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你不了解的黨史知識

    《中共黨史知識問答》，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編，羅平漢主編，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68.00元

慶祝建黨百年之際，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編寫的《中共黨史知識問答》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對黨史上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進行了細致的解讀，是一部學習黨的歷史的生動教材。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時間成立的？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開始於什麼時間？通常都會說是1921年7月23日，這是中共一大召開的日子。但是，中共一大在權威的黨史著作中被表述為“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頁）。中國共產黨在一大前已經成立了，“否則各地無法推選出參加大會的代表”（《中共黨史知識問答》，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頁）。這從常理判斷也是對的，即先有了黨，才能產生出代表去召開代表大會，只是這個已經成立的黨在中共歷史話語體系裡被稱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8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推陳獨秀擔任書記。（《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頁）這個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同上，第28頁），並“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於是由陳獨秀函約李大釗在北平組織，王樂平在濟南組織”（《李達自傳（節錄）》，載《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8期）。他們還在11月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於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創刊了《共產黨》月刊。李大釗應約在10月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同年底改稱“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8頁）。毛澤東1921年1月寫給蔡和森的信表明他了解並贊同上海方面建黨的動向，信中說：“黨一層，陳仲甫（獨秀）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給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20年12月陳獨秀去廣州后至中共一大召開，李漢俊“在上海代理共產黨書記”，對“各地黨組織的聯系發動盡力獨多”（包惠僧：《懷念李漢俊先生》，載《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頁）。李達也說，“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是“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系”（參見《“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8頁）。經過這樣一番發動之后，各地黨的組織建立起來了，有了五十多名黨員，這才能選出代表參加黨的一大。

黨史裡面左和右的含義是什麼？

《中共黨史知識問答》一書，設專題講解了“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在革命術語中，左和右都是有特定含義的。左表示正確的，右表示錯誤的，但左得過了頭也是不對的，通常用加了引號的“左”來表示過左、極左的錯誤行為。在民主革命時期，出現過三次比較嚴重的“左”傾錯誤。第一次是1927年八七會議后，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時期﹔第二次是1930年6月后，宣傳部長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時期﹔第三次就是1931年1月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實際操縱中央領導權時期。對於這三次“左”傾錯誤的標准說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說法是有區別的，依次是：“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根據錯誤的嚴重程度，第一次錯誤前不加瞿秋白的名字，前兩次錯誤不再稱“主義”。與此相類，關於大革命后期的右傾錯誤問題，完整的表述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頁），強調的是“領導機關”犯了錯，而不只是陳獨秀個人。黨史權威版本中的標准表述，體現了我們黨正視歷史的客觀態度。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採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從中央蘇區長征的是哪支紅軍？

“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17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人，從雩都河以北地區出發，開始長征。這裡應該明確的是，紅軍這時的番號是“中央紅軍”，而不是“紅一方面軍”，雖然這是同一支部隊，但番號變換了好幾次。1930年8月，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1931年11月，改稱中央紅軍﹔1932年6月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1934年1月，再次改稱中央紅軍。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8月再次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為貫徹北上方針，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將北上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在甘泉地區同在陝甘根據地的紅十五軍團會師，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十五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建制。

七七事變后，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下轄的第一一五師以紅一方面軍為主編成，第一二〇師以紅二方面軍為主編成，第一二九師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編成。“八路軍”原是粵軍番號，1936年7月“兩廣兵變”失敗后被撤銷建制﹔以上三個師的番號，則是東北軍縮編時被取消的番號。這些國民黨軍棄用的舊番號，一旦注入了紅軍的熱血，頓時煥發出勃勃生機，成為了彪炳史冊的光輝名字。

平型關戰斗打了幾股敵人？

1937年9月的平型關戰斗，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個大勝仗，振奮了全國人心。但這個仗八路軍一一五師到底打了幾股敵人，是需要搞清楚的。

