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共畫同心圓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過程中，是如何進行戰略謀劃，解決大量復雜問題的？

隨著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中國共產黨運籌帷幄，及時謀劃了建立新型國家政權的問題。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全面制定黨的行動綱領，准備奪取全國勝利，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9月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積累了初步經驗，並以較為完整的行政系統，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了組織上的准備。1949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集中闡發了對於國體政體和主要政策的構想。6至8月，劉少奇率團秘密訪問蘇聯，簽訂了蘇聯向新中國提供借款和派專家支援建設等協定。

為了確保新政權具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這一號召得到了許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但一個實際的難題，是如何將分散在全國各地及海外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還處在戰爭環境下，要突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而在香港的還要突破港英當局的海關檢查。

從1948年秋開始，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來親自指揮，由中共中央華南局和香港工委具體負責，開始了接送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安全北上的工作。這是一項極富挑戰和風險的任務。北上路線選定了兩條，北線是從上海、北平、天津到西柏坡，南線是將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通過海路護送到大連，再到哈爾濱。這條線路人數最多，任務也最艱巨。周恩來親自布置中共香港分局，務必做到萬無一失，每條船都必須有共產黨員護送。為此，選調了大批干部，分別在大連、哈爾濱、平山縣李家庄等地設立接待站，還派錢之光等到朝鮮租用蘇聯等國的輪船。

從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組織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秘密北上解放區。北平和平解放后，民主人士又先后從沈陽等地抵達北平，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其中110多人成為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市委和軍管會組織開展了北平的接管工作，為中共中央進駐北平作了必要的准備工作。3月23日，中共中央及所屬機構離開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將前往北平稱為“進京趕考”。24日晚，毛澤東到達涿州﹔25日凌晨2點半，乘坐火車進京。為保証安全，火車編為3個列車：第一列車挂8個客車，載警衛部隊和少數干部以及警衛人員為壓道車，到西直門站下車，然后用卡車直送香山﹔第二列車挂8個臥車和一輛餐車，直開清華園車站﹔第三列車挂5個客車，3個行李車，開前門車站。清晨6時許，中央領導人乘坐的火車到達清華園車站，毛澤東等人下火車后，改乘汽車前往頤和園，下午到西苑機場，晚上進駐香山。

在西苑機場，毛澤東等人與160多位民主人士相見。隨后，進一步會見民主人士，商討召開新政協會議問題。共產黨對民主人士肝膽相照，熱誠相待，贏得了民主人士的擁護和支持。

新中國的成立，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召開全體會議，商討、研究和決定的。在籌備過程中，准備召開的政協會議在名稱和任務上發生了兩個變化：

一是為了與國民黨先前召開的政協相區別，很多民主黨派代表人士建議，將中共提議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新政協”。6月15日，改稱為新政協的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舉行，周恩來又建議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加上“中國人民”四個字。到9月17日舉行的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二是按照原先計劃，新政協會議主要是與民主黨派共同商量如何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然后再由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建立新中國。但是一些民主黨派提出，這時全國很多地方還沒有解放，人民代表實際上無法選舉，但新中國的成立不能拖延，所以，建議直接由新政協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完成建立新中國的任務。於是，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性質由籌備建立新中國變成了直接建立新中國。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發出一份電報，誠邀在上海的宋慶齡北上出席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后來，中共中央特派鄧穎超和廖夢醒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兩封親筆信南下上海，再次誠邀她北上。周恩來原信中有一句“略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后將“略”字改成了“謹”字。據后來整理材料的人員辨識，此一修改還是毛澤東的筆跡。在鄧穎超和廖夢醒到達上海后的兩個星期裡，周恩來連續給鄧穎超發了7封電報，都是談宋慶齡北上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盛情邀請下，宋慶齡最終同意北上。8月28日下午，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等人的陪同下到達北平。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以最隆重的禮遇到前門車站站台上迎接。

籌建新中國的最主要任務之一，是制定並通過一部全國各階層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致接受和遵守的共同綱領。這是關系新中國成立和發展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從開始起草到最后通過，這份文件曾三次起稿，三次命名。至於內容的變動和修改的次數就很難統計了。從中共方面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協全體會議召開，共經過了七次討論，代表們字斟句酌，反復推敲，暢所欲言，互相商討。代表們就國名及其簡稱、社會主義目標、愛國民主分子問題、人身自由問題、聯蘇問題等事項進行了熱烈討論。所提出的修改意見，有的被採納或基本被採納，有的為進一步修改提供了參考，有的當場進行了熱烈討論，真正做到了集思廣益。

在籌備新中國成立事宜時，由董必武牽頭的起草委員會專門研究了國家名稱問題。在最初的組織條例中，考慮到當時東歐國家都是人民民主國家，所以擬將國名定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但很多代表覺得，這個名稱太長。黃炎培等人建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但有人認為，民主與共和都有民主的意思，不必重復。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提出，“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聽后覺得有道理，建議大家採納。9月27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不用“中華民國”這個簡稱。至此，新中國正式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