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普通人 做老實事
甘祖昌龔全珍家風故事

一位將軍,戎馬一生,卻因患病擔心影響工作,堅決要求解甲歸田,帶領鄉親修水庫、建電站、興農業,造福十裡八鄉。一位教師,毅然跟隨將軍丈夫扎根貧苦山區,投身教育事業,生活儉朴卻格外熱心助人,年屆九旬仍不忘弘揚正氣。甘祖昌和龔全珍夫婦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生活中,甘祖昌告誡子女最多的一句話是:“要挑老紅軍的擔子,不能擺老紅軍的架子。”在這樣的教導下,甘祖昌、龔全珍的后代都在平凡崗位上老老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做事,傳承著良好家風。
甘於奉獻是家教——
“在農村參加生產或工作,同樣能對黨的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
這是電影《這樣一位將軍》中的場景:1955年,新疆軍區后勤部長甘祖昌向組織申請回鄉務農,龔全珍聽了后很生氣,責怪丈夫為什麼不和她商量,甘將軍向她發了一通火。
在談及電影這一細節時,龔全珍笑著說:“電影需要矛盾沖突。我非常尊重他,他農民出身,入黨這麼久,又是老同志,靠得住。”
甘祖昌和龔全珍都是共產黨員,擁有共同的理想。無論在哪裡,無論環境如何變遷,無論是什麼角色,他們都堅定信仰:做一名純粹的、無私的共產黨人。
當時,組織上不批准甘祖昌回鄉,龔全珍就陪著丈夫,一直遞交了3年的報告。1957年,組織終於同意了。龔全珍任教的解放軍子弟學校八一中學的領導問她:“甘部長回老家當農民,你去當什麼?”龔全珍說:“他當農民我也當農民,不會當學著當。”
從新疆到家鄉江西省蓮花縣沿背村,甘祖昌從將軍到農民,回到了另一個戰場﹔龔全珍從部隊學校到農村學校,繼續戰斗在教育戰線。
戰場不同,辛苦緊張卻一樣——從1958年開始,甘祖昌便開始帶領大家虎形嶺上伏虎,冬水田裡降龍,把虎形嶺變花果山,改造冬水田,受到鄉親們的愛戴。“祖昌一到家鄉,每天背個镢頭出門勞動。種什麼水稻,產多少斤,他有個小組專門研究。”龔全珍則一直保持在部隊教書的習慣,周一到周六住在學校,在小學當校長時,離家更近,就十幾分鐘路程,但她仍然吃住在學校。所以家裡大小的事,幾乎由甘祖昌包了,女兒衣服、鞋子破了,他都會及時補上。三女兒甘公榮回憶說:“小洞爸爸補,大洞就等媽媽星期六回來補。”
戰場不同,精神品質卻一樣——甘祖昌有工資,他出工不但不要工分,而且把工資拿出來買化肥,獎給改造冬水田的生產隊,還捐錢建橋、建水庫和電站。而在學校,每次調工資,龔全珍首先聲明她不調:“我都不好意思,縣長工資才50塊錢,我有80塊。太多了。”除了必要的家用外,大部分工資都接濟了貧困學生。龔全珍曾經的同事劉永林回憶說:“我剛來,沒有轉正,她就把糧票、餅干票給我。小學校舍不夠,她帶領師生們建教室,木工和泥工的工錢都是她貼的。”
戰場不同,累累戰果卻一樣——甘祖昌帶領鄉親一道修建了3座水庫、25公裡長的渠道、4座水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梁,每項工程他都捐錢,有統計的達8.578萬元。龔全珍捐資建了8個教室,捐助學生上百人,捐贈圖書近萬冊,用實際行動傳承甘祖昌艱苦奮斗、建設美好家鄉的信念。
