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我們的老校長

　　毛澤東與中央黨校有很深的淵源，1933年5月23日，毛澤東曾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高級班學員講中國蘇維埃革命史。他生動地講述了中國蘇維埃運動發生發展的過程，並回答了學員提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我們為什麼不能進行議會斗爭和其他合法斗爭？”等問題。學員肖鋒曾寫道：“毛主席講的課，言簡意明，通俗易懂，解答了我們心中不太明白但又迫切想知道的問題，打開了我們困惑的心結，像黑暗中的一盞明燈指明了我們今后戰斗的道路。”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初創立的蘇區中央局黨校。毛澤東曾給蘇區中央局黨校的學員們講過課。蘇區中央局黨校的源頭則是1928年1月至1929年4月間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在遂川縣城、寧岡茅坪象山庵、茨坪、興國瀲江書院等處開辦的黨團訓練班和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毛澤東不但主辦了這些訓練班，而且擔任主要課程的講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歸納的10條黨內教育的教授法，來自他親身的教學經歷。

　　從1935年11月中央黨校在陝北復校到延安整風運動之前，毛澤東也經常到中央黨校作報告、參加中共中央在黨校舉辦的活動、出席學員的開學或畢業典禮。黨校師生無不以見到毛主席、聽到毛主席的講話為榮。1942年3月2日，中共中央決定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其政治指導由毛澤東負責。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毛澤東不僅直接領導了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而且具體指導了中央黨校各方面的工作。當年中央黨校的規模、影響在中國共產黨黨校發展史上前所未有﹔其所創造的經驗歷久彌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向學員作調查

　　毛澤東為中央黨校制定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校訓。他在黨校的言行，也是實行黨的三大作風的典范。學員來到黨校就成為毛澤東的調查對象。除了在黨校開座談會，參加小組討論，毛澤東還找學員個別交談。當年毛澤東經常在延河邊上散步，有時就信步走到黨校來了，遇見誰就跟誰聊。許多干部從前方回延安進黨校學習，或者離開黨校到前方或其他根據地任職，毛澤東都要找他們談話。就筆者閱讀所及，此類談話有近百人次之多，這裡僅舉兩個例子。

　　1943年冬，原八路軍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江華和夫人吳仲廉進黨校學習。毛澤東聽說江華回延安了，就到副校長彭真處叫他去見面。毛澤東關切地詢問了山東敵后及回延安沿途所見所聞，特別問了這些地區的群眾生活情況。江華后來回憶：“關於沿途所見的情況，我說，一路走馬觀花，沒有深入了解，隻看到一些表面現象，魯西北、冀魯豫、太行等地群眾生活都比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區，老百姓面黃肌瘦，衣衫破爛。在晉西北隻住了一夜，匆匆忙忙，談不出什麼。毛主席說，我們的干部，每到一個地方，要察言觀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麼樣，穿得怎麼樣，臉色怎麼樣，情緒怎麼樣，通過這些現象的觀察，就了解到群眾生活的基本情況。當然，這還是不夠的，但了解群眾的第一步，應當是察言觀色。最后，毛主席又問我各地的生產怎麼樣，要我寫一個關於生產的材料。我因為一路上沒有留心生產的問題，所以沒有完成任務。從毛主席的談話中，我看出，他當時是把組織生產，解決群眾和軍隊最基本的生活問題，克服根據地經濟困難，作為頭等大事來考慮的。毛主席是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的，他除了通過正式渠道，從文件、報告、電報中了解情況外，經常找各地回延安的同志談，通過各種方式作調查，掌握更多的材料。這種深入調查研究的作風和方法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繼承的。‘察言觀色’四個字，毛主席賦予了它深刻的含義，我銘刻在心，始終沒有忘記。它教我觀察問題從個別到普遍，從特殊到一般，從表象入手，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從中找出普遍的本質性的東西﹔它還教我關心群眾，熱愛群眾，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時刻記在心裡，當好人民的公仆。”