9月22日，日軍第五師團一部從靈丘向平型關方向進犯。24日，林彪奉命率一一五師主力兼程趕赴平型關北側，准備夾擊關前進攻的日軍。這時突然發現，頭一天運兵至關前的日軍兩個汽車中隊開始返回靈丘縣城，進入關前溝口﹔而幾乎與此同時，從靈丘縣城南來運送補給的日軍第二十一聯隊的輜重大隊，也由相反方向從另一頭進入關前山溝。八路軍據此臨時改變部署，在平型關前長約13公裡的山溝裡設伏擊敵。25日上午9:30左右，戰斗同時在兩個地方打響，一處是東北段的蔡家峪，輜重大隊在這裡被伏﹔另一處是伏擊線南段的小寨村，汽車隊在這裡被伏。兩處實際相距不足2.5公裡。汽車隊11：00前后被殲，輜重大隊堅持到下午3：30左右被殲。正在進攻平型關的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得知兩個汽車中隊遭到伏擊，立即派出第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隊的約三個中隊的兵力前往救援，在小寨村以南4公裡的老爺廟一帶遭到了八路軍的頑強阻擊。我軍無比英勇，使這股日軍主力部隊一度發生動搖，但最終形成對峙。由於平型關正面的國民黨守軍沒有按計劃大舉出動，一一五師於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戰斗。

由此可見，平型關戰斗中八路軍一共打了三股日軍，一是汽車隊，二是輜重大隊，三是第二十一聯隊的主力援軍。所以，不能武斷地說此役八路軍隻打了日軍的后勤部隊。

皖南事變時新四軍的行軍路線是怎樣的？

皖南事變一般人是知道的，甚至可以背出周恩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議題詞。但皖南新四軍的行軍路線，恐怕清楚的人並不多。

國民黨當局為了限制中共軍事和組織的擴張與發展，命令新四軍皖南部隊，必須在1940年12月底以前開到長江以北。新四軍北渡，通常隻有兩條路線，一條為北線，一條為東線。北線是直接由安徽涇縣向北，渡過長江去皖東﹔東線是由涇縣往東，經蘇南輾轉渡江去蘇北。北線有兩大困難，一是沿江為日軍控制，江面時有日軍艦艇巡邏﹔二是江北為國民黨桂系李品仙部控制，正准備“清剿”當地的新四軍第四支隊。東線相對好走，因為是途經蘇南新四軍活動區域，而且渡江后就進入了新四軍蘇北黃橋根據地。新四軍當然希望走東線，但是東線的必經之路上，橫亙著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和第一〇八師。因為前不久的曹甸戰役，這兩個師已受命關閉了東線通道。新四軍隻能走北線了，但又擔心李品仙部突襲我軍，舉棋不定。最終，綜合判斷各方面的利弊，新四軍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線，那就是南線。所謂南線，就是由涇縣雲嶺駐地先向東南行進，經茂林繞道三溪，轉天目山腳下，即繞過擋在通往蘇南路上的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和第一〇八師駐地，目的還是要經蘇南實現北渡。

1941年1月4日夜，皖南新四軍九千余人由涇縣雲嶺秘密出動，分三路南下茂林。但向南走等於是向第三戰區國民黨軍防地深入，而且與北渡命令在方向上是相反的。此時第三戰區的國民黨軍已得到密令，分路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隨時“准備殲滅新四軍皖南部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頁）。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

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關鍵是什麼？

面對國內外敵人，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不僅趕走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隻用三年多的時間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為什麼呢？本書認為“根本因素還是民心的向背”（《中共黨史知識問答》，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頁）。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訓令，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統一規定，重新頒布”，要求全軍“深入教育，嚴格執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頁）。這一聞名遐邇的鐵的紀律，一直是我黨我軍取得民心、戰勝敵人的法寶。

早在1927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井岡山西南荊竹山下，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次年1月又宣布了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同上，第231頁）並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檢查上述軍紀的執行情況。4月3日，毛澤東又根據實際情況，重新宣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同上，第235頁）其中僅“還門板”改為“上門板”一字之改，就能看到我黨我軍對群眾利益的關注。

根據《紅軍第四軍狀況（1929年7月—1930年4月）》的記載，“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已經具體規定到細節，比如將“一點東西”規定到“一根草也是一點”，比如“損壞東西要賠”規定到損壞了“任何不值錢的東西”也要賠的程度。（同上，第301頁）“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始終如一。

仔細閱讀《中共黨史知識問答》一書，能夠在了解百年黨史的同時，真正懂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內涵。（馬長虹）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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