在父母言傳身教中成長,不擺架子挑擔子的思想早早在兒女們心底扎了根。二女兒甘仁榮始終記得父親的話:“如果你對前途有了正確的認識,當你在生產或工作中取得了一點微小的成就的時候,你就會感到在農村參加生產或工作,同樣能對黨的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你就會自覺地感到農村的前途是遠大的,農村是有出息的。”
甘祖昌的嫡孫甘軍,19歲參軍,先后獲得多次“優秀士兵”榮譽稱號。1999年,他在訓練中撞傷右眼,致使右眼視網膜脫落,右眼視力僅為0.05,定為三等乙級傷殘。當時甘軍正在參加提干培訓,他主動找部隊領導要求退出培訓,說:“我的右眼已經嚴重受傷,即使提干了,也會影響以后的工作。”
回到地方后,甘軍主動要求到條件艱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並巡查最偏遠的王家源片區,在基層一干就是十幾年。在單位,甘軍向同事隱瞞了將軍孫子的身世,從不借此“沾光”﹔隱瞞了殘疾軍人的身份,從不向組織提要求。直至2010年,市民政部門因要建甘祖昌雕塑到工商局找甘軍,單位領導才得知他是將軍后代。
當被問起為何要隱瞞這兩個“秘密”,甘軍沒有回答,只是說起了兒時的家事。甘軍由龔全珍一手帶大,奶奶對他要求非常嚴格,常教育他:“我們不要因為是將軍的后代而炫耀自己的家世。我們的身份沒什麼特殊,但更有一份特殊的責任,把將軍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奶奶的話,甘軍始終記在心裡。
艱苦朴素是家風——
“國家每月是給了我300多塊,這個錢,我用在發展生產、改變農村面貌上,比用在吃穿上有價值得多”
回到蓮花后,甘祖昌、龔全珍全家一直過著勤儉節約的生活。
在家中,甘祖昌是“財政部長”,就連龔全珍的工資都是交給丈夫統一分配。孩子們有時不解,問母親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工資都交給父親,平時買點東西還要伸手向父親要。龔全珍總說:“你們父親在部隊搞了幾十年的后勤工作,他會把錢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也省心。”
當時,甘祖昌每月工資330元,生活卻十分節儉,把大部分工資用來支援農村建設。在群眾眼裡,他始終是“一身補丁打赤腳,一根煙杆沒有嘴。白羅布汗巾腰間纏,手拿砍刀肩扛鋤”的農民形象。
“父親回鄉以來,就給自己約法三章,衣食住行都要和普通村民一樣,不圖安逸、不講排場,時時、事事、處處嚴格要求自己。飯是糙米飯拌薯絲,菜是豆腐、辣椒、白菜等素菜。”甘仁榮記得:“從小父親要求我們碗裡不能剩一粒米飯,掉在桌上的飯粒要撿起來吃掉,絕不允許浪費一粒糧食。”
小時候,家裡的生活用品都是甘祖昌去買,孩子們穿的衣服布料,都是買一毛七分錢一尺的白龍頭細布,再買染料染成藍的、灰的、黑的,男女老少都穿一樣。“父親說這樣省布。父親的衣物都要穿10年以上,破了就補,直到不能補了,就給二嬸用來鋪鞋底。”甘仁榮回憶道。
一些老戰友曾對甘祖昌說:“老甘,你這身打扮,是丟我們老干部的臉!國家沒給你錢嗎?一個月300多元,就不能做幾套適合穿的衣服嗎?”
甘祖昌回答說:“我早就當了農民,不是什麼老干部。國家每月是給了我300多塊,這個錢,我用在發展生產、改變農村面貌上,比用在吃穿上有價值得多!”