　　中央黨校四部學員張金保是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六屆中央委員。六屆四中全會后，因為反對王明的所作所為，被開除黨籍。1944年3月，一部學員在討論黨的歷史和路線問題時，曾經請張金保介紹過六大的情況。這年秋天，毛澤東親自到中央黨校找張金保了解六屆四中全會的情況。毛澤東在黨校有一間辦公和休息的窯洞，他請教務主任張秀山把張金保找來，和她整整談了半天。既調查了解了六屆四中全會的具體情況，又做了張金保的思想工作。這次談話張秀山全程陪同，他曾寫道：毛主席在做張金保的工作中也使我受到極大的啟發，學習到了毛澤東同志注重調查研究和善於做思想工作的作風。

　　抓黨校工作推動全局

　　整風運動期間，黨校每周都要寫一份簡報將學員學習情況及討論中有爭議難回答的問題向校領導反映，同時送毛澤東閱看。彭真等校、部領導經常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口頭匯報中央黨校的整風情況。毛澤東總是及時給予指示，並用中央黨校這個點上的經驗推動全黨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是最善於用報紙來指導工作的。據筆者初步統計，1942至1945年，《解放日報》發表關於中央黨校整風學習的消息、報道、學員的學習心得、學習方法和經驗介紹等文章39篇左右，充分發揮了黨校在整風運動中的示范作用。其中影響較大的，如《解放日報》在1942年5月14日、5月16日、11月19日刊發的彭真的《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怎樣學習二十二個文件》《關於黨校討論大會的方針問題》3篇文章，這些文章發表前都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

　　按照中央總學委的分工，毛澤東負責抽閱黨校系統的學習筆記。他不僅大量閱讀黨校師生的學習筆記，還將那些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學習心得加上批語，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供各地作為整風學習的材料。

　　中央黨校一部學員劉子久在土地革命時期任河南省委書記，抗戰時期曾任淮北區黨委書記。在黨校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后，他試圖按照毛澤東的教導，運用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自己在淮北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作理論上的分析。於是就給淮北區黨委的負責同志寫了一封信，作為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心得的匯報。1944年7月5日，毛澤東讀到這封信的草稿，覺得很不錯。劉子久信中有一句話：“古人說‘世有伯樂，然后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毛澤東在其后加了一句：“我們是最進步階級和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應該一變歷史上的狀況，就是說，在我們黨內，在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內，是不但有很多的千裡馬，而且有很多伯樂的，埋沒英雄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一時有這種現象是應該很快消滅的。”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指示《解放日報》將劉子久的文章公開發表，新華通訊社向各地廣播，並指示各地各級黨委，收到文章后，“除在報上發表外，應印成小冊，廣為散發﹔同時，連同《前線》劇本一道，均作為各地黨校、軍校、訓練班、整風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學校的教材之一”。

　　7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劉子久《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其編者按寫道：“劉子久同志在他的信裡，代表廣大黨內黨外群眾說出了心裡想說的話，而他指摘的弊病，作為現象的一種，或一個側面，在我們黨裡，在各個抗日根據地裡，幾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幾年的整風運動中，這些弊病是在逐漸被克服中。但是還沒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門，整風還未深入，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夸自滿、自高自大、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風氣，並沒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認真關心群眾利益，認真發揚黨內外的民主，認真向廣大群眾中與各個階層中的模范人物學習，發揚這些模范人物的事跡，當作推動全盤工作的范例，這種作風，還沒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還須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們曾發表蘇聯作家的劇本《前線》與郭沫若先生的歷史論文《甲申三百年祭》，並印成小冊，發給同志們閱讀，目的都是幫助同志們整風，使我們黨內的不良作風早日得到清除，正確作風早日得到普及。現在又將劉子久同志的信發表，並將印成小冊廣送同志閱讀，同樣是為著這個目的。”

　　還有一件事也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善於小中見大、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觀看了師生自編自演的平劇《逼上梁山》，當晚即給編劇和導演楊紹萱、齊燕銘寫信，稱贊他們的戲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他深刻地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毛澤東的信不僅鼓舞了中央黨校的戲劇愛好者再接再厲，而且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戲劇革命乃至促使整個文學藝術界的思想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直至今天，這封信所主張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文藝觀仍然有其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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