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雜形勢面前不迷航

黨史如號角，激發奮進之力。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才能在復雜形勢面前不迷航、在艱巨斗爭面前不退縮。

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直到今天，我們仍需從遵義會議和長征勝利中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

十月裡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

1933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前四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調集50萬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毛澤東被剝奪紅軍指揮權后，博古、李德搬用正規的陣地戰經驗，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進攻受挫后，又採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同裝備優良的敵人打陣地戰、堡壘戰，使紅軍日益陷入十分險惡的情勢。為保存革命力量，必須進行戰略轉移。

“十月裡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於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從江西於都出發，踏上了漫漫征程。至於在什麼地方站住腳，建立新的根據地，最初的考慮只是一個大致的設想，並不是很明確。一位戰士問四團團長耿飚，咱們這是要到哪裡去？耿飚說：“打敵人去！”

當時，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離全軍覆沒已經不遠了。《民國日報》報道，“他們將在年底前被肅清，現在已經被團團包圍，離潰滅的日子不遠了”。蔣介石對此也充滿信心：“紅軍不論走哪一條路，久困之師經不起長途消耗，隻要我們追堵及時，將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滅共軍的時機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劃。”

原來推行“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在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了“大搬家”，山炮、印刷機器以及各種“壇壇罐罐”皆隨軍帶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常常是一夜隻過一個山坳。這種大搬家式的轉移，嚴重影響了紅軍的機動能力，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斗力。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面對十幾倍於己的強敵，當時擔負掩護任務的紅三十四師奮力抵抗，用血肉之軀筑起一道“城牆”。師長陳樹湘傷重被俘后，在敵人將他抬去邀功的途中醒了過來，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腸子，壯烈犧牲。紅三十四師近6000名戰士，與敵人鏖戰四天五夜，全軍覆沒。烈士鮮血染紅了湘江，以至當地百姓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湘江之戰后，中央紅軍雖突破了國民黨軍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使紅軍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轉變。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向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轉移的建議，當時並沒有獲得採納。經過通道、黎平、猴場會議的激烈爭論，中共中央決定向黔北前進，建立川黔邊根據地。這三次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糾正“左”傾錯誤路線，確定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做了重要准備。

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貴州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8日，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內容起草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后印發。

決議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原則是：（一）當還沒有發現造成敵人弱點時，不應該即刻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而應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誘、鉗制敵人，將主力轉移到敵側翼后方隱蔽集結，待機殲敵。（二）在決戰的時候，集中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即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的一路或數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這一路而消滅之，以此各個擊破敵人。（三）在粉碎敵人堡壘主義的戰術時，要發揮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特長，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隻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四）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粉碎敵人“圍剿”之后可能發生的兩種錯誤傾向﹔在戰役速決的原則下，要反對根源於恐慌情緒的倉猝應戰。（五）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使我們轉入反攻與進攻，是粉碎敵人“圍剿”的重要戰略之一。

決議批評了自戰略轉移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指出：我們突圍的行動，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卻還是機械地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

決議還批評了博古、李德破壞中央政治局和軍委集體領導的錯誤，強調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決議對在創造新蘇區中實行高度機動的戰略戰術，對於更好地領導革命戰爭取得徹底勝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1963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遵義會議后，黨和紅軍在歷經艱難曲折、跨過生死攸關的轉折之后，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鏖戰臘子口……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立刻呈現出新的面貌，顯示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

長征出發前，紅軍主力向什麼地方轉移？經過什麼地方？路有多遠？這些都不清楚。但紅軍將士堅信“不論我們自己能否到達勝利的彼岸，我們的旗幟一定能達到”。陸定一在《珍重》一文中寫道：“時光終於到了，不論如何難舍難分，今天要離別了。我們將要離別，為著蘇維埃的事業，我們將如哥侖布航海一樣，向那遠遠的西邊去，不知道將在什麼地方靠岸，也許在比較近的地方，也許很遠，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東西，僅是我們的指南針，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事業。為著它，我們奮斗了這許多年。我們必將勝利，必將靠岸，如哥侖布找到新大陸一樣。”堅定的理想、必勝的信念躍然紙上。

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長征路上所有的苦難，都在檢驗証明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列出了這樣一組數據：中央紅軍在367天的長征中，進行了300余次戰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兩萬五千裡路程上，日均行程74裡。正是因為有了共同的理想和必勝的信念，紅軍才能在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情況下，跋山涉水、爬冰臥雪，勇往直前、無堅不摧。

鬆潘草地，聽起來很溫柔，實際上是“死亡陷阱”。進入草地后，許多紅軍戰士把生的希望留給他人，把犧牲留給自己。紅三軍某連的炊事班共有九個人，進入草地后，為使全連同志有熱水飲用，炊事員輪流挑著一口沉重的銅鍋。有一天，一個炊事員倒下了，第二個炊事員含淚挑起銅鍋，繼續走下去。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去，炊事班的同志全部犧牲了。最后，這口銅鍋挑在了司務長的肩上。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出發時的近九萬人，到這時，隻剩下“皮包骨”的七千人。但正是這“皮包骨”的七千人，剛到達陝北，還沒站穩腳跟，便打敗了裝備精良、以逸待勞的東北軍。張學良對此非常震驚：“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這萬裡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都跟你走？還不是早就帶沒了！”張學良后來得出結論：“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1935年9月27日，紅軍到達甘肅通渭榜羅鎮。在此召開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到陝北，鞏固和發展陝北革命根據地，把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935年10月19日，北上紅軍到達吳起鎮，同陝北紅軍會師。行程兩萬五千裡、縱橫十一省的中央紅軍長征，以勝利結束了。1936年10月9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甘肅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合。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甘肅隆德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合。至此，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了。”從東南到西北，從紅土地到黃土地，長征的勝利，不僅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圖謀徹底失敗，而且使我們黨找到了中國革命力量生存發展新的落腳點，找到了中國革命事業勝利前進新的出發點。從長征的終點出發，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了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新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