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浙西南的光輝歲月

　　1934年8月至1938年3月，粟裕率部挺進浙西南，為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付出巨大犧牲，在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孤軍奮戰，表現出他對黨和人民、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

　　挺進浙江

　　1934年6月，在紅軍主力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前夕，紅七軍團奉命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深入閩浙贛皖國民黨統治的深遠后方，掩護中央實施戰略轉移，推動抗日運動。

　　7月6日晚，先遣隊約6000人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浴血征戰。其間，一度轉戰浙西南的慶元、龍泉，進佔慶元縣城，取得竹口大捷。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央機關8.6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長征。至此，先遣隊奉命保存實力，進入閩浙贛蘇區，結束4個月的“小長征”。先遣隊以弱小的兵力，浴血敵后，征戰1600余公裡，掩護中央實施戰略轉移，高舉抗日大旗，並為各游擊區留下軍事骨干，作為先遣隊參謀長的粟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先遣隊與紅十軍合編的紅十軍團（仍稱北上抗日先遣隊），在江西懷玉山區遭敵重兵包圍，指戰員大部犧牲，戰略策應長征的行動遭受挫折，粟裕指揮先頭部隊浴血突圍，轉移至原閩浙贛蘇區的德興縣廣財山，找到閩浙贛省委，保留了革命力量。

　　省委隨即傳達蘇區中央分局電令，以先遣隊先頭部隊和突圍部隊為基礎，組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爭。浙江是國民黨統治腹心地區，斗爭環境特別惡劣，1927年6月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屢遭破壞，不到兩年就更替了十位書記（代理書記），致使1929年4月中共中央被迫撤銷浙江省委建制﹔全省相繼爆發的60多次農民暴動和紅十三軍的斗爭均遭鎮壓。以粟裕為師長、劉英為政委，僅500余人的挺進師，不懼兵力弱小、彈藥匱乏、毫無接應，抱著繼承先烈遺志、誓死挺進浙江的堅強決心，誓死出征。途中遭敵襲擊，電台被毀，與上級失去聯系，陷入孤軍奮戰后，依然義無反顧，決心以自己的行動，打開進入浙江的局面。

　　為實現戰略轉變，部隊在閩北開展整訓，建立政治委員會加強領導，以適應游擊戰。接著，挺進師往返轉戰於閩浙邊，吸引、調動敵人，造成敵人誤以為挺進師將立足閩浙邊，然后於4月下旬在慶元齋郎精心部署，迎擊被吸引而至的近4000敵人，取得大捷，打開進入浙西南開辟根據地的通道。

　　轉戰浙西南

　　齋郎大捷后，粟裕和劉英率部乘勝挺進浙西南腹地，在鬆陽縣境得到當地進步群眾組織的歡迎后，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開辟根據地。1935年6月上旬，挺進師各部會合於鬆陽縣小吉村，召開政治委員會會議，部署創建根據地。7月，粟裕率挺進師師部機關進駐至遂昌縣王村口，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

　　為吸引和牽制敵人、戰略策應長征，挺進師廣泛開展游擊戰。每到一地首先消滅國民黨的區鄉武裝和地方反動勢力，然后開倉濟貧，打土豪分發浮財，發動群眾投身革命。開展八一軍事大示威，主動出擊，襲擊大小城鎮19個，把革命烈火燒到浙贛鐵路線。在鬆陽、遂昌、龍泉、江山、浦城五縣間建立革命根據地，轟轟烈烈地開展查田、插標、分青苗的土地革命。

　　挺進師的斗爭，迅速吸引了國民黨軍。1935年8月，國民黨調集以第十八軍為主力約7萬兵力，大舉“清剿”浙西南。粟裕等創造性地實行“敵進我進”，留下第二、五縱隊在根據地內堅持，率主力突破敵包圍圈，挺進敵后，轉戰閩浙邊，吸引、調動敵人，后與葉飛率領的閩東紅軍會合，組建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聯合開展斗爭，開辟浙南游擊根據地。

　　1936年2月以后，劉英率突擊隊在浙南開展工作﹔粟裕率牽制隊廣泛游擊，數度轉戰浙西南，在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建立游擊根據地。1936年6月，粟裕率部收復王村口時，仔細偵察分析敵情，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然后根據敵人布防嚴密、當地老農判斷近日有暴雨天氣的信息，率部於深夜出發，跋山涉水繞過王村口向衢縣方向開進。途經獨口村時隻繳敵哨兵的槍械，任憑敵哨兵逃回王村口，待敵人確信紅軍已開赴衢縣時，又把部隊秘密拉回到龍泉住溪，然后利用暴雨大霧天氣和敵人放鬆布防之機，突襲王村口，無一傷亡地收復王村口。這次行動表現出粟裕堅持以最小犧牲換取最大勝利、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

　　1937年初，國民黨再次大舉“清剿”挺進師，粟裕等針對敵人的大拉網戰術，將部隊“化整為零”，分兵游擊。4月，粟裕率部活動至遂（昌）宣（平）湯（溪）邊區，與謝文清部會合，建立游擊根據地，依托根據地出色開展反“清剿”，使敵哀嘆“未奏膚功”。

　　實現抗日夙願

　　自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征開始，粟裕始終把宣傳、推動抗日運動作為重要任務，在挺進師開展活動的各地，到處都有“紅軍是抗日的武裝力量”“廢除賣國條約”等宣傳抗日的標語。

　　粟裕非常關注形勢的發展和變化，不僅一再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且在失去上級領導的情況下，自覺地根據形勢不斷調整斗爭策略和政策，用實際行動爭取團結抗日。一是將挺進師沒收委員會改為征收委員會，不再打土豪籌集經費，而是根據地主豪紳的負擔能力，向其征收抗日捐﹔二是推行“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對國民黨鄉鎮長和保甲長，由鎮壓改為爭取，使他們為紅軍服務﹔三是區別對待士紳和中等商人，進步的歡迎，中立的允許來去自由，繼續營業不受侵犯，歡迎平原城鎮的殷實客商進山做買賣，發展山區經濟，改善群眾生活﹔四是改“歡迎白軍士兵殺死官長拖槍當紅軍”為“歡迎白軍官兵槍口對外，同紅軍一起共同抗日”﹔五是做好團結和爭取城鎮知識分子的工作，許多知識分子手中的書報，成了粟裕了解和分析形勢的重要信息來源。

　　1937年9月，率部活動在浙西南的粟裕，根據形勢和“共產黨投降了”“紅軍被收編了”的傳聞，敏銳地覺察到國共兩黨可能已開始合作抗日。得到証實后，他立即向遂昌縣當局倡議合作抗日。9月18日，遂昌縣當局復函，要紅軍派全權代表到金岸“接洽”。高度警惕的粟裕識破對方欲收編紅軍的陰謀，要求對方派代表到根據地談判。

　　10月14日，粟裕指派謝文清、劉清揚與遂昌縣當局代表在根據地中心門陣村舉行和談，達成合作抗日協議。10月19日，粟裕率部開赴浙南集結待命。離開門陣前，許多根據地農民積極分子要求參加紅軍上前線抗日，但粟裕堅持不帶走有家庭負擔的同志，不增加群眾負擔，隻帶走了沒有家庭負擔的7人。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挺進師主力改編的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七團隊離開浙南，奔赴皖南前線，開始馳騁抗日疆場和解放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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