事業。在黨創立時期，他又強調：“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決心。”這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實寫照。

在中央蘇區，由於受到王明“左”傾錯誤的打擊，何叔衡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他始終堅信“在政治上我從來沒有動搖過”。在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蘇區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作為蘇區年長的革命者，何叔衡是蘇區“五老”（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中唯一被留下堅持斗爭的人。紅軍長征后，他堅決服從黨組織的安排，每天堅持拄著拐杖做動員工作，鼓勵大家“思想不能動搖，剩下一人也要同敵人作斗爭”，要堅信紅軍主力最后還會打回來。

1935年初，黨派何叔衡等人到白區工作。他同瞿秋白、鄧子恢等人化裝成客商向閩西轉移。在福建長汀水口鎮小徑村，他被敵人三面包圍。這時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有病跑不動，為不拖累其他戰友，他高呼“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而縱身跳崖。敵人在山崖下發現滿身是血的何叔衡，搜去了他身上攜帶的所有財物。這時的何叔衡突然蘇醒，為保護組織交給的財物，抱住敵人的腿欲繼續搏斗，結果被敵人連擊兩槍打死，時年59歲。何叔衡實踐了自己的誓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犧牲的。在長征到達陝北后，董必武對他評價道：“叔衡同志的肉體被消滅了，他的精神不死，現在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人踏著他的血跡前進紀念著他。他個人死了，他在千萬人的心坎上還活著，那些殺害他的人，已被釘在永遠恥辱的柱子上。”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