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十大政策”

　　在甘肅省慶陽市華池縣南梁革命紀念館，陳列著一塊國家一級文物銅質秤錘，上面刻有“蘇維埃萬歲”“壹佰斤”“公平交易”字樣和五角星等圖案。這塊毫不起眼的秤錘，見証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頒布實施“十大政策”的歷史榮光，把人們帶回80多年前那激情燃燒的歲月。

　　把工作做到群眾心坎上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在寨子灣簡陋的窯洞裡，被邊區群眾親切地稱作“娃娃主席”的習仲勛，創造性地制定了土地、財政糧食、軍事、統一戰線、民政勞資、文化教育、知識分子、肅反、廉政、社會教育改造等“十大政策”。這些政策特色鮮明，實事求是，內容全面，措施完備，對鞏固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在制定土地政策時，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切實維護群眾利益，規定：沒收地主及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分川地不分山地﹔田、青苗一齊分﹔紅軍家屬分好地、在根據地中心區域分配土地，邊緣地區暫不分配土地等。這些政策非常具體和實用，深受根據地人民的歡迎。比如不是沒收地主富農的全部土地，隻沒收“封建剝削部分的土地和財產”。並且，參加勞動的地主家庭成員可以分地，這是對以往黨的土地政策的一個很大突破。還規定根據地的邊緣地區不分土地，等到邊緣地區發展成為中心區域時再分土地，這和寺村塬時期紅軍打到那裡，在政權還不穩定的情況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區別的，體現了習仲勛等蘇維埃政府領導人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

　　以人民為天

　　始終以人民為天是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局部執政的一條基本經驗。在制定財政糧食政策時，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堅持以老百姓的心為心，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成立牧場，養豬放羊﹔設立集市，便利交易，保護小商人﹔發行蘇幣，流通金融。採取獎勵農耕、經營紅軍公田、興辦機關農牧場、合作社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大大減輕了群眾負擔，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發展，出現了“蘇區與白區在軍事上殘酷較量、但經濟上卻互通有無”的特殊景象。

　　在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中，習仲勛等邊區領導人十分注意商業貿易工作，與白區商人交朋友，通過開放搞活政策，吸引白區商人來南梁做生意。當時的邊區干部蔡子偉回憶說，荔園堡集市設立后，群眾非常歡迎。通過集市，紅軍和外地商人搞交易，用羊換回根據地急需的布匹、油印機、子彈等物品。有一個白區商人，第一次來到南梁做生意，見了一個站崗的紅軍戰士就塞紙煙和錢，紅軍戰士把錢摔到地上，氣憤地說：“糟蹋人！”商人嚇得不得了，以為紅軍戰士嫌錢給得少了。劉志丹和習仲勛聞訊后，趕快派干部去向這位白區商人道歉，說明紅軍的紀律，並當著商人的面批評戰士不懂禮貌，商人連連說：“我不知道紅軍紀律這樣嚴明，這樣我們商人還怕啥哩。”這件事，迅速傳遍了白區，起到了宣傳紅軍的作用，紅白區間的經濟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躍，根據地的生產發展了，經濟搞活了，物資廣為交流，紅軍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電筒。

　　南梁政府實施的經濟政策，明確指向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在照金的繡房溝、南梁的荔園堡和洛河川的胡皮頭，習仲勛都親自抓興辦集市，搞活經濟，極大地豐富了物產供應，滿足了根據地軍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受到了根據地人民群眾熱烈擁護和稱贊。

　　堅持又斗爭又聯合

　　創造性探索並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得以創建的重要原因。針對陝甘一帶地方民團、土匪、哥老會等魚龍混雜、勾心斗角的復雜狀況，陝甘邊區黨和蘇維埃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對敵人不搞一刀切，區別不同對象，堅持分化利用和爭取改造相結合，對能為我所用的民團、土匪和哥老會等勢力，積極予以爭取，對極端反動的民團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則堅決予以消滅，做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比如引導爭取改造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等農民武裝走上革命道路﹔引導保安縣哥老會大爺馬錫五、華池縣南梁哥老會大爺鄭德明等200多個哥老會成員投身革命。最具影響的是爭取黃龍山土匪梁佔奎手下營長郭寶珊起義，成為黨在陝甘邊區統戰工作的成功范例。對於不能爭取改造、民憤太大的土匪武裝，如趙老五、張廷芝、楊謀子等，陝甘邊區黨和政府採取了堅決打擊、徹底消滅的方針。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還採取恰當的方法，做好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積極消除“紅白對立”。在陝甘邊區黨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楊虎城逐漸傾向聯共抗日，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甘革命根據地后，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第十七路軍與東北軍張學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合作抗日局面，最終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來，劉志丹在舊軍隊中培養的統戰對象如韓練成、牛化東、曹又參等，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其統一戰線實踐經驗，豐富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是黨一筆寶貴的財富。

　　還是南梁政府好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懲治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風列為政權建設的頭等大事，制定了嚴格的廉政法規。比如：黨政軍干部臨陣脫逃者處以死刑，破壞槍支者處以死刑，強奸婦女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1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這些法令，嚴明了黨紀政紀和軍紀，保護了群眾根本利益，深受群眾歡迎。政府成立初期，軍隊和政府機關的經費相當困難，人民群眾負擔很重。為渡過難關，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政府和軍委的工作人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干部戰士一律平等。當時每人每天供給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鹽，衣服、鞋襪自備。1934年11月7日舉行閱兵式，大家張羅著要修個閱兵台，還要有彩門。劉志丹說，前面的戲樓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貼上標語就行了。結果隻花了一點錢，群眾來得多，還敲鑼打鼓，十分熱鬧。

　　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帶頭執行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制定的有關廉政規定，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據時任陝甘游擊隊一班班長的王殿斌回憶說，在1935年4月，國民黨軍馬鴻賓部佔領南梁，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率黨、政、軍機關轉移，那時天氣已經熱了，習仲勛還穿著三年前穿的舊棉襖、破棉褲。邊區工作人員馬仰西回憶說，有一次他去南梁堡找習仲勛談工作，晚上睡在一個破窯洞裡，沒有被褥氈席，他們就穿著衣服，枕著石頭，睡在光溜溜的土炕上。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把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邊區政府創辦了列寧小學，把打土豪獲得的財產拿出一部分作為教育經費，劃撥土地作為校田，補充辦學條件的不足。習仲勛等邊區領導人親自到學校給學生上課。邊區政府還創辦了《紅色西北報》，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凝聚了人心。

　　此外，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實施的軍事、民政勞資、知識分子、肅反與社會教育改造等政策，密切聯系群眾，突出陝甘邊區實際，保障和促進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獨立自主解決和處理陝甘邊區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成功探索。根據地廣大群眾切實感受到了紅色政權是真正為廣大勞苦大眾謀利益的，非常感慨地說：“還是南梁政府好”。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