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國民黨東北最高軍政部門的中共黨員

　　1984年6月，葛佩琦的老戰友和入黨介紹人劉子久賦詩一首：中州風雨憶當年，與君共讀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風勁草有今天。這四句詩，概括了葛佩琦的經歷與性格。

　　葛佩琦的一生，舍生忘死、光明磊落。他多次受黨的指派，不計個人安危，長期在國民黨軍政機構從事地下工作，為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始終襟懷坦蕩，堅信真理，以嶄新的姿態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愛國青年學運先鋒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於山東省平度縣仁兆鎮淖泥溝村。這是一個八口貧寒之家，父母膝下育有弟兄五人和一個妹妹，僅靠三畝半地維持生活。葛佩琦自幼聰慧好學，放牛放豬之時也手不釋卷，埋頭苦讀。

　　1929年春節后，葛佩琦用一條小竹扁擔挑起行李和書籍，背井離鄉，考取了黃縣崇實中學（現為龍口第一中學東校）。這所學校由基督教會興辦，校長是美國傳教士浦其維。1930年5月，同學們發起紀念濟南“五三慘案”兩周年大會，但是活動中“向國旗鞠躬”的行動遭到校長的反對。全體同學愛國情緒高漲，堅決沖破阻撓，毅然向國旗行了三鞠躬禮。校長翌日就宣布學校停止上課，予以解散。

　　葛佩琦並沒有因此放棄求學，而是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決定到更遠的北平去讀書。他拿著父親東借西湊的15塊錢，帶著母親做的一雙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褲褂，依舊用小扁擔挑起行李和書籍，從龍口渡海北上。他站在破浪前行的輪船上，面對廣闊無垠的大海，心中油然升起“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豪情。

　　到了北平，葛佩琦舉目無親，憑著頑強的毅力，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他經人介紹，在工廠的汽車房裡當學徒，每天兩頓窩窩頭，每月1元零花錢，沒有工資。1930年9月，葛佩琦在以前老同學的資助下，插班進入私立祟實中學（現為北京第二十一中學）初中三年級。為了籌措學費和生活費，他到校長開辦的羊奶場做送奶工。羊奶場負責給他交學費，每月另發工資3元。葛佩琦每天早晨4點起床，騎著自行車，將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東單、東交民巷一帶的用戶家，8點鐘進教室上課。下午4點下課后，再按原路線送一趟羊奶，回來上晚自習。風雨無阻，寒暑不輟。工作之余，他爭分奪秒刻苦求學，用兩年的時間就讀完了高中三年的課程，於1933年暑假越級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此后兩年，他或當家庭教師，或到中學教課，依舊勤工儉學，發奮苦讀。

　　葛佩琦入學北京大學之初，埋頭學習，很少過問政治。但他日益感到同學中洋溢著五四運動的精神，校園裡彌漫著關注時局的濃厚氛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等問題不絕於耳，國民黨、共產黨種種討論此起彼伏。他在中學時就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漸漸對時政產生了興趣。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后，日本帝國主義窮凶極惡，步步進逼，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國民黨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妥協退讓，對內鎮壓革命。中國共產黨則率先舉起了武裝抗日的旗幟，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發動全國民眾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兩相對比，葛佩琦深刻認識到必須積極向共產黨靠攏，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事變。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葛佩琦感到再也不能“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專讀物理書”，便參與發起了北京大學學生會，從此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逐漸成長為抗日救亡的先鋒人物。

　　1935年12月9日，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葛佩琦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散發傳單，舉行講演，展開了抗日救亡大宣傳。10日，北京大學學生會正式成立，葛佩琦當選為執行委員。在中共北平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市學聯決定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凌晨，國民黨武裝軍警包圍北京大學學生宿舍，大肆抓捕愛國學生。站在游行隊伍最前排的葛佩琦首當其沖，被抓進警察署“過堂”。面對強加給學生的“造反”罪名，葛佩琦義憤填膺地說：“是！我們是要造反。我們要造日本帝國主義的反，要造漢奸賣國賊的反！”當對方要他跪下時，他怒斥道：“隻有漢奸賣國賊，才會向帝國主義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學生，是抗日救亡的愛國青年，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幾天之后，關押在監房裡的北大學生，由學校當局保釋回校。經過這次獄中斗爭，葛佩琦更加堅信，要抗日救國，就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學聯指導平津學生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冒著凜冽的寒風，向民眾傳播抗日救亡的火種。宣傳團回到北平后，於2月1日召開全體團員大會，宣布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葛佩琦成為民先隊的第一批隊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加積極地投身學生運動。

