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折

建國路位於西安城牆內的東南一隅，道路雖然窄小，卻載滿了歷史的厚重。

關於建國路這一名稱的由來，《陝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記載：“建國路……清光緒年間稱為小差市，1952年改為現名。”但一些史學專家並不認同，因為在1947年的《陝西省西安市轄區一覽表》中已有建國路之名。專家認為“西安建國路是抗日戰爭時就存在的，應該源於《抗戰建國綱領》，這個綱領是西安事變后，國民黨放棄‘攘外必先安內’而新實行的指導全國抗戰的綱領性文件，其總口號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由此可見，這條老街與西安事變的發起以及和平解決，有著怎樣密切的關系。

1936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正是醞釀於此。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也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挽救了民族危亡。

6月11日，記者和西安市政協委員、西安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袁武振一起到建國路，來到西安事變紀念館（張學良將軍公館），追憶那段在歷史風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往事。

這是一處雅致的院子，其中主體建筑是東、中、西三幢古朴的青磚小樓。從1935年10月到1937年2月，張學良和趙一荻女士、兒子張閭琳在此居住。

上午九點是張學良將軍公館開放的時間，在此之前，大門外已經擠滿了等待進入的參觀者。記者和袁武振委員隨著人流步入其中，作為西安事變研究的專家，工作人員對袁武振很熟悉，一見面就“袁教授”“袁教授”打起了招呼。

我們的追憶從紀念館內《歷史的轉折——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展廳開始。步入展廳，頭頂上高高懸挂著的幾條橫幅格外醒目，橫幅白底黑字，書寫著“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等標語。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三省，隨后又加緊進攻華北，妄圖霸佔整個中國。”在行走中，袁武振對西安事變爆發的背景娓娓道來。“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危難關頭，蔣介石仍舊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並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領所屬東北軍、十七路軍加緊‘剿共’。”

“同時，蔣介石對張、楊很不放心，除調集嫡系部隊至豫、陝邊境，壓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進攻紅軍外，還於1936年10月間，專程飛到西安進行催逼。張學良、楊虎城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蔣介石加以拒絕。在此背景下，原本就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張學良、楊虎城受全國抗日運動高潮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隨著講解員的講解，我們的思緒也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個清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帶領東北軍軍政人員來到楊虎城新城公館，以這裡為臨時指揮部，指揮發動西安事變。當日6時許，東北軍一部包圍臨潼華清池，迅速解除了蔣介石衛隊的武裝，沖進五間廳。但蔣介石在衛士幫助下，越牆逃上驪山，躲進一個山洞裡。東北軍展開搜山，於9時左右捉到了蔣介石並移送西安。同時，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迅速解除了蔣系武裝，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正是受到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袁武振停下腳步，補充道。“面對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此前，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隨后又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受該政策感召，奉命來‘圍剿’紅軍的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率先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協定。”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聯合通電全國，提出了改組政府、停止內戰等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同時，張學良、楊虎城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成立民眾指導委員會。一時間，西安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卻絲毫不理會張學良、楊虎城的政治主張。1936年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並調遣大批國民黨中央軍開進潼關，派飛機轟炸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甚至揚言要轟炸西安。雙方劍拔弩張，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

“中共中央仔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2月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到達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懇切會談，並接見各方人士，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袁武振說。

在張學良將軍公館的三幢小樓裡，隨著講解員侯行敏的講解，我們走近了一個個動人心魄的瞬間。

“在這個小客廳裡，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和張學良就西安事變后的局勢進行長談，當日24時，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

“這個會客室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接待重要客人並舉行重要會議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在此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緊急會議，宣布次日凌晨對蔣實行兵諫，並作出具體軍事部署。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南京方面宋美齡、宋子文在此舉行西安事變和平談判。”

袁武振說，“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斡旋於南京和西安兩方，最終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協議，逼迫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實現團結抗日，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抗戰的偉大轉變。毛澤東曾評價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而在袁武振看來，西安事變還成功檢驗了我們黨統戰方針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中國共產黨面對危局，能沉著冷靜應對局勢變化，因勢利導，制定並實施切實有效的統戰方針，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提供了保証，進一步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影響力，並贏得了各階級力量的支持和信任。”

不僅是張學良將軍公館，西安事變在西安城及周邊多處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包括楊虎城止園別墅、新城黃樓、五間廳、兵諫亭等舊址。

“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統戰方針對新時代統戰工作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借鑒作用。”袁武振感慨地說，今天，要傳承和弘揚西安事變的愛國精神。西安事變的歷史充分說明，各階層、各黨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歷史積怨，隻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義為重，都可以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共同奮斗。當前，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要攜起手來，堅決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勢力及言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最終的目標是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用心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走出張學良將軍公館，建國路上人流如織。和平、團結、繁榮，這一條街道不就是我們國家當前的縮影，不就是80多年前那些愛國志士的願望所在嗎？（本報記者 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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