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基層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

春節過后，農歷正月十二，西北政法大學校長助理汪世榮教授再一次帶領研究團隊，風塵仆仆趕到1500多公裡外的浙江諸暨。他每年都要到諸暨做十幾次調研，跑遍了23個鄉鎮、街道，500多個村居。讓這位來自西北的法學研究者如此痴迷的正是長盛不衰的“楓橋經驗”。

半個多世紀前，浙江諸暨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有效解決了基層各類矛盾和問題。有關專家表示，“楓橋經驗”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強調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發動和依靠群眾化解人民內部矛盾。

作為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一面旗幟，“楓橋經驗”形成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於改革開放時期，創新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凝結著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創新社會治理的探索，歷經時代淬煉而不朽，迸發出穿越時空的旺盛生命力。

1、“楓橋經驗”從誕生到推廣全國

楓溪江潺潺流過楓橋鎮，江畔古樹參天，山色靈秀。“楓橋經驗”陳列館中式風格的外觀設計古朴典雅，場館內新技術的運用又顯露著現代氣息。一進入陳列館，牆上的歷史資料立即將記者的思緒拉回到“楓橋經驗”誕生的歲月。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共浙江省委選擇諸暨、蕭山、上虞等縣作為“社教”試點。楓橋干部群眾經集體討論，決定採取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方式對“四類分子”進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年10月，公安部領導到浙江視察，發現了楓橋區沒有捕人的經驗，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肯定地說，“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並指示要好好進行總結。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調查組趕赴楓橋，在調查核實后，主持起草了《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即“楓橋經驗”。其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不上交，依靠群眾，以說理斗爭的形式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

11月20日，毛澤東在公安部遞呈的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書面發言稿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22日，他在與有關負責同志口頭談話時指出,“楓橋經驗”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群眾為什麼懂得要這樣做﹔二是証明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並不比你們差，並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群眾工作做好了，還可以減少反革命案件，減少刑事案件。

196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楓橋經驗”推向全國。

此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的熱潮，“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戰線的一面旗幟。1964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捕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況比歷年都好。

“一個發軔於小鎮的經驗，何以能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視，何以能從浙江一隅走向全國各地，何以能歷經半個多世紀而不被遺忘，答案並不復雜，兩個字——人民！”紹興文理學院協商民主與基層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裘斌說。

2、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創新

走進楓橋鎮楓源村，村口石碑上的“三上三下，民主治村”八個大字躍入眼帘。道路寬闊平坦，樓房白牆彩瓦，這個鑲嵌在青山碧水中的村庄，處處透著祥和的氣氛。

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駱根土自豪地向前來學習考察的人們介紹，本村取名楓源，來自三“源”：一為楓橋母親河楓溪江之源頭，二為蘊藏豐富的高嶺土資源，三為“楓橋經驗”發源地之一。

“憑借‘楓橋經驗’這個傳家寶，我們村實現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一心一意謀發展，從靠山吃山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生了日新月異的大變化、大發展。”駱根土說。歷經歲月洗禮，“楓橋經驗”走出楓橋，走出浙江，走向全國。

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從此“楓橋經驗”開始向更高水平治理轉型。

“村口路燈不亮，很不方便”“路口擺攤，圍觀人多，請快處理”……在楓橋鎮綜合指揮中心，楓橋人生活的點滴問題都可以反饋在這個平台的大屏幕上。

信息的背后，是諸暨依托互聯網建起的社會綜治、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基層治理四平台”。中心負責人說，綜合指揮中心實現了“受理、執行、督辦、考核”閉環管理，要求“即事即辦”，疑難復雜事項不超過7個工作日。

發動和依靠群眾是“楓橋經驗”的精髓所在、靈魂所在。諸暨充分發揮群眾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全面推廣“三上三下”民主議決事制度，打造以“紅楓義警”“老楊工作室”為代表的品牌社會組織。目前共有各類社會組織4767家，其中僅平安、調解類社會組織就達1000余家，平均每4個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參加社會組織。

諸暨還建立了包括13個專業調解機構、742家調解組織、3536名人民調解員的大調解體系﹔形成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銜接的“多層次、社會化、全覆蓋”大調解格局，調解成功率達到97.7%。迄今，諸暨已連續15年被命名為“平安縣市”，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始終保持在96%以上。

“‘楓橋經驗’走的就是群眾路線，靠的是人民，為的是百姓。”諸暨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潘超英說，“隨著時代的發展，‘楓橋經驗’經久不衰，其強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於能夠傳承原初的精神內核，與時俱進、守正創新。”

3、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初心，在新時代尤為重要。“楓橋經驗”曾以一鎮一市一省的潛心實踐，為全社會的治安防范、糾紛化解提供經驗參照。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新時代“楓橋經驗”承載著人們新的期待。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2019年以來，“楓橋經驗”陸續被寫入《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為人民謀福利：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特別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全會審議通過的形式寫入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代表著“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根據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變化，“楓橋經驗”不斷創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載體：在治理理念上，從側重社會穩定為主，轉為社會全面進步，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在治理主體上，從一元治理轉為多元治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在治理方式上，從傳統治理轉為數字治理，從被動治理轉為主動治理，從事后治理轉為事先預防，形成了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現代治理體系。

“黨建統領、人民主體、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諧這五個要素構成了‘楓橋經驗’的鮮明特征和時代內涵。”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文顯說。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楓橋經驗’帶來了百姓和順、鄉村和美、社會和諧的新景象。”與“楓橋經驗”有40多年淵源的浙江省公安廳原副廳長金伯中認為，新時代“楓橋經驗”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的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方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十八載日月流轉，歷史的風光氣象萬千。“楓橋經驗”從鄉村實踐蝶變為國家藍圖中的重要元素，在新時代更見其價值。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楓橋經驗”這一長盛不衰的“傳家寶”一定能綻放新彩，再立新功。

（本報記者 陸健 嚴紅楓 本報通訊員 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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