　　3月底，北京大學學生會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動”。6月初，學生們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葛佩琦當選為21名委員之一。在民先隊的大力支持和絕大多數同學的擁護下，北大學生救國委員會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12月11日，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正式成立，葛佩琦當選為副主席。

　　1937年6月，葛佩琦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他沒有去中學教物理，而是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抗日斗爭。北平各大院校的學生在西山聯合舉辦軍事夏令營，葛佩琦專程去聽課，學到一點游擊戰常識。

　　1937年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后淪陷。葛佩琦懷著十分沉重的心情，和一批同學輾轉前往南京，參與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學會”，並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同學會中有中共地下黨員二三十人，做了大量利於抗戰的工作，例如組織戰地救護隊，從淞滬前線救回大批傷兵﹔組織宣傳團，演唱抗日歌曲，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幫助大批青年學生到后方或延安，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游擊馳騁豫東

　　為了奔赴抗日戰場，葛佩琦接受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的培訓。1938年2月，他和戰訓班同學共100人抵達河南鄭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潛委派他們為民運指導員，分配到各縣工作。葛佩琦和共產黨員王振鴻、劉野亮等40人，主動要求到接近抗戰前線的商丘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根據“人不離省，槍不離鄉”的原則，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聚集抗日力量，保衛戰區安全，支援徐州會戰。

　　在出發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八路軍駐開封辦事處主任劉子久同葛佩琦談話，指示他到豫東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裝，並表示有事時可以聯系。

　　1938年6月，國民黨軍隊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堤壩，造成大面積的黃泛區。在其他各縣民運指導員紛紛撤離時，葛佩琦留在商丘堅持斗爭，他聯合商丘地區民運專員宋克賓和虞城縣長蔡洪范，成立豫東抗日游擊司令部，收集國民黨軍隊撤退時遺留的槍支彈藥，發起組織抗日自衛隊。這支隊伍吸收了一批青年農民和愛國學生，收編了幾支地方武裝，很快發展到五六千人的規模。在工農群眾的配合下，游擊隊拔除了日軍在隴海鐵路線上的幾個據點，收復兩座縣城。

　　6月下旬，葛佩琦派人前往洛陽，與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聯系，並向劉子久轉交入黨申請。8月的一天晚上，葛佩琦正在洛陽出差，劉子久來到旅社向他宣布：“組織上已經正式批准你的入黨申請，由於你是老民先隊員，免除候補期，直接轉為正式黨員。”自一二·九運動以來，葛佩琦一直在積極向黨組織靠攏，此刻終於實現了加入共產黨的夙願，內心感到無比榮幸，決心為革命事業奮斗終生！

　　葛佩琦向劉子久匯報了工作，劉子久代表黨組織交給葛佩琦一個任務：“做好宋克賓和官兵的統一戰線工作。為新四軍彭雪楓同志率隊進駐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條件。”劉子久還寫了一封介紹信，要他交給彭雪楓。

　　1938年10月下旬，彭雪楓率新四軍游擊支隊來到鹿邑縣。葛佩琦單獨和彭雪楓見面，轉交了劉子久的信件，匯報了豫東地區的抗戰形勢。彭雪楓要他繼續做好統戰工作，並告知有事可以直接聯系。1939年2月，彭雪楓率部進抵永城縣書案店，開辟豫皖蘇抗日根據地。葛佩琦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軍工作。彭雪楓對他說：“為了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你留在宋克賓部，比調到新四軍會起更大的作用。”

