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為何選擇在莫斯科召開

學林出版社出版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在茅坪八角樓相繼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兩部著作，總結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系統論証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發生和發展的原因，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此前，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俄羅斯莫斯科南部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舉行。這次大會是在大革命失敗、土地革命戰爭興起，黨內剛剛結束了持續6個月的“左”傾盲動錯誤，而同期毛澤東創建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龍源口大捷后達到全盛時期這樣的大背景下召開的。2006年，筆者來到五一村，在村文化宮圖書館中查到五一村工廠日志，其中記載著有關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開的內容﹔在五一村村民帶領下，在廢棄的倉庫中，發現了俄羅斯舊報紙，“歷史一頁”欄目的文章名字是《五一村：中共六大》。

中國共產黨是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懂得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的。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教育了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促使他們拿起武器進行戰斗。毛澤東就講過：“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八七會議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1927年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8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中央臨時政治局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委，瞿秋白為主席。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中國革命進入黨獨立領導創建紅軍和開展武裝斗爭的新時期。黨先后發動和組織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近百次武裝起義，創建農村根據地。但是，這時的革命形勢依然處於低潮。對敵人野蠻屠殺的滿腔憤怒和復仇渴望，像一團火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中，使大家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沖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過高地把一部分先進分子的認識水平看成是廣大群眾的認識水平。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錯誤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到1928年4月，這次“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才基本停止。

上井岡山，“朱毛紅軍”的源起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南下時，決定選擇在井岡山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因為：這個地區在大革命時期各縣曾建立過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當地的農民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都受過大革命的洗禮，願意同工農革命軍聯合﹔這裡地勢非常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易於部隊籌糧﹔地處兩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比較遠，加之湘贛兩省國民黨新軍閥之間又存在矛盾，敵人的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9月29日，起義軍在江西永新縣進行了三灣改編，實施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官兵平等等措施，開始改變舊軍隊的習氣和不良作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這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10月中旬，國民黨新軍閥李宗仁部和唐生智部發生戰爭，井岡山地區敵人兵力空虛，這是工農革命軍向外發展的良機。11月，工農革命軍攻佔茶陵縣城，成立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由譚震林擔任主席。這是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攻佔遂川縣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地區的第一次“進剿”。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具規模，湘贛邊界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初步形成。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中，毛澤東尤其重視軍隊建設。1927年底，他規定部隊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1928年4月，他又總結部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當時稱“三條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六項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對於加強人民軍隊建設、正確處理軍隊內部的關系特別是軍民之間的關系、瓦解敵軍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1萬余人陸續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師。會師后，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以后，他們領導的紅軍被稱為“朱毛紅軍”，是令國民黨軍隊聞之膽寒的部隊。毛澤東和朱德的名字便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紅四軍連續打破國民黨軍“進剿”，使根據地日益擴大。6月23日，紅四軍取得龍源口戰斗勝利，井岡山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

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並走向復興，關鍵在於找到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這條獨特的道路，是在全黨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其中，毛澤東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創造出堅持、發展農村根據地的完整經驗，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初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闡明。

中共六大的召開

在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前后，在如何認識當前的社會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這個時候，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革命面臨的諸多問題，認真加以研究和解決。

中共六大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醞釀和准備。由於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証安全的地方開會。不久，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所以，經報請共產國際同意，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如期召開。出席六大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正式代表84人。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大會明確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

六大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從而在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上澄清了黨內長期存在的錯誤認識，對以后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六大也存在一些缺點：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二是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四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

中共六大會址的確認和修復重建

關於中共六大會址，國內一般隻含糊地說在莫斯科近郊一座舊式貴族庄園，而具體到村鎮名稱則有“茲維尼果羅德鎮”（位於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於莫斯科南部）兩種說法。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參加六大的許多當事人，如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飛等，在回憶六大時，隻簡單地說在莫斯科召開，或者說在莫斯科近郊召開，而沒有說明詳細地名。就是記述較為詳細的張國燾，也隻說了個大概。他在《我的回憶》一書中寫道，記不得六大會址的名字了，“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庄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阡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關於“茲維尼果羅德鎮”說，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這本書是1971年在美國出版的，1980年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翻譯出版發行。盛岳在“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章中專門談到六大會址。書中寫道：“一個出席黨的六大的東方共大學生回憶說，大會會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不遠的一座鄉間別墅。這座鄉間別墅原來是沙皇時代一個地主的財產，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銀色別墅’，因其白牆在陽光下光耀奪目而得此名。”

