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以忱推薦黃陂會館作為“五大”會場

　　蔡以忱（二排左一）與董必武（二排左三）等的合影。

　　中共“五大”有兩個會場，即在武昌與漢口先后舉行。漢口的會場之所以選在湖北黃陂同鄉會會館（簡稱“黃陂會館”），與湖北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蔡以忱有著密切關系。

　　參加黨的“五大”籌備工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隨著1926年10月北伐軍克復武昌，革命勢力從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在北伐戰爭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高漲的同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也加緊了反共分裂活動。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並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

　　這時，到武漢不久的汪精衛打著反蔣旗號，迅速取得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導權，武漢國民黨的許多上層人物，一面高喊反蔣，一面卻企圖聯蔣討奉。蔣介石則一面策動破壞武漢的政治局面，一面聲稱隻反共不反武漢政府，要求寧漢雙方共同北伐，力圖緩和武漢的反蔣運動。

　　在暴風雨已經來臨之際，192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中央全會，正式決定在武漢召開黨的“五大”，同時成立由共產國際代表、在武漢中央委員與湖北區委組成的聯席常務會議。這是一次在非常時刻舉行的非常會議，作為中共湖北區委委員、宣傳部主任（部長）兼武昌地委書記的蔡以忱，與負責會議安保的武漢市公安局局長吳德峰出席了聯席會議。蔡以忱在發言時指出，由於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江城暗流洶涌”，而中共大多數代表均住在漢口，如果在武昌開會，代表們乘輪渡（當時沒有長江大橋）往返兩岸需兩三個小時，“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他代表中共湖北區委報請五大籌委會秘書長蔡和森同意，會議開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學舉行，而后則轉移到漢口的黃陂會館舉行。整個會議定位“半公開”——開幕式是公開的，但后面的議程則是不公開的。

　　推薦黃陂會館作為“第二會場”

　　蔡以忱早年參與組織了武漢地區的學生運動，他的長兄蔡極忱早年與董必武一起參加武昌起義，並結下深厚情誼。正是這一機緣，在董必武的影響下，蔡以忱投身大革命，並經董必武介紹於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參與創辦了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歷任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中共湖北區(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農民部長，中國國民黨二大代表並任青年運動審查委員會委員等職，是中共湘鄂兩省的早期領導人和湖北農民運動的重要領導人。

　　蔡以忱之所以提案把漢口會址至於黃陂會館，主要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這裡安全、便捷、適用”。首先，興建於20世紀初的漢口黃陂會館是當時漢口比較豪華的西式會所，場地寬敞，設備配套，適合作“五大”會場。據1930年的《武漢三鎮實測詳圖》記載：“黃陂同鄉會”坐落於漢口濟生三馬路與京漢鐵路之間，同中山報館、仁厚裡相鄰，在雙洞口門附近。會館是一幢西式風格的兩層樓建筑，呈長方形，一頭開著派頭很大的大門，有兩扇大鐵門﹔一頭立著三開間平房，中間是氣勢宏偉的大廳﹔大廳架著門板的戲台，布置為大會主席台，台后翻軒為休息討論處。台下可容納數百人的觀眾席為一般代表席位，正式代表的座位是當時學生上課所用大長凳長靠椅與課桌，旁聽人員隻能站立﹔右邊房間是秘書處辦公的地方，文件油印也設於斯，左邊房間留作備用。從大廳至大門隔著一個長方形院子，當中一條石路，兩旁為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圍牆。而黃陂會館毗鄰的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名將唐生智所部的軍營與校場，有全副武裝的軍人操練與站崗放哨，閑雜人等難以接近會館。其次，黃陂會館大門旁邊設有兩間警衛室，裡面常住便衣衛士，每天三班，24小時執勤，並與門外的便衣利用暗號保持聯系。而會議期間，由於會館四周地方寬敞、視野開闊，除吳德峰領導的武漢市公安局警察部隊五大安保主干人員外，還有漢口總工會工人糾察隊隊長范正鬆率隊化裝成便衣布置在各個崗位，擔任警戒。第三，黃陂幫會中的進步人士經常在此聚會，蔡以忱可以通過人脈關系，以維護黃陂會館財產安全為由，說服黃陂旅漢鄉紳與幫會老大到會，“為老鄉捧場”，讓他們對大會進行暗中保護。

　　參加大會，被委以重任

　　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羅章龍等人。尤為“非常”的是，這些人大多數都已上了蔣介石的“通緝名單”。此外還有若干非正式代表。出席開幕式的，有專門前來指導中共“五大”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在武漢訪問的國際工人代表團，還有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團，聯共(布)宣傳工作者代表團。國內的有國民黨、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農民協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的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徐謙，英國、法國、美國共產黨的代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代表等向大會致辭祝賀。

　　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開幕式結束后，中共“五大”於4月28日休會一天，29日正式將會場轉移到漢口濟生三馬路黃陂會館舉行。開幕式的隆重熱烈，其實難掩局勢的嚴峻和危機的緊迫。代表們更希望找到解決當前危機的途徑和辦法。所以，從第二天開始，會議轉移到黃陂會館秘密舉行后，便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據與會者鄭超麟、張金保回憶，黃陂會館開會當日“會議主席台上方並排挂著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旁邊牆上張貼著紅標語。台下座無虛席，約有300人，其中很多著軍服，挂皮帶，纏綁腿的人”。

　　4月29日，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長達6個小時，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瞿秋白散發了他寫的小冊子，並作了系統發言。隨后，蔡和森、任弼時、毛澤東等人也進行了發言。毛澤東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五大”開幕后第三天，正准備叛變革命的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突然要親臨會場“祝賀”。蔡以忱得知后，立即會同大會秘書長蔡和森等組織安保人員撤去牆上的標語，換上“國共合作，革命必勝”的標語，把主席台上孫中山的像移到正中，還在中國共產黨黨旗旁挂上中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

　　5月1日，“五大”與會代表參加了武漢各界隆重舉行的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5月2日、3日為大會發言，6日休會一天。大會於5月9日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44人，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中央級紀律檢查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10人。隨后，黨的“五大”在黃陂會館勝利閉幕。

　　在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中，蔡以忱與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7人為委員﹔楊培森、肖石月、阮嘯仙3人為候補委員﹔王荷波為主席，楊匏安為副主席。

　　會后臨危受命，參加領導秋收起義

　　1927年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局勢陡然嚴峻。6月24日正在湖北武昌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被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前往湖南應變時局。行前，他拜托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漢口市委書記羅章龍物色一位懂軍事的同志一道去長沙籌備武裝起義。羅章龍即向剛剛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輪流值日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匯報，選擇了中央監察委員、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農民部長蔡以忱。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后，蔡以忱臨危受命出任安源市委書記。秋收起義中，蔡以忱曾率領工農革命軍佔領醴陵縣城，創建與領導中共湘西特委。1928年10月25日，在湖南澧縣組織武裝暴動工作的蔡以忱，因叛徒出賣被捕，於澧縣縣城小南門壯烈犧牲，就義前賦絕筆詩一首，詩雲:

　　申鳴大義臣，仗劍掃煙塵﹔

　　橫刀眉梢笑，忠貞掩昆侖。

　　（作者為武漢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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