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養山：被稱為隱蔽戰線的“福將”

陳養山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開拓者之一，新中國政法戰線的杰出領導人。在漫長的情報生涯中默默奉獻，未出現過任何閃失，被在隱蔽戰線上戰斗過的老同志稱為“福將”。
　　在惲代英影響下參加革命
　　陳養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於浙江省上虞縣。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醫。陳養山在本村小學讀書期間，因家境貧寒，未畢業即被迫退學。1919年，他到漢口市一家錢庄當了學徒以貼補家用。
　　1919年前后，中國社會急劇變革，各種思潮風起雲涌。陳養山懷抱“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理想，認真學習錢庄業務，並積極利用縫隙時間閱讀了大量書籍。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爆發，使陳養山認識到反抗舊秩序的可能性和意義。1924年初，陳養山接觸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被革命理論吸引，遂與志同道合的店員組成學習小組。在學習革命理論的過程中，陳養山尤其喜歡惲代英的文章，就寫信給惲代英，談自己讀書學習的體會與困惑。惲代英很快給陳養山寄了明信片，並約其到家中會面。對此，陳養山曾回憶說：“那天天氣很熱，我們從上午10時許，一直到下午4點鐘，會談持續了六七個小時”，“當時我提出一大堆問題，請教代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釋”，“我記憶最深的是，他說中國革命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要建立蘇聯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這次會談深深地影響了陳養山，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奠定了其終身革命的思想基礎。此后，陳養山一直視惲代英為良師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年10月，陳養山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於192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4月底，青年團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林育南派陳養山送密信到上海團中央。從此，陳養山開始邁入革命生涯。
　　掩護賀龍
　　1925年5月，陳養山抵達上海，惲代英安排其擔任團中央交通員，和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一起，參加了五卅運動。隨后，團中央派陳養山赴武漢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開展，團中央又將其調回上海，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擔任發行科長。其時，廣州的進步書刊多由海員工會會員秘密攜帶至上海，再從上海郵寄至全國各地。陳養山在同海員工會會員密切接觸中，積累了社會關系，為此后開展情報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26年春，組織上交代陳養山運送幾枚炸彈到武漢中央軍委。陳養山通過認識的海員，搭乘英國貨輪，完成了任務。這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陳養山被調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做統戰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養山在杭州難以立足，赴上海尋找黨組織，幾經周折接上關系后，被任命為法南區委宣傳部長。1927年11月，賀龍秘密來到上海。為了確保賀龍的安全，周恩來提議由陳養山承擔掩護賀龍的任務。陳養山將賀龍、周逸群安排在一個秘密住所裡。1928年1月，陳養山又秘密安排賀龍等人奔赴湘西。多年以后，賀龍對陳養山的工作依然贊賞有加。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賀龍談到情報工作重要性時說：南昌起義以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過特科，具體說是通過陳養山同志安排，把我隱蔽在上海后又秘密運送到洪湖的。我親身體會到，你們的工作，再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從事情報和保衛工作。1928年，國民黨中央在組織部內設立黨務調查科，即后來的“中統”。當時，上海黨組織全部轉入地下，陳養山完成掩護賀龍的任務后無法找到關系，隻好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節后，因組織農民暴動失敗，陳養山潛回上海，住在鮑君甫家，並在一家報館謀生。
　　鮑君甫，又名楊登瀛，18歲赴日本留學，回國后在日本人辦的基督青年會做事。1925年底，陳養山經人介紹與鮑君甫認識，且向鮑君甫學習日語。陳養山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發行科長，經常將書報送給鮑君甫。鮑君甫將其譯成日文，所獲頗豐，兩人遂成好友。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成立后，時任調查科總干事的楊劍虹和鮑君甫是老鄉，他邀請鮑君甫加入。鮑君甫心裡很矛盾，既想為國民黨做事，又不願得罪共產黨，他便將這種矛盾心理坦誠地告訴陳養山。據陳養山回憶：1928年三四月間，鮑君甫告訴我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即“中統”）的總干事楊劍虹，要他當偵探，做破壞共產黨的工作。鮑君甫想去國民黨做官，又想靠攏共產黨，問我怎樣才能兩全其美？我考慮他是國民黨左派，對我黨有一定的同情，可以爭取利用。於是，陳養山連夜將情況寫成材料，經過中共閘北區委向黨中央報告，建議同鮑君甫建立工作關系。