　　此后，葛佩琦隱蔽在國民黨軍隊中，冒險開展抗日斗爭。1940年春，他策動偽和平救國軍第一軍所部2000余人反正。10月下旬，他又策動該軍的三個師同時反正。

　　1942年，葛佩琦參加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的西安地下情報工作，接受趙耀斌（又名王石堅）的領導。他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的名義，攜帶配屬電台，來到安徽界首，將悅昌恆商行作為聯絡據點，通過兩方面的工作，搜集各種情報：派遣聯絡人員赴商丘、柘城、亳縣等淪陷城鎮，百般搜集日偽軍事情報﹔利用國民黨少將參議和戰地聯絡組組長的公開身份，與各路軍政要員保持交住，暗中了解國民黨軍隊的部署和調動信息。從此，葛佩琦在豫東、皖北成功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情報網絡，聯絡范圍遠至北平、上海。來自淪陷區的各類重要信息，源源不斷地流向我黨在西安的地下情報組織。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趙耀斌、李年等人打著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團支部的招牌，共同籌辦“西安研究書店”，以此為地下工作聯絡站，繼續開展隱蔽斗爭。

　　深潛敵營虎穴建功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趙耀斌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聯絡站，為向東北轉移作准備。葛佩琦利用以前和美國空軍聯絡站建立的關系，搭乘美軍飛機到徐州，然后乘火車到達北平。9月底的北平，到處是國民黨接收大員“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動蕩紛亂。趙耀斌原本希望葛佩琦也能接收一家敵偽文化單位，然后辦一個報社或書店。但是葛佩琦並沒有以國民黨接收大員身份作掩護，最后在絨線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為掩護，建立了聯絡站。

　　1946年春節前，趙耀斌在信中用暗語對葛佩琦說，“朋友們要到東北做生意，也給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東北”。大年初三，李年、王書鼐、邢國彥坐飛機來到北平。這三位同志都是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情報工作者，這次是受趙耀斌安排，准備和葛佩琦一同前往東北。

　　此時，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也到了北平。他經過李年的介紹，會見了葛佩琦，並對葛佩琦的工作能力十分賞識。幾天之后，余紀忠委任葛佩琦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

　　就在葛佩琦動身去東北時，看到國民黨的報紙上登出一條消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下令在通遼槍斃中共黨員29人。這顯然是對中共地下黨員的恫嚇。但葛佩琦深知，東北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黨組織派他到東北，主要任務就是搜集敵人的軍事情報，這是一個地下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共產黨員要為革命事業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為革命而死，無上光榮！想到這些，葛佩琦已經無所畏懼。他就是要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打入國民黨東北最高軍政部門。

　　到沈陽后，葛佩琦和“國民黨東北行轅政工處第二科科長”李年、“沈陽警備司令部新聞處副處長兼東北通訊社社長”王書鼐、“遼北省長嶺縣縣長”邢國彥等地下黨員，共同建立起一個情報小組。葛佩琦每次獲得情報后，都是先傳遞給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譯成電碼，交由地下電台發報員發給趙耀斌。

　　葛佩琦在東北最初的職務是政治部代理第一組組長，能夠利用身份掩護，獲得大量機密。國民黨在東北各支部隊的番號、駐地、人數、編制等信息，均會報給長官部政治部，以便編成國民黨在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這些情報，悉數經過葛佩琦之手，成功為我黨所掌握。

　　1947年春，葛佩琦代表長官部政治部到安東（丹東）視察，向駐在該地的國民黨軍隊參謀長了解部署情況，檢查了新修的防御工事。他將這些情況，秘密報給我黨地下組織。

　　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國統區爆發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掀起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五二○”運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教師罷教，運動迅速席卷60多個大中城市。6月1日，北平學生發起游行示威，沈陽學生也計劃在次日游行響應。面對風起雲涌的學生運動浪潮，國民黨政府採取一貫嚴厲鎮壓的措施。國民黨東北行轅指定長官部政治部、長官部第二處、沈陽警備司令部等單位組成“學生指導委員會”，研究對策。有人在會議上提出使用武力鎮壓學生的游行，葛佩琦等4人都參加了會議，堅決反對向學生開槍。會議決定當夜派軍警逮捕各校的學生會負責人，葛佩琦一經散會，立即秘密通知東北大學的3名進步學生，幫助他們連夜逃脫追捕。

