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自述》：“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紀念日前夕，重讀李大釗的《獄中自述》，不僅是對李大釗的深切緬懷，而且也是對建黨百年輝煌歷史的深情凝望。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李大釗的《獄中自述》雖然不像《李秀成自述》、瞿秋白《多余的話》那樣曾經聚訟紛紜，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爭議，但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還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大做文章，借以污蔑李大釗同志為“叛徒”。如今，污蔑李大釗為“叛徒”的流毒，早已肅清，但是為了防止歷史虛無主義者故意混淆視聽，筆者以為有必要借此機會談談《獄中自述》的文體、李大釗撰寫《獄中自述》的用意和目的，以及如何認識和理解李大釗以中國國民黨黨員身份撰寫《獄中自述》等問題。

　　在危急關頭，李大釗不顧來自各方面的善意勸告，一再拒絕南下避難，堅持留下來領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

　　因為領導五四運動，特別是因為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共產黨等，五四運動后不久，李大釗就已經被北洋政府當局派出的密探跟蹤監視，並多次被公開或秘密通緝。在同事和各界朋友的幫助下，李大釗通過外出避難等多種方式，每每能夠轉危為安、化險為夷。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李大釗又遭到段祺瑞執政府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為罪名的通緝。為了安全和防止發生意外，堅持領導北方的革命工作，李大釗等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俄國舊兵營內辦公。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佔領北京后瘋狂“討赤”、“反赤”，大街小巷到處都貼滿了“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的告示，一時間北京城內充滿了恐怖氣氛。隨后，《京報》主筆、共產黨員邵飄萍和《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等，相繼遭到殘殺。在危急關頭，李大釗不顧來自各方面的善意勸告，一再拒絕南下避難，堅持留下來領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吳佩孚、孫傳芳部先后被消滅。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妄想在北方進行垂死掙扎，1927年4月6日，在帝國主義國家駐北京公使團的默許和支持下，不顧國際慣例和社會影響，悍然出動大批警察、憲兵、特務，包圍並搜查舊兵營等處，逮捕一直在致力於發動馮玉祥國民軍策應北伐的李大釗等數十人。在“無確供”的情況，奉系軍閥不顧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悍然組織所謂特別法庭於4月28日進行秘密宣判，以“宣傳赤化”、“赤俄的工具”、“顛覆政府”等為罪名，判處李大釗等所謂“蘇聯陰謀案”20人死刑，立即處以絞刑。李大釗等為中國革命事業獻出了滿腔熱血和寶貴的生命。

　　現存的《獄中自述》實際上是李大釗在視死如歸心境下撰寫的一份答辯狀

　　李大釗犧牲后，除在檔案中留下了一份審訊記錄——“獄中供詞”（現存北京市國家檔案館）外，還留下了一份《獄中自述》。《獄中自述》現存國家博物館，由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於1957年捐獻。《獄中自述》是李大釗的絕筆之作，堪稱書法佳作，震古鑠今，方正宏闊，自然篤定，行筆越來越洒脫，通篇流露出一股浩然正氣，令人聯想到書法史上的逸品——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楊繼盛在死牢中撰寫的《自書年譜》。該文先后有三稿，初稿較簡略，當為草稿﹔三稿和二稿比較，只是在個別字句上進行必要的修飾，可見李大釗撰寫時心神寧靜、從容淡定。

　　李大釗一生除1914年初到日本留學時，寫過簡單的《我的自傳》英文作業外，沒有留下人任何“自傳”類的作品。《獄中自述》雖然帶有部分自傳的色彩，但是其寫作目的並非為了留下個人的自傳或傳記資料，而是因為“獄中供詞”即由書記記錄下來的審訊記錄，和李大釗原意不符者甚多，所以李大釗要自己直接撰述。李大釗本來就是北洋專門法政學校的高材生，撰寫一份法律文書自然不在話下。筆者認為，現存的《獄中自述》實際上是李大釗在視死如歸心境下撰寫的一份答辯狀，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為一同被捕的同志進行集體辯護，並聲明個人“負其全責”。至於他自己，則“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也就是說，《獄中自述》不是自我辯護，即李大釗希望通過這種特殊的形式進行最后的斗爭，竭盡全力為同志們爭取一線生機，同時借機盡量擴大宣傳國民革命的思想觀點。

　　“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是李大釗撰寫答辯狀的真正目的所在

　　“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由此可見，李大釗不顧個人安危，“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是撰寫答辯狀的真正目的所在。與此同時，李大釗並未忘記安排自己的后事，“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時搜集東西書籍頗為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釗不置家產，身后家裡隻有一塊大洋，中外文圖書是他唯一的財產。李大釗的這一安排后來通過朋友得到了落實，大部分圖書被保存了下來。在李星華等生活極為困難時，曾經被迫變賣一部分救急。

　　李大釗在撰寫答辯狀時，婉轉地強調中國“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才能獨立富強

　　李大釗於1927年4月6日被捕，同月28日被執行絞刑。他在獄中撰寫答辯狀時，可能還在期待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還在想著馮玉祥國民軍如何進一步策應北伐的軍事斗爭，並不知道4月12日、15日在上海和廣州先后發生反革命政變，包括鄧培在內的一大批革命同志和戰友已經罹難，北伐戰爭被迫停了下來。李大釗被捕時的公開身份除了是北京大學教授外，還有就是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獄中供詞》：“我前充北大教員。因黨員資格，被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現在俄兵營內進行黨務工作。”李大釗在撰寫答辯狀時，對北京大學教授這一身份一帶而過，主要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談自己立志救國救民思想的由來和加入國民黨、投身國民革命的經過，以及他對孫中山對外對內政策的理解，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有意忽略了反封建和反對軍閥等方面的思想主張，但是仍然婉轉地強調中國“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才能獨立富強，希望“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李大釗的《獄中自述》充分體現了他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他臨危不懼，殫精竭慮，舍生忘死，一生致力於救國救民，浩然之氣，躍然紙上。

　　李大釗利用國民黨黨員身份合情合理合法地進行答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中國共產黨的機密，保護獄外的同志和青年難友，其所供述幾乎都是公開的“秘密”。涉及國共合作事宜，大談國民黨方面的事務，閉口不談共產黨的事務，或者隻談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有關的事務，盡量撇清和蘇聯、共產國際方面的關系。最后，連法官也不得不承認李大釗“素來光明磊落”，“無確供”。然而，在李大釗領導下，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黨務得到蓬勃發展，社會各界熱烈歡呼、積極迎接北伐，群眾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大有南北夾擊之勢。奉系軍閥張作霖看在眼裡恨在心上，又懼又怕，必欲置李大釗等於死地而后快，上演了他們最后的瘋狂，草菅人命，匆匆忙忙判處了李大釗等革命者的死刑，當然這並不能挽救北洋軍閥走向覆亡的歷史命運。

　　《獄中自述》正是李大釗“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的光輝寫照

　　李大釗寫於1919年的著名短文《犧牲》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由此可知，李大釗在投身革命之時，就已經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1922年李大釗的次子在北京出生，李大釗給他取名“光華”，理想信念，代代傳承，“理想信念之火一經點燃，就永遠不會熄滅。”再次表明他不怕犧牲的決心。“革命理想高於天”，《獄中自述》正是李大釗“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的光輝寫照。

　　建黨百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可以告慰英靈的是，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為之拋頭顱、洒熱血的革命理想和奮斗目標終於實現了。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李大釗精神一直都是鼓舞我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

　　（作者為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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