　　周恩來仔細研究了陳養山的報告，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隱蔽斗爭中非常重要，有利於中央特科工作的開展。周恩來指示陳賡了解相關情況。陳賡先約陳養山談話，詳細了解鮑君甫的情況﹔接著又同陳養山與鮑君甫面談。陳賡認為鮑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產黨朋友融洽相處，可以作為內線。經過中共中央謹慎考慮，同意鮑君甫為黨工作。為了方便陳賡工作，周恩來將陳養山調入中央特科，由陳賡單線聯系，並派中共黨員連德生作為鮑君甫的保鏢。
　　在中央特科的協助下，鮑君甫頗得楊劍虹、陳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七八月，楊劍虹涉及貪污案自殺。10月，鮑君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特派員。鮑君甫與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在鏟除叛徒、保衛黨的機關和營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立即派陳養山對鮑君甫作了氣節教育，並稱：不管形勢怎麼變化，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這個朋友的。鮑君甫入獄后，三緘其口，沒有暴露共產黨的秘密。
　　中央特科對鮑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從根本上講，這歸功於中央的領導、組織和協調。但陳養山憑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對黨組織的責任感，向黨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議，也功不可沒。
　　輾轉於天津、重慶等地開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備在北方開展工作，秘密情報關系是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議員胡鄂公。胡請求楊獻珍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順直省委遭到破壞，安子文、周仲英、劉亞雄、陳原道等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陳賡、陳養山赴天津營救被捕同志，並調查叛徒的情況。陳賡和陳養山化裝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個月后兩個人和楊獻珍接上關系。陳賡和陳養山在交通旅社住了個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陳賡住進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陳養山搬到大同公寓，與楊獻珍同住，協力進行營救工作。一天清早，楊獻珍在報紙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濟會被破壞的消息，趕緊告訴陳養山。陳養山果斷撤離，並通知陳賡，避免了危險。楊獻珍到北平找劉少白商議營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營救工作被迫停止。隨后，陳賡、陳養山將工作重點轉向清查叛徒。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陳賡和陳養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處、來往關系、活動規律，決定陳養山立即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建議派打狗隊鎮壓叛徒。半個月后，陳養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頭”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張克雲被擊斃。
　　8月下旬，天津黨組織有個姓鞠的黨員和陳賡取得聯系，陳養山與其住在一起。9月初，陳養山讓老鞠去買報紙，本來隻需十分鐘，但天黑也沒回來。陳賡到后，兩人判斷肯定出了問題，於是陳養山馬上撤離。第二天，在天津同志處得知老鞠已經被捕。鑒於這種情況，陳賡和陳養山在天津已經很危險，決定返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
　　這時，受“左”傾錯誤的影響，我黨在白區工作遭到破壞。1935年8月，上海臨時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疏散，陳養山擬派往蘇聯學習。臨行前，由於四川情報工作有所進展，陳養山被派往重慶。到重慶后，陳養山經過詳細調查，得知四川工作基礎很好，10月返回上海向黨組織匯報情況，聯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重慶，但經費無法解決，讓陳養山等待。11月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幾經周折，12月中旬陳養山接上關系，與陳克寒同往四川。陳昌、陳養山和陳克寒接辦四川實力派的新四川通訊社，以此為掩護，周旋於各派勢力之間，開展情報和統戰工作。經過數月努力，陳養山等人獲得大量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情報。如國民黨中央和地方軍閥的黨政軍動向的情報﹔軍力配備及互相斗爭的情報﹔國民黨軍部和黨部與地方各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情報﹔重慶經濟界與浙江資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種社會情報。1936年7月，陳養山回上海向黨組織匯報重要軍政情報，在准備返回四川之際，中共中央決定陳養山到陝北學習。9月，陳養山抵達西安，中央決定陳養山在西安情報站從事參與聯絡西北軍的工作。陳養山以西北文化日報社記者的身份作掩護，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交了不少朋友，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得到黨中央較高的評價。
