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是一條通向革命成功的路

　　馬克·賽爾登，美國著名學者，1938年生於紐約，1967年獲得耶魯大學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是他的博士論文，出版后一舉成名。1968年他成為關注亞洲學者委員會的創始成員和領導者，學術研究也集中關注亞太地區和現代中國。

　　《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1971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很大反響﹔英國利茲大學的著名中國歷史學家班國瑞認為，這部著作“開創了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新局面，影響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國的學者”。1995年夏普出版公司再出修訂版。作者通過對根據地社會變遷進行微觀研究，認為延安時期實施具有“杰出的軍事和政治風格”的“三三制”、大生產運動和大眾教育運動等舉措，使中國共產黨轉危為安，最終取得勝利，並首次稱之為“延安道路”。

　　“國家政權的延伸使中共廣泛地建立起新的社會經濟網絡”。馬克?賽爾登認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行政措施，使根據地政權得到鞏固、拓展和延伸，為改變社會面貌鋪平了道路。

　　一是“三三制”。按照“三三制”原則進行普選的政治改革，使根據地政府向著更加負責、廉潔和穩固的方向邁出非凡一步，極大激發了基層群眾參政議政的熱情，拓寬了抗戰的民眾基礎，也使中國共產黨擁有了代表全國的“法律依據”。這項政治變革在中國乃至當時整個第三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二是精兵簡政。馬克?賽爾登認為，根據地精兵簡政的第一目標是減少軍隊、政府的機構和人員，減少開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個目標是將被精簡的人員經學校培訓后，安排到工廠或農村工作。隨著運動向縱深發展，第二個目標躍居首位。例如，1942年5月，邊區政府將200名干部下放到區和鄉，這既增強了下級政府的力量，有利於上級政策在基層的落實，也使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深入到農村。

　　三是“縱向的雙重領導制”。馬克?賽爾登認為，1942年以前，根據地政府的權力高度集中在邊區政府，邊區財政、教育、民政等部門一貫縱向領導、各自為政，縣和區以下的政府很難在政府各部門之間進行協調管理。1942年起，邊區政府實行“雙重領導制”：地方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不再僅僅對上級對口部門負責，而且必須主要定期向縣、區長及同級政府的委員會匯報工作並接受指導。同時，將很多權力從邊區下放到地方，基本形成了邊區政府制定方針政策、地方政府具體執行的模式。這就增強了地方干部的權力和責任意識，有助於他們形成適合於人民戰爭的大眾化領導風格，組織動員各部門干部和廣大人民投身於抗戰和根據地建設。

　　四是“下鄉”運動。在馬克?賽爾登看來，1942年整風運動中發起的“下鄉”運動，主體是學生和畫家、作家等知識分子。他們到農村協助基層組織工作的同時，也從事農業生產、冬學教育等。這既讓他們親身體驗農村生活的艱辛，也幫助他們認識農村的問題所在和改造農村的出路所在。與此同時，他們也將新觀念、新技術帶到農村，與廣大人民打成一片，這對抗戰與農村生活面貌的改善大有裨益。

　　“生產戰”“開辟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新路子”。在馬克?賽爾登看來，為戰勝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封鎖造成的生存危機，整風運動開始后，中國共產黨把“生產戰”提高到與抗戰同等重要的地位。其間，減租減息、互助合作以及大生產運動等的開展，使根據地“生產戰”取得巨大成就，也為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探索出一條新道路。

　　他認為，減租減息是抗戰時期根據地最著名的社會經濟綱領。減租減息實現了土地革命和發展農村經濟、轉變農村社會的雙贏。首先，它依然有財產再分配的效果，扶持、擴大了中農階層，縮小了窮富之間的收入與財富差別。貧窮階層因獲得利益，生產積極性大增。其次，減租減息沒有消滅和疏離富裕階層和地方精英，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更廣泛的支持。再次，在減租運動中，農民積極分子加入農民協會等組織，進入領導階層，改變了農村的社會政治權力結構。這對互助合作和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總之，“將以減租為特定形式的土地革命與發展生產聯系起來，表明中共對解決農民和經濟問題有了新的、更為成熟的思路”。

　　他認為，1942年12月高干會議后，組織建立互助組立即成為根據地發展農業生產的最重要戰略措施。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群眾自願為基礎、防止形式主義、因地制宜和不強求擴大規模等原則，促使1943—1945年間邊區的互助合作運動蓬勃發展。這不僅使農村的經濟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力、創造了新條件，而且使那些與世隔絕的鄉村的社會政治關系、農民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得到改變。

　　他認為，大生產運動是一場“生產戰”。1943年始於陝甘寧，后迅速拓展到其他根據地。軍隊、機關與團體參加生產，包括黨政干部、學生、婦女和新移民等原來“非生產人員”的全民動員，以及將每個人的生產能力發揮到極限是最大特色。大生產運動不僅使根據地實現了經濟的自給自足與繁榮，增強了軍民魚水深情和干群之間的團結，而且開辟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新路——充分動員和利用所有人力物力的勞動密集型的發展道路。

　　“教育的新進展，特別是那些激進的教育方針，對農村生活的轉變是中心一環”。馬克?賽爾登認為，1943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通過大規模增加教育設施，使“特別封閉、貧窮和被人遺忘的”陝北，在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感人和了不起的成就。盡管如此，一些偏遠地區的民眾還是缺少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方法上也存在不夠靈活和照本宣科等問題。為此，1943年開始，邊區教育與互助合作、大生產運動緊密聯系起來，走上大眾教育的新道路。首先，將學校的管理權交給地方。在“發展生產、擴大辦學”的號召下，教育部門將學校的管理權都交給地方。原來辦在縣城的學校，主管權由縣政府或縣教育局下放給區、鄉甚至村一級政府。新辦的許多學校，遵循“民辦公助”的原則，直接由當地干部、勞動英雄和村領導負責管理。其次，興辦多層級的教育機構。不僅辦大的、正規的小學和中學，而且辦小的、非正規的村級校，甚至讀報小組和文化班。新辦在基層的學校，為工農大眾量身定制，採取半工半讀，形式有夜校、半日學校、冬學與掃盲班等。1944年，民辦學校已遍布整個邊區，邊區的所有人都有了上學的機會。再次，多渠道充實教師隊伍。為解決師資不足問題，沒有正規教師文憑或經驗的青年，經培訓后走上講台，勞動英雄和地方干部也經常扮演教師的角色。最后，有針對性地因材施教。在教學內容設計上，與農村生產生活相協同，以短時間內能見成效的掃盲和傳播經濟生活技能為重點。城裡的正規學校和干部學校也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如中學教學大綱把教育目標確立為“使學生入學以養成為邊區人民服務的觀念始，以掌握為邊區人民服務的技術終”。教師與學生共同參加農家或村子裡的農業勞動是常態。

　　大眾教育運動，是邊區在財政經費捉襟見肘，師資匱乏，民眾幾乎全是文盲的情況下，實現教育普及和一定程度均等化的非凡道路。不僅擴大了教育范圍，而且豐富了教育的內容與形式，使窮鄉僻壤的民眾得以告別文盲、接受新觀念。而在當時，新觀念和新技能對農村社會的改造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巨大成效。

　　總之，馬克·賽爾登告訴讀者，“三三制”、大生產和大眾教育運動等舉措，即“延安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對因戰爭而惡化的農村問題以及根據地經濟財政困難的創造性、有效性回應。它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日本和國民黨的封鎖和攻擊下得以生存發展，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繼而又贏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延安道路”是一條通向革命成功的路，也是一條通向新中國的路。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