好的傳統就要有好的傳承。甘祖昌一家人身上都印刻著勤儉節約的烙印。
如今,九十多歲高齡的龔全珍生活依舊儉朴。一次,她的學生來家裡看望老師,見到老人家的衣服太舊了,就說:“我給您買一套新衣服吧。”龔全珍馬上制止,說這些衣服還能穿,叮囑學生千萬別買。
從新疆回來后,龔全珍的一塊手表一戴就是幾十年。年頭長了,手表總是壞,壞了就修好后接著戴,壞了再接著修,就這樣壞了修修了戴,一直堅持到實在沒法再修了,她隻好讓孫媳婦幫忙在網上淘一塊便宜的,還特意交代幾十塊錢的就行。
甘公榮的節儉也是出了名的。龔全珍志願者協會會長李麗輝說,甘公榮平常穿著打扮非常朴素,衣服洗得發白了依然穿在身上,平常買菜,也都是買一些不新鮮但便宜點的。甘公榮認為,隻要洗干淨,做熟了一樣吃。有一次,李麗輝和甘公榮去走訪慰問困難群眾,她發現甘公榮背著一個包,估計已經10多年了,好多地方皮都掉了。甘公榮卻說,這沒關系,隻要裡邊的東西掉不出來就可以繼續用。
“甘姐一個月工資也就三千多塊錢,但每次走訪看到誰家經濟特別困難,總是以母親龔全珍或個人名義五百、一千地捐款。”李麗輝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深深被龔全珍全家這種朴素無華的精神所感動。
嚴於律己是家規——
“隻能給后代留下革命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
甘祖昌和龔全珍不僅嚴於律己,從來不向組織上提要求、謀私利,也教子從嚴,幾個孩子誰也沒沾過“將軍后代”的光。“隻能給后代留下革命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這是甘祖昌常對子女講的話。
新疆解放以后,大兒子甘錦榮去新疆找甘祖昌,以為父親可以給自己安排一個好工作,沒想到甘祖昌卻說他沒有文化,干不了什麼技術活,就安排他在新疆打鐵。甘錦榮身體不好,打了幾天的鐵就病倒了,醫生檢查后確認他不宜打鐵。甘祖昌便對兒子說:“我本來想把你培養成鋼鐵戰士,誰知你沒這個福分。好吧,我介紹你到農六師去學開拖拉機。”
1973年冬,在吉安地區衛生學校學習的長女甘平榮剛好18歲,聽說吉安地區征召女兵,一心想去參軍,便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給人武部打個招呼。接到這封信,甘祖昌囑咐龔全珍:“給平榮寫封信,說我的意見是符合條件就去,不符合條件就安心學習。”
不巧的是,有一天龔全珍在地裡勞動時摔斷了手,甘祖昌便陪她到吉安看病。吉安軍分區的領導同志得知這個消息便來到醫院看望,順便就甘平榮參軍的事征求甘祖昌意見。甘祖昌說:“一切按原則辦事,如果她身體合格,你們就接收她,否則就不要接收!不要因為我的緣故破壞規矩,我知道她的右眼近視,希望體檢時嚴格把關!”
得知這個消息,甘平榮傷心地哭了。但她沒有灰心,積極鍛煉身體,最終因為品學兼優而光榮入伍。參軍以后,她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訓練,取得了好成績,為父親母親爭了氣。
1976年,龔全珍從教育工作崗位退休,按照當時規定,干部離退休,可以由一名子女頂替,因此,小女兒甘吉榮打算去學校“頂班”,卻遭到甘祖昌的堅決反對。他說:“子承父業,這是封建社會的舊規矩,也是官僚集團腐敗無能的根本原因。子女長大了,應該自謀出路,不應該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吃老本!”
當年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蓮花的山山水水見証了甘祖昌和龔全珍永葆本色、一心為民的信仰,也見証了甘家一代代的家風傳承。多年來,甘祖昌和龔全珍的一言一行始終教育著兒女們。在他們的影響下,兒孫們盡管身處平凡崗位上,卻個個品行端正、工作敬業。如今,他們有的被推薦為“最美萍鄉人”候選對象,有的當上了“三八紅旗手”,有的榮膺“全國勞動模范”。
同事和朋友曾送給甘家子女16個字:革命后代,將軍傳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這既是對甘祖昌和龔全珍兒女們的褒獎,更是對這個革命家庭高尚家風的贊揚。(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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