　　1940年6月，陳養山回到延安，結束了16年的敵佔區情報生涯。其間，陳養山輾轉於武漢、上海、天津、重慶、成都、西安等地，從未被逮捕過。羅青長認為：這並非他有什麼訣竅，而是由於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的斗爭藝術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
　　在晉綏做情報工作
　　回到延安后，陳養山擔任中央社會部情報干部訓練班班主任。1942年2月，陳養山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運動。通過學習，陳養山的理論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底，中央情報部根據賀龍的提議，派陳養山擔任晉綏軍區調查局局長。
　　1941年8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9月，中央情報部成立。12月，晉綏邊區成立情報委員會。晉綏軍區情報處的任務是收集敵偽軍事情報、戰略情報和瓦解偽軍。1942年6月，晉綏軍區情報處擴大為調查局，1943年向敵佔區城市派出18名情報骨干。1945年1月，晉綏軍區調查局移交給中共晉綏分局領導。
　　1945年1月，陳養山一行抵達晉綏調查局時，原正副局長已返回延安，大部分干部受“搶救運動”影響，正在接受審查，工作處於停頓狀態，由晉綏軍區政治部鋤奸部代管。陳養山全力投入到甄別工作。他強調：甄別工作關系到同志們的政治生命，以及調查局工作的恢復和發展，要嚴格掌握政策界限、重調查研究、重証據，不輕信口供﹔要實事求是地做結論。由於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措施得當，晉綏調查局大部分干部重新走向工作崗位。陳養山隨后著手充實調查局機構，設立干部科、交通科、研究室、書報科、總務科﹔恢復忻縣、太原、陽曲、汾陽4個情報站，新建大青山情報處，在興縣、臨縣設立2個商店，作為秘密聯絡點。同時，派出23名基干情報干部到太原、北平、天津與地下情報關系聯絡，建立秘密交通點。晉綏調查局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
　　抗日戰爭勝利后，形勢急劇變化。1945年10月，晉綏邊區召開情報偵察工作會議，李克農到會指出：晉綏邊區的情報工作，要以蔣介石、閻錫山集團為主要偵察對象，加強發展城市內線工作，配合我軍反擊敵人的內戰陰謀。針對晉綏情報工作機構分散的現狀，陳養山征得邊區公安局相關領導人的同意，向中共晉綏分局提議，合並調查局和公安局，加強情報工作的力量，統一領導，協同作戰。晉綏分局贊同陳養山的提議，得到中央情報部批准后，晉綏調查局和公安局合並，成立公安總局。陳養山任副局長，1947年6月任局長。1949年3月，陳養山調任西北局社會部長。在陳養山領導下，晉綏情報工作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完成中央情報部收集敵方書刊的任務。敵方公開的報刊書籍，經過系統周密的分析，可以成為有價值的戰略情報。抗日戰爭期間，晉綏調查局通過各種關系，訂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以及大量日、中文書刊、雜志和年鑒。解放戰爭時期，平津工作站採購敵方報紙20多種，雜志30多種。這些報刊書籍源源不斷送往中央情報部，中央情報部屢次表揚，稱：“你們調查局，收集敵偽報紙，雜志書籍及各種年鑒等，對我們用處很大”﹔“特別在書報的收集上，對中央曾有很大幫助。”例如，國民黨六屆中委的派系分析，即根據日文年鑒寫出。
　　獲取大量軍事政治情報。1945年日軍投降前，閻錫山與日軍關系的內部情報﹔1946年3月28日，閻錫山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的情報﹔閻錫山部軍事部署、整編情況等均被我內線人員獲得。解放戰爭期間，西安情報站提供了胡宗南軍隊機密電報密碼﹔平津情報站提供有關第三軍的重要情報，保障了清風店戰役的勝利﹔太原情報站在上黨戰役后獲得閻錫山部整編情況和軍事部署的情報﹔歸綏情報站獲得111師、158師、320師、騎兵13旅等主要部隊的編制、裝備、人事等重要情報。1948年，國民黨接收平津大員“飛來派”和“地下派”之斗爭情報，北平、天津、北寧鐵路三個特別黨部的人事及內部斗爭情況，也為我內線人員獲得。在綏遠和平起義前后，蔣介石與12旅旅長鄂友三來往電報全部被我內線抄出﹔馬鴻逵派代表與董其武密商董其武部向西撤退的內幕，以及蔣介石派特務破壞和談的情報，和董其武部內部會議情況，均被我內線送到有關領導機關。
　　1949年3月，陳養山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長，領導西北地區的情報工作。西安解放前夕，我情報人員獲得胡宗南撤退的確切時間和方案、路線，及各軍、師部署、番號、代號、駐地和裝備的情報，並獲得西安城區圖、城防工事圖等。我內線利用西安綏靖公署電台，同我電台秘密聯絡，發回有關胡宗南部隊和國民黨黨務、特務上層人員活動機密情報90多份，對西安解放具有重大作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陳養山率領公安、情報人員進入西安，領導接收、社會治安和執行肅清匪特的任務，隨后組建了公安局和西安市保衛委員會等機構，確定了公安保衛工作的方針和任務。1949年10月1日，陳養山被邀在天安門觀禮台參加開國大典。10月15日至11月1日，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召開，會議由公安部長羅瑞卿主持，毛澤東、朱德到會講了話。陳養山參加會議，積極總結保衛工作的經驗，為新中國的公安事業建言獻策。
　　新中國成立后，陳養山擔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長。1950年9月，調任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南京市檢察署檢察長。在南京工作期間，陳養山審問並清查出國民黨特務黃凱。
　　經過多年磨礪，陳養山由初出茅廬的隱蔽戰線的戰士，成長為獨當一面的我黨情報工作的領導者。陳養山取得的成績，得益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也和情報戰線廣大工作人員努力息息相關。陳養山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展現出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