　　1947年6月中旬，東北民主聯軍的夏季攻勢進入第二階段，發起了四平攻堅作戰。國民黨第71軍軍長陳明仁指揮部隊據城死守，戰事逐漸進入白熱化階段。6月底，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組成前進指揮所，以鄭洞國為前敵指揮官，從沈陽揮師北上增援四平。葛佩琦時任指揮所新聞組組長，發現了一同前進的第93軍炮兵團和戰車營的動向。在部隊進至鐵嶺、昌圖一帶宿營時，他將有關情報用軍用電話報給了李年。由於事先對敵情估計不足，東北民主聯軍在付出重大傷亡后，仍未打下四平，隻得退兵。葛佩琦進入四平城內，代表前進指揮所向陳明仁表示慰問。陳明仁對他說：“共產黨的特務無孔不入，他們夜間爬到工廠的高煙筒上，打信號彈，給城外共軍指示進攻目標。”葛佩琦聞言故意說道：“共產黨的特務確實有辦法，有時他們來到我們的眼前，我們還不認識他們！”

　　臨危不懼堅持斗爭

　　1947年8月，國民黨東北軍政機構重新編組，原保安長官司令部撤銷，職權業務並入東北行轅。葛佩琦調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負責管理東北的新聞出版機構和宣傳事宜。
　　深入敵人營壘開展隱蔽斗爭，即使有國民黨少將的頭銜作掩護，也隨時會有被捕殺頭的危險。葛佩琦經常提醒自己，伴敵人如伴虎狼！他為自己制定的行動守則是：要靜如處女，動如脫兔﹔要機智、勇敢、沉著、謹慎。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1947年9月底10月初，由於北平情報站的工作失誤，中共北方地下情報系統遭到國民黨保密局的大肆破壞。趙耀斌在西安被捕，葛佩琦與上級的單線聯系中斷。趙耀斌領導的華北、西北、東北情報組織也受到沉重打擊。國民黨特務系統彈冠相慶，吹噓“搞垮了中共半壁江山”。

　　李年、王書鼐、邢國彥也同時被捕，但此時葛佩琦並不知道北平、西安等地發生的緊急事態。他暗自考慮，沈陽這個情報組織已經被破壞，自己是否暴露了身份？要不要立即轉移？還是堅守崗位，營救同志？如果黑名單上有了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沒有，也不會因為營救同志而被逮捕。

　　“既入虎穴，何必怕虎？”葛佩琦經過多方打聽，得到三位被捕同志的關押地點。他立即通知他們的家屬送飯送衣，並全力設法營救。1948年1月，李年等同志被押往南京，營救工作遂告一段落。

　　值得慶幸的是，葛佩琦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但是他和趙耀斌的聯絡已經斷絕，情報發不出去。而此時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戰場上節節敗退，沈陽解放已成定局。在這一段時間裡，葛佩琦雖然不能繼續做情報工作，但還可以頂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的頭銜，利用舊有的社會關系，做些有利於革命的其他工作。

　　1948年2月，東北大學有幾名進步學生被逮捕，葛佩琦利用手中職權將他們保釋出獄。當沈陽城內一些窮苦的山東同鄉失去生計時，葛佩琦以山東同鄉會理事的身份向一些大戶募捐，並暗地動員失業同鄉到解放區參加生產。在沈陽解放前夕，葛佩琦多次召集沈陽各報社的進步編輯和記者開會，要求他們揭露國民黨當局抓壯丁、拉民夫、搶征農民糧食等苛政。

　　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歷時52天的遼沈戰役勝利結束。葛佩琦坐上馬車經過山海關前往北平，一路上看到紅旗飄飄，想到革命的旗幟上有自己的一滴血汗，心裡感到由衷的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