盛岳於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后叛變，全國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是近40年后寫的。他在書中也稱，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記憶，“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我的記憶也靠不住”。據盛岳稱，其妻秦曼雲“對關於黨的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貢獻尤為可貴”，因秦當時是從中山大學調去參加六大准備工作的學生之一。但秦自己則說，她連六大會址附近火車站的名稱都記不得，“畢竟已事隔40年”。

由此，國內眾多著述在介紹中共六大會址時，大多借用盛岳書中的說法，甚至對會址及其周邊場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瞿秋白傳》，寫的是“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銀色別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寫的是“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的一個叫做列布若耶（銀光）別墅的前貴族庄園召開”﹔還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五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拍攝的歷史文獻片《從一大到十五大》等，都是這麼寫的。

當然，也有一部分著作採用“五一村”的說法，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史稿》就認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那羅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烏麥斯基村舉行”（那羅福明斯克城即今俄羅斯納羅法明斯克地區，“波烏麥斯基”即“五一”的俄語音譯——引者注）。1999年9月，筆者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著名漢學家舍維廖夫教授（現已去世）帶領下，參觀過五一村中共六大會址。清楚記得，當時的路牌上標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羅斯網站上查找中國國內革命戰爭的歷史資料，也說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開。同時，盛岳書中對中共六大會址及其周邊環境的描述，符合我們參觀的五一村中共六大會址特征，而具體地名不符，估計是那位“出席黨的六大的東方共大學生”搞錯了，或者是由於年代久遠，盛岳本人或是其妻記錯了。此外，雖然兩種說法所稱的地點名稱不同，但所用的圖片卻是相同的，事實上都是五一村中共六大會址的三層樓。因此，關於中共六大會址的爭議，應當說可以釋疑了。

后經努力，終於找到了三份能夠明確証明六大在五一村召開的原始檔案文獻：《米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28年7月19日）。這三份檔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時間是六大召開期間。

六大是在秘密情況下召開的，當時，當地居民知道中國人在開會，后來知道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麼一件大事發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村民們感到很自豪。他們還說，五一村曾是蘇聯克格勃的保密區，外人根本無法進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這恐怕也是中共六大選擇在這裡召開的一個重要原因。

2006年筆者再次去了莫斯科中共六大會址，庄園大門的兩根柱子殘跡仍在。在歲月長河的侵蝕中，這個曾經輝煌的俄羅斯舊式貴族庄園日漸破敗和衰落，到處雜草叢生。會址的樓房牆體已經出現損壞，三層高的樓房類似我們國內所稱的“筒子樓”，走廊兩側的牆壁斑駁陸離，走廊盡頭堆放著廢酒瓶子等雜物垃圾。樓內原住著十幾戶人家，一次火災之后，全部搬離。

中共六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中共六大會址恢復重建工作自始至終受到中俄雙方領導人高度重視。2010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理普京就中共六大會址保護問題達成共識。自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與俄羅斯戈洛杰茨副總理共同出席中共六大會址紀念館建館啟動儀式以來，兩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就有關工作交換意見，從各方面對工程建設給予關心、指導和支持。俄羅斯各有關部門大力支持、積極配合，俄羅斯民眾也給予真誠理解和熱情支持，各承建單位和前線工人克服各種困難，辛勤工作，中俄雙方經過1000多個日日夜夜的奮戰，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的場景得以重現在世人面前。

轉瞬八十八載風雲歲月。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會址常設展覽館建成儀式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就中共六大會址常設展覽館建成致賀詞。

中共六大會址常設展覽館是迄今為止中國在海外的唯一關於中共黨史的常設展覽館，是建黨95周年的獻禮工程，是“一帶一路”的“中國名片”，是中俄兩國傳統友誼的歷史見証，也是中俄兩國領導人和兩國人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創造的中俄友誼